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1）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5日。
  梁慎言
  211．　蒙难者：
  梁丕日，男，55岁，商人
  蒙难地点：　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8日。
  投诉人资料：　梁丕日之孙梁慎言（New　Sik　Lian/Neo　Sin　Gian　），54岁，商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2329993，现住于26　Jalan　Jaffar；　Benut；　Johor；　Malaysia，邮编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文律。
  投诉内容：　我祖父梁丕日当年55岁，是个商人。1942年3月8日，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把他捉去，在文律码头把他枪杀了。如今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给予我们受害者家属合理赔偿。这样，日本政府才有资格谈民主与人权。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29日。
  杨易松
  212。　蒙难者：
  杨旭新，男，51岁，裁缝
  丘梁清，女，49岁，家庭主妇
  杨南群，男，3岁
  杨淑兰，女，10岁
  萧葵花，女，13岁
  黄亚狗，男，1岁
  蒙难地点：　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8日。
  投诉人资料：　杨旭新之子杨易松（Yong　Ah　Boon/Yeo　Aik　Song），74岁，裁缝，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15029（2329761），现住于柔佛州文律惹兰惹吧24号（Jalan　Jaffar；　Benut；　Johor），邮编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柔佛文律。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8日，日军在文律码头的屠杀中杀害了我的父母、儿子、妹妹、弟媳及外甥，我的这些亲人无辜被日军残杀，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给我们一个公平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1日。
  Saleha　Bte　Abd　Hamid
  213．　蒙难者：
  Abdul　Hamia　B　Gamat，男，20岁，部队番号：　Heho　342。
  投诉人资料：　Abdul　Hamia　B　Gamat之女Saleha　Bte　Abd　Hamid，身份证号3325269，Suri　Rumah，马来西亚人，现住于Batu　8　Kampung　Gelam；　Tg。King；　Malacca　Melaka，邮编76400。日占时住址：　Batu　8　Kg　Gelam，Tg　Kling　Melaka　Malaysia。
  投诉内容：　我是Abdul　Hamia　B　Gamat的女儿。日军占领w。e。f的1942—1945年，我父亲被送到Papa　New　Gunie为他们服役。他们所乘坐的船被美国人用Tyopdo击中，他死了。和我父亲在一起的还有Baba　Bin　Abdul　Rahman先生，他所在部队的番号是：　Heho　350。这是我所知的我父亲的事。那时，生活很苦，量入为出都很困难。更多的信息请你和Baba　B　Abdul　Rahman先生联系，他居住在8th　M/S　kpg。Gelam　Tg。Kling　76400　Melaka。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4月20日。
  曾思贵
  214．　蒙难者：
  曾Kim　Chien，男。
  投诉人资料：　曾Kim　Chien堂兄弟曾思贵（Chen　Soo　Kooi），身份证号2483451，现住于297；　Kanp　Ung　Baru；　2350　Semenyih。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堂兄弟曾Kim　Chien被日本军逮捕。他被残忍的日本人拷打。他无法忍受无尽的拳打脚踢，最后在拘留期间死去了。为什么日本人要杀害这个守法的居民？作为他的堂兄弟，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堂兄弟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8日。
  215．　蒙难者：
  李桦卓（Lee　Wah　Cheak）李桦卓、黄再炎、叶尚友、蔡大善、陈福来、游镜传、谢昭思、梁亚六等八人的资料为柯冰蓉女士调查提供。
  投诉人资料：　李桦卓本身，男，76岁（已去世），住址：　BLK　713　Clementi　West　Street　2，10119，Singapore　120713。
  投诉内容：　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约一两星期，我住在丹戎百葛（Tanjong　Pagar）一排店屋楼上，白天在码头对面的日本造船厂里工作。某日，来了一名男子，并非日本军人，操着方言，极可能是日军的“走狗”，也是当时我们称为“汉奸”的华人，来逐家敲门，喊我们“所有男子，快出来！去排队受检证！”
  附近屋里的男子陆续走出来，往旧丹戎百葛前面，现在的珊顿道一号（No　1　Shanton　Way），便是当年的“大检证”现场之一。队伍排得很长，前方设一桌子，两个日本军人坐在桌旁，“汉奸”立在近侧，凡有人排到桌前，汉奸与日本军人或点头或摇头或耳语，交谈几句话，便决定该人是否应盖下“检”字章，有人盖在上衣的项后，有的携了手帕去盖。没有盖上章的人，被令立在一旁，以待集合，当人数凑够一车，便由军车开来载走。听人说，他们被载到海边射杀，或载到不知何处隐秘地点，被开枪“处理”掉！永远再不回来了。
  我当时侥幸，拾回一条命，章被盖在身上的汗衫上，那二三十日里，每天都小心翼翼，穿着“检”字衣出入，连洗澡时，也先把衣衫脱下收好，不敢碰到水。直至穿脏了，又剪下“检”字，放在口袋中，随时准备日军截查，用以保命。携带“检”字出门的日子，持续数日，弄得人心惶惶，惊恐不已。
  检证期间，传说岛上有六七处电灯柱上挂了人头，我亲眼见到一个黝黑、血淋淋的人头，挂在丹戎百葛火车站对面，即是现在PSA造船厂外面的电线杆上。日军在检证期间，为了惩戒市民“不许违抗”，用杀鸡儆猴方式警告市民。
  冲　击　事　件
  我的出生日期并不很明确，因9岁丧母，父亲又不记得我的生日。1942年，登记上载14岁，而父亲说我应该是16岁，我之所以参加抗日的动机出于一件难以泯灭的目击事件。
  李桦卓先生站在実龙罔路，指出当年他14岁，日侵新加坡时目击日本士兵射杀老人的现场
  日军入侵那年，有人分派给我们日本旗。我当时逃难至山芭、碧山一带，我们村民被令列队欢迎日军从Johore（马来西亚柔佛新山）渡过长堤入城，传说英军已投降，要我们观看日军骑自行车进入市区，浩浩荡荡，长驱入城，这景象令我感到极大耻辱。
  不久，我又避难至梧槽大伯公附近。有一日，我到火城，朥明拉街附近，经过与実龙冈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日军在该处设了岗哨，有一两个日本兵在值班，拿着长枪。人们每当经过这个十字路口，都要诚惶诚恐，弯腰鞠躬而过，那时日军刚占领本岛，很多人尚不习惯这种礼仪。
  当时有位老人，好像刚刚自坡底购粮食归来，骑着自行车，他也许太紧张，也许忘了，却突然记起要鞠躬的事，正想从车上挣扎下来，就在这一刹那间，日本兵士对他呼喝了一声，随即举枪，对着老人扣动扳机，老人应声倒地，鲜血直流，老人完全没有辨白余地，就这样含冤而逝。
  我立在商店五脚基（走廊）下，目睹恐怖的这一幕，气愤得想随便在身边找一根棍，或任何工具，痛击该日本士兵，以替老汉报仇。这位老人的家人一定是等待他从坡底买粮食归来，久候不归，心情该是如何焦虑不安，思及此处，令我更加哀痛不已，遂萌生一定要加入抗日地下组织之决心。
  参加抗日组织遭拘捕下狱
  我家共有父亲和三个兄弟，长兄很早便潜入马来西亚，参加抗日组织，在马来西亚沦陷不久便遭日军杀害。（父名李焯辉，牺牲时50岁）。
  老人被射杀事件发生后，我要求二哥（李荣卓）介绍，加入地下抗日活动，二哥便叫我与一位派送《抗日阵线》报的会员联系，那位会员叫我学习看懂这份报纸报道的活动内容，每次阅读完毕，再将此报传给他人阅读。
  大约一年后，二哥被捕牺牲，父亲在二哥逮捕后受株连，惨遭杀害。
  我完全不知道二哥所处组织名字及工作内容，我只与其中一人直线联系。二哥殉难后的两三个月，便轮到我也被日本宪兵队跟踪并拘捕。
  地点在福建街，宪兵队来了五六个日本军人，穿便衣，把车停在离我住的旧店屋约50米外，我由两个便衣以肩胛夹持上车，押到奥思礼岗（Oxley　Rise）的日军宪兵行刑所，是一栋大洋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2）
  我们一家四口之所以受到逮捕、杀害，是由于一位抗日组织的头头当两头蛇，把我们的名单出卖给日军，以换取自身安全，此人现居香港，很多人遭他出卖，被捕牺牲。
  拘留所的拷问
  我被关押在拘留所中，宪兵轮流审问，日本兵喝着咖啡问道：　“快把事实全盘供出！”
  我回答：　“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也不愿说出同个组织的人名，我不想连累他人。日宪兵问得多，毫无答案，便开始动怒，咖啡喝完后便开始行刑，诸如：　拷问，用电流电击双手，捆绑双手吊起，特别是电击最痛苦，痛得全身颤抖，冷汗直冒，晕死过去。这样反复折磨多次，最后都带回拘留室休息。行刑地点与拘留室分隔，设在不同的建筑物里。
  拘留室中有其他数人共同关押，每个人所受的刑不同，有的被打得死去活来，有的被灌水，有的被电击，然而都是极其残暴的手段。我们被关押在里面，最怕听见宪兵的穿着军鞋的步行声，简直胆战心惊，闻鞋声色变，每回听见，便想不知谁又要受暴行，又不知要采用什么刑具，恐惧万分。
  在关押的一个月中，每日审问一两遍，有时两三日一遍，并不定时。
  终于有一日，幸运之神眷顾。我已被装绑上灌水刑具，险些要行灌水刑，一位高级长官模样人物恰巧路过走廊，见我是个少年，便喊道：　“Dame！Dame！”（日语是不行！不行！）又一边叫士兵给我解下刑具。听说被灌水的人尤其痛苦，不但返回拘留室中日夜呕吐，状极哀恸，身体损伤也无法预测，日后有后遗症，很多人知道“医得好寿命亦不长”。
  日本帝国法庭
  由于连日来，在奥思礼岗行刑所，日军对我问不出情报，行刑亦无济于事，于是他们把我控上“日本帝国法庭”（即今天称高等法院的地点）。我们一共有十六七名“犯人”被日军用几条粗绳捆绑，连成“一串”队伍，双手被反绑入庭。
  我排行第三名，算是重罪罪犯。不久通译官经过法官宣判，宣布道：　现在法庭宣判你们的罪名。
  李桦卓指出目前的新加坡高等法院，即为当年他受审判刑的“日本帝国法庭”
  “第一位某某某，你参加抗日运动，犯法，死刑！”
  判刑由前至后，从重至轻。法官宣判完毕，接着说：　“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可以说出来；或者想为日本皇军提供协助的，都可以发表心志，刑罚将可从轻发落。”
  第一位犯人，惊慌得只知流泪痛哭，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法官说：　“住嘴。”第二位也哭泣涕零，不过尚冷静地说：　“要求减轻刑。”到了我，我没哭，只俯首向下望，法官说有话要讲吗？
  我要求通译官传达：　“可以发言吗？”反正不免一死，还不如鼓起勇气，把心里憋着的闷气吐露，于是我开始问道：　“你们日本诸君为何不住东京？你们有家眷，家里也有父母子女，有天伦之乐吧？为何不在家享受天伦之乐，而跑到此地来呢？”
  法官微微笑，点头，又说：　“继续！”我说：　“你们应当留在家里，不应来侵略他人国土。我们全体抗日，新加坡人全都抗日，我们本来就是参加组织的，不畏一死！不多求什么，只要求不判死刑，宁要终身监禁，请考虑。”
  十六七人陈述完结，退场，休息。再出审时，军人列队持枪械武器，严阵以待，气氛恐怖异常，好像马上抄斩，人头落地似的。法官宣判：　“再确实判词，这次不能改。”“第一位，死刑。第二位，死刑。第三位，本官判因少年无知，被他人利用，特宽大判他监禁十五年徒刑。”
  那当儿，说实在话，我如释重负，如同由地狱边缘捡回一条命似地放下心头大石。
  欧南园监狱经历
  审判过后，我们一行十余人被迅速带至珍珠山附近的欧南园监狱。狱里设刑场，前述两位被判死刑的犯人，解至刑场，午饭都不让吃，便推上吊台，即刻正法，吓得我们面面相觑。
  狱中生涯好比活人地狱，所谓稀粥全是浆水，只有几粒米飘荡，狱卒与犯人合共在院子里种植一种苋菜，高大如人身，茎粗长毛刺，许多人进食这类苋菜，死于肠出血，我也差一点送命。我被送进监狱里的医院治疗，不见康复。看见医院门前悬一死亡人数牌子，每日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大家都十分惊恐。我的肠出血症，幸得一位狱友向印度狱卒行善，冒险托人从外面带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