陈思和前言后语
  已经是二十年过去了，当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里，性格最活跃的同学当中，吴基民应该算是一个。像他这样个性特点的人本来是很适合当一名新闻记者，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毕业时他去了文史馆工作。我很难想象他这样生龙活虎的人到文史馆去能做什么，可是我其实多虑了，文史馆本来是藏龙卧虎之地，大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中，猛虎离山、蛟龙潜渊的命运浮沉是很普遍的现象，聚天地不平之气，视百年沧桑之云，各路可歌可泣的悲剧性人物都汇集于此地，基民兄以新闻记者的敏锐与中文系出身的修养，在其中如鱼得水，收集各种被历史的胜利者所掩盖的破碎信息，于是，毕修勺、黄定慧、顾顺章、关露、李秋君……各种传奇式的人物命运都汇集到他的笔下，仿佛要借助于他的笔，显现出历史壮剧幕后的悲剧性角色的灵魂来。这本《谜一样的一段情》（上海远东出版社即出）所收的各种传奇故事，大约都是根据他在文史馆时期积累下来的史料所写，以后基民兄还是到了传媒领域，人尽其材地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但我想文史馆的这段经历是他人生中很宝贵的时期，他创作了许多凄迷动人的传奇，塑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留给人们很长很长的沉重思考……
  这本作品集所叙说的故事，大致分做两类，一类以男性为主人公的故事，大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惊天动地的惨剧，如顾顺章叛变、如“四一二”事变等，都是大事件，过去中共党史里都是有记载的，但又语焉不详，吴基民兄对具体事实经过一一钩沉，于当事者口中的活材料，再证于史实，使许多细节再现于史，为以后的党史研究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如对原中共书记向忠发的叛变，一向有不同说法，但在黄定慧的情报生涯里间接地提供了有力的旁证（请参阅《一个经历三次婚恋的奇女子——黄定慧》）。有些材料，我在作品初发表时读到过，如顾顺章叛变后灭门的惨剧，这次出版作品集时被删去，也许作者是出于谨慎，但从历史的真实意义上说，这些历史知识有助于我们认识政治斗争的复杂与残酷，足以引起后人的深切反思。向忠发顾顺章这些人，多半是带着流氓无产阶级的社会习气卷入残酷的阶级斗争，本来在思想上品质上远不及第一代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人，由于东方近代社会的特有文化所提供的政治舞台上，受过良好的现代思想文化熏陶、或者怀着纯粹美好理想的革命知识分子无法在这块充满阴谋诡计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却造就了一批流氓无产阶级的领袖，现代政治史里到处可见这号人物，流氓大都以无固定的精神追求为特征，在风云际会中他们也许会成为一时的滑稽英雄，可是他们本来就不知革命的最终目标为何物，本来就没有彻底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作准备，本来就缺乏用理性来判断事物的能力，一旦在命运经受考验的关键时候便露出了骨子里的贱相。我们过去研究党史总是批判知识分子的左倾右倾，却很少将这批流氓政治领袖作为对象加以研究，所以吴基民兄笔下的叛徒列传，不仅仅是历史学的课题，而对今天仍然有着切实的意义。书中还有几篇以知识分子的坎坷经历与不幸命运为题材的作品，如关于郁达夫、李叔同和毕修勺的故事，虽然也是小人物在历史巨涛下的悲情故事，但所歌颂的崇高人格与高贵灵魂与这批流氓政治领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书中另外一类故事，是以现代知识女性为主人公的传奇，所揭示的就如书名所示：谜一样的一段情。这“一段情”，是指女主人公生命历程中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经历，所恋对象又往往是现代文化史上的精英龙种，必然以轰轰烈烈的生命宇宙大爆炸为其壮观；但这“谜一样”，又暗示其必定是在某种历史主流话语的遮蔽下的爱情悲剧，爱得扑朔迷离，爱得云幔雨幛，爱得难言难诉。如关露、黄定慧与郭安娜，其爱情是在政治斗争等外力的冲击下破如碎片，或说当事人是无辜的，为国家为民族为革命，但是，为了这样冠冕堂皇的宏大理由，其爱情——个人生命中永恒的幸福，个人一生的生存之意义与价值，就真的如此微不足道么？导致这样悲剧的历史本身就没有丝毫让今人反省的成分吗？吴基民兄处处着笔于政治人物对爱情的漠视，悲天悯人之心弥散于文字之间，读者不难体验历史的残忍，如果抽去这种悲天悯人之心，名人的爱情也不过是文化市场上的庸俗点缀而已。《郭沫若日本回来始末》写的是郭沫若亡命日本期间与日本妻子相依为命的故事，但于中日战争爆发前夕，他秘密回国参加抗日，这固然是出于民族大义，其别女抛妻的壮举也一再为国人称道，但是从郭安娜的立场来说，郭沫若决定回国参加抗战的一瞬间起，她的被抛弃的命运已经是无可挽回了，出于不忍之心，基民兄没有写安娜留在本国受尽严刑拷打，历尽千辛万苦等待与丈夫团圆，而等来的却是一场忘恩负义的大悲剧，但他并没有把制造这个悲剧的责任一味放在缺乏责任心的浪漫丈夫身上，而是通过钱瘦铁夫妇在安排郭沫若秘密回国时的不同心情，淡淡地揭示出民族文化的积淀。古老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雄性话语为主体的文化史，所谓“兄弟是手足，妻子是衣服”的格言一向为男人们津津乐道，但是言说者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一个前提：第一个说这话的人所指陈的“兄弟”并不是血缘上的亲兄弟，不是的，被称为“手足”的不过是其政治斗争所依靠的主要力量而已，这句英雄豪言置换成白话就是：只要我得天下，赔个老婆也没啥。这才是中国雄性社会的传统文化心理，它的虚伪性常常在冠冕堂皇的“大义”之下，干出了扼杀人性的勾当。郭安娜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中日两国的战争造成了多少家庭的破碎？如从现实的政治斗争角度来理解，非常时期的个人爱情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有其必然性的原因；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心安理得地让爱情来服从于社会斗争需要，轻易把它就毁灭了？这就值得人们深思了。关露的爱情悲剧似乎更加说明问题，基民兄还是出于不忍之心，只是含糊地写出了关露受派遣冒万死战斗在汪伪特务机关的心脏，本来是德配天地的民族英雄，胜利后却不见容于自己的阵营。但是关露在不公正的政治命运下还遭遇了更不公正的爱情命运，本来在沈志远以后，她与另一位中共党员、左翼知识分子建立了爱情关系，抗战时期那位男子远在重庆担任了中共党的重要工作，而关露只身深入敌伪世界做着九死一生的工作，这是抗战的需要本也无话可说，等抗战胜利后关露提出与那位男子结婚，可是当时关露的名字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被当作汉奸，有关领导考虑到影响不好，便阻止了他们的婚事。显然，这又是一个郭安娜的命运，即在安排关露从事秘密工作起就决定了她的悲剧性命运。这些悲剧今日重新提起，已经很难为青年读者理解，但如果把这些出生入死的献身精神，仅仅读作爱情与间谍的故事（不幸的是，我见过这样来描写关露的通俗作品），那实在是轻薄了这位伟大的中国女性。
  这部书稿中的故事我大多都在文章发表之初就读过，其中最令我感动并叹息再三的，是《蒋碧微生死恋》，虽然我也读过蒋碧微的自传性作品，但仍然被基民兄生动的文笔所打动。为此，我于一九九七年去台北访问时专门去参观道藩图书馆，想从张道藩的资料里寻找这个故事的余韵。但感到遗憾的是，无论在张道藩生前所写的回忆录和死后别人所辑录的《文坛先进张道藩》里，还是在张道藩的传记《文艺斗士》里，均无只字提到蒋碧微，相反却有很多篇幅写了他的太太如何大贤大德，家庭又如何幸福，等等，许多赞语均由张道藩亲口说出，而对他苦恋二十余年，同居十年的蒋碧微却仿佛不存在一样。幸好蒋碧微的回忆录发表于道藩生前，尚留下一个在现代政治与艺术世界里苦苦追求人生与爱之真谛的真实影子。张道藩曾于抗战南京守城之际给蒋碧微立下遗嘱：“一、请将我所著的剧本，汇集齐全，出一部专集；二、假如我的各种作品还没有被焚毁，请为我出一本画册，作为我学美术七年的纪念；三、我最近几个月的笔记，你可以加以删改，隐去关系人姓名和字句，在适当的刊物上发表，作为我和你的爱情纪念。”当时张道藩身上的浪漫主义艺术家的气味未脱，还能写出如此动情的遗嘱。于是蒋碧微出版回忆录《我与道藩》便是实践第一个诺言；张道藩死后一年，蒋碧微在负债累累，急于出售住宅以渡经济难关的情况下，出资印出张道藩的彩色画集分赠亲友，实践了第二个诺言；张道藩死后第二年，蒋碧微又在友人的帮助下辛苦搜集张道藩在大陆期间发表的七个剧本，把《张道藩戏剧集》印了出来，实践了第三个诺言。我在道藩图书馆找到这本自费出版的书，后面只印着“印赠者：蒋碧微。非卖品。”
  关于基民兄和他的这本书，我想说的大致就是这样，现在这部书稿将要出版，基民兄嘱我写几句做为序，我也不知这样写法算不算序文，希望能对读者读这本书有些帮助。
  一九九九年八月七日于黑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