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人资料：　Abdul　Hamid　Bin　Lateh之子Ismail　Bin　Abdul　Hamid，身份证号0227639，马来西亚，住址：　3410，Taman　indah；　Tampin；　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　West　Melaka，邮编73000。日占时住址：　KG　Bukit　Temensu　K　pilah　N。S。。
  蒙难地点：　在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回来后身亡。
  投诉内容：　我父亲写以下这些话的时候，他病得很重。他记下了这些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的1942年期间所遭受的不幸的事实和难以忘记的经历，他是其中一个受害者（战争开始于1941年8月12日）。当我写下这封信时，我敬爱的父亲已于1994年11月22日上午9∶30去世了，享年78岁。
  我父亲说：“1942年1月中旬，在我从工作的Mersing　Public　Works　Dept地方回来后，我在Kampong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被日军强制拉夫。当那些枪口对着我，我无法逃走。那时我妻子已经怀孕5个月，那是我第三个儿子，名叫Ismail。
  “我们和其他人被带上军车去了Seremban火车站，在那里我们和另外上百人在日军的监督下，一起坐火车被送到泰国的一个叫Bampong的地方。
  “到达后，在枪口的威胁下，我们被迫爬上军车并被带到泰国Kancanapuri。然后，在监督下，我们步行跨入丛林，直到抵达一个营地，之后，我们每25人分为一组，被安扎下来。那个地方驻扎着上百个营地。
  “在丛林中，我们立刻被迫开始砍树，用肩扛运圆木，作为修筑铁路用的枕木。我们只有在晚饭和睡觉的时候才轻松一点。
  “这些不幸的事件发生后，我的噩梦还在持续。在煮饭的地方，壶里给工人喝的沸腾的水恰巧泼到了我的左脚。我昏了过去，之后一直在痛苦的呻吟。我不能战立，也不能走路。日军给我一些碘酒，这并未治愈伤口反而使其恶化。在那里几乎没有治疗的条件。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些日本军官在营地的数百个病人中，选中了我，让我回家。我和其他人爬上火车，途中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没有药物治病。我们在Seremban火车站下车，并每人发给5元日币和5袋大米。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带我回到Kuala　Pilah的家，然后被朋友送到医院。日本人没有给任何治疗，而是把我连同一些尸体送到了太平间。当日军走后，我从尸堆中爬起，走出太平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1945年战争结束的几个月之后。
  “我被一些朋友送回医院，受到英军的照顾，直到我的腿脚完全康复能够走路，但是却留下了永久的伤疤，直到我死去。”
  另外，我想补充一些东西：　在他晚年，他一直努力寻找一些人和机构，可以调查这些事情，并能够帮助他及他死后帮他孩子索赔。在我和马来西亚日军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委员会主席孙建成先生见面后，我告诉他，我已成功找到这样的机构，他很高兴，并变得很有信心。
  在我父亲去世的前两年，身体一直不好。双眼视线模糊，几乎失明，加上腿脚不便，导致他一直卧床不起。他对我说，无论是在他活着时还是在他去世后，为了要通过这些机构，向日本政府要求索赔，直到满足他所有的心愿，要做好一切必要的工作。他告诉我，日军不人道的行为，成为他一生和他家庭难以忘记的悲剧。
  我敬爱的父亲在经历长期的病痛之后，于1994年11月22日在Kuala　Pilah地区的医院去世。我期望相关人员的关注和介入能对这件事情的提出起到一定作用。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并期待一个友好的回复。日本政府必须对我父亲所受的痛苦负责，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1日。
  谢汝普
  71．　蒙难者：
  谢汝灿，男，1912年出生，胶工。
  投诉人资料：　谢汝灿弟弟谢汝普（Yee　poo），1913年出生，身份证号1309216，祖籍广东高州，住址：　Yu　lian　Motor　Repair；　Machap　Umboo；　Alor　Gajah；　Melaka，邮编78000。日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巴丁马六甲，陈贞禄胶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哥哥于1938年从广东高州来巴丁马六甲陈贞禄胶园，以割胶为生。日军占领期间，四母子一嫂同住一屋。1942年3月间，园丘（经）理为刘道安，他接到日军司令的命令，要每家抽一壮丁去修死亡铁路。我哥哥答应前去。当天早上10时左右，在巴登马六甲火车站给他送行。他被日军送到泰国，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认为他死了。一起去的还有其他五六个人也死于疾病。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日。
  李伟
  72．　蒙难者：
  叶海，男，78岁，锄草工人。
  投诉人资料：　叶海之妻李伟（Lee　Wee），76岁，身份证号2316195，退休，祖籍广东，住址：　E61；Kg。　Baru；　Kulai；　Johor，邮编8100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0）
  蒙难地点：　泰国边界，南昌站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日本占领时期的1942年5月，我丈夫叶海被日军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在该园丘每组25人抽3人，由新山火车站乘了几天火车抵达目的地。大约在1945年农历七月，他吐血身亡，埋在铁路旁。我每时每刻都在盼望我丈夫回来。后来吕先生告诉我他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4日。
  廖英
  73．　蒙难者：
  廖桂，男，34岁，种菜。
  投诉人资料：　廖桂孙女廖英（Liew　Yeen），48岁，身份证号2036044，胶工，祖籍大浦，住址：　老同成园，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怡保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尾，在怡保埠，我祖父廖桂被日本军拉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战后也没有回来。我母亲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他无法忍受日本人的拷打，身体一直不好，因为那里没有吃的，生病时也没有药物治疗，最后他死于疾病。埋在哪里也不知道。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给予公道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黄妹
  74．　蒙难者：
  黄信，男，38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黄信之女黄梅（Wong　Moi），57岁，身份证号2475758，祖籍广东罗定，住址：　马口朱区No。115　Chu　Waid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芙蓉巴尾。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黄信是在1942年5月去芙蓉市区购物时被日本军捉去的。当时曾有人看见他被迫上了一部卡车，那车上有很多人。听说这些人全部被送到芙蓉火车站，然后用火车送到泰国边境建造死亡铁路，他就再也没有回来，客死他乡。战后回到马来西亚的人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说，我父亲被日本人拳打脚踢。所有的强制劳工都被残忍的日本人虐待。在那里就像是在地狱一般，没有食物吃，没有住的地方，没有衣服穿。作为他的女儿，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给予公道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5）
  谭妹
  75．　蒙难者：
  谭门，男，35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谭门之女谭妹（Tham　Moi），52岁，身份证号3810049，割胶，祖籍广府，住址：　18　Taman　Bahau　Bahau；N。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父亲谭门被日本军拉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战后回到马来西亚的人说，我父亲死了。他们说，他无法忍受日本人的虐待。他没有足够的食物吃，生病了也没有药物治疗。我父亲被抓走后，我母亲为了让一家人能在一起，不得不辛苦的工作，她受了很多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们所遭受的磨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6）
  张银
  76．　蒙难者：
  郑华，男，90岁（如果现在活着的话），锄草工人。
  投诉人资料：　郑华之媳妇张银（Chong　Yoon），73岁，身份证号2316510，退休，祖籍广东，现住址：　D33　Kampung　Baru；　Kulai；　Johor；　Malaysia，邮编81000。日占时住址：　Japan　Estate；　Kulai　Joh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张银，今年73岁。1942年5月，在古来，我公公郑华被日本兵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地点在南昌车站。两年多以后，他死在那里。我是他惟一的亲属，我希望日本政府负起责任，对我亲人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因为当年，有许多无辜的年轻壮丁因为劳动过度而生病，在缺少药物治疗的情况下而死去。
  投诉日期：　1994年11月20日。
  谢贵元
  77．　蒙难者：
  谢常义，男，38岁，什工。
  投诉人资料：　谢常义之子谢贵元（Cheah　Kui　Yuen），60岁，身份证号2990086，祖籍梅县，现住址：　文德甲，No。2831；Kampung　Baru；　Mentakab；　Pahang　Darul　Mammur；　Malaysia，邮编284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大街。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12月某一天的早晨，日军突然出现在Semenyih镇的大街上，逮捕年轻人，把他们送到缅甸修筑死亡铁路，我父亲也在其中。自从他被抓走后，就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可能死了。
  正如我身上的证据所证明的，我父亲被抓走的那天早晨，我和他在一起。当日军粗暴的把我父亲拉上一旁停着的卡车时，我试着爬上车把我父亲拖下来，我试了两次，但是都徒劳无功。一个日本兵非常恼怒，打了我两巴掌，用刺刀把我的左耳割掉了，同时把我推下了车。那时我10岁，掉下车后我昏倒了。
  这就是我父亲那天早晨被抓走发生在我身上的悲剧。现在作为他惟一的后裔，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我父亲的死及我和我母亲所受的伤害给予某种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6日。
  温功发
  78．　蒙难者：
  温有，男，32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温有之子温功发（Ong　Kong　Fatt），54岁，杂工，身份证号1323991，祖籍广东，现住于No。19；kg。Baru　Mahsan　Bahau；N。S。，邮编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口庇朥路38埠。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修建“死亡铁路”时死亡。
  蒙难时间：　1942年（被抓）
  投诉内容：　我父亲在1942年年末在马口街上被日军捉去坐火车，送去泰国修死亡铁路，一直没有回来过，后来听一些生还者回来说，我父亲是脚烂而死的，希望日本政府能就此给以公道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7日。
  李儒
  79．　蒙难者：
  李钦，男，51岁，矿工。
  投诉人资料：　李钦之侄李儒（Lee　Yee/Lee　Joo），73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442618，现住于No。97；　Pekan　Baru　Kaki　Bukit；　Perlis，邮编0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Batu　12；　kampong　Tasoh；　JLN；　Kaki　Bukit；　Perlis　Malaya。
  蒙难地点：　泰国“死亡铁路”时亡故。
  蒙难时间：　1942年7月间。
  投诉内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南征，统治新马，我伯父是在吡叻州金宝埠的东生锡矿公司做工，当时全部的锡矿工作已告停顿，不过他仍在该公司住宿，在该处周围的空地栽种一些红薯及杂粮之类来维持生活。那时我父亲李钿曾数次邀他北上玻璃市耕种，他却不听劝告。1942年7月某日，他被日军捉去参加修筑“死亡铁路”，当时跟同他一起被捉去的还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名叫池炳，由于火车在开往北上巴东勿刹时，他那机智的同伴终于在半途逃跑了（大约火车在晚上时在巴东勿刹有逗留片刻），巴东勿刹距离加基武吉只有8公里左右，过后据说池炳来到加基武吉，还与我父李钿说了许多关于李钦的不幸，这全都是事实（因为池炳在中国也是我们的邻居，来到这里我们还是互相来往的）。我伯父他这一去就音讯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