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惨遭屠杀的暴行中，新加坡“检证”大屠杀最具典型，它同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大屠杀被后人列为日军在亚洲所犯的三大暴行。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为了稳固其统治，山下奉文下令从2月18日开始展开扫荡行动，以搜捕敌对的华侨，其搜捕标准共有9条：1。　曾经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积极活动之人士。2。　曾经最慷慨地捐输给筹赈会之富裕人士。3。　南洋华侨救国运动领袖陈嘉庚之追随者以及校长、教员和律师。4。　海南人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属共产党分子……5。　凡在中日战争以后来到马来亚之中国出生华人。6。　凡是文身之男性在日本人看来，文身的男子皆为秘密会党的成员……7。　凡是以义勇军之身份，替英军抵抗日军之人士。8。　公务员以及可能亲英之人士。9。　凡是拥有武器，并尝试扰乱治安之人士。明石阳至著，张清江译：《日本对马来亚华侨的政策》，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20页。在这次大“检证”中，所有18—50岁的华籍男居民被日军指定到5个地区集中检证，凡认为可疑人员均被押上卡车送到海滨或用船只送到海面上以机枪扫射，许多华人仅仅因为自己是华人就遭到逮捕屠杀。据李恩涵先生研究，在新加坡检证大屠杀中，华人死亡人数在2。5万—5万人之多。李恩涵：《1942年初日军对星洲华人的“检证”屠杀之役考察》，见李恩涵著：《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蔡史君：《日军检证大屠杀人数之商榷》，见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868—871页。
  强迫华人劳工修筑“死亡铁路”是日军在新马所犯的另一暴行。1942年初，日本帝国大本营决定在暹罗和缅甸境内修筑一段铁路，试图将已有的仰光至丁那沙宁铁路和新加坡至曼谷铁路连接起来，这两条铁路之间大约为250英里。铁路要通过崇山峻岭、跨过湍急河流和经过蛮烟瘴雨之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通常需要五至六年才能建成，但是，日军为了战略需要，要求这条铁路必须在18个月内完成。日军在征调英美等战俘从事修筑的同时，还通过强征或欺骗的手段使用了大约15万名民工，其中华人劳工约占总数的20％以上。据幸存者回忆说：他们“清早6时被号令起床，洗刷后，没有食物裹腹，取了工具便前去工作地点。中午11时，有专人将食物送去工厂。午餐休息半小时，11时半继续工作至下午5时。放工后回到宿舍、沐浴、进餐。6时再度工作，至下午12时，夜间，没有食物，挨饥入睡。同时要挨饥至翌日中午10时才有食物。……一个苦力不幸死亡，就如死去一条狗那么简单。”参见本书载《南洋商报》（柔佛版）1993年12月2日。由于粮食很少，生病后缺医少药，且无人照顾，病人死亡率很高，据统计惨死者有6万余人，伤残者4万人，也就是说每一里长的路轨，是用64名战俘和240名民工的性命换来的，因此这铁路被称为“死亡铁路”。马来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编印：《精魂忠骨，永昭日有：日据时期殉难同胞追思活动1995年—2001年纪念刊》，2002年8月，第14页。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有2。4万余人滞留在曼谷，其中约有4000余名是华工。除了泰缅“死亡铁路”外，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也有一条120多公里的“死亡铁路”。1944年4月，日本强征一批华人前往印尼苏门答腊岛，他们被迫建筑一条从巴干峇鲁直通马鲁的铁路，这条铁路途径大片森林，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疟疾丛生，他们受到的虐待与超负荷工作如同泰缅“死亡铁路”的劳工一样，“由于不能忍受当时恶劣的环境，而有约半数人身亡。”而侥幸生存下来的劳工也是百病缠身，战后生活异常艰难。
  导言：历史是一种责任（2）
  日军对新马华人的经济掠夺更是厚颜无耻。在占领新马初期，他们强迫华人自动交纳“奉纳金”5000万元以示惩罚。由于时间紧迫，华侨协会到期只筹集到2000余万元，在无法筹足的情况下，华侨协会只得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贷款凑足，山下奉文在接受奉纳金时训话说：“华侨在战前，因为受到英美反宣传的影响，更由于重庆政府的欺诈和怂恿，曾有过排日的行动。更甚者，是参加英美宣传和帮助英美攻击日军。这种行为，本来应该以敌人论，但华人数千年来，在孔子及孟子的道德熏染中成长，所以最后能翻然觉悟，痛自反省，而以自愿的态度，发起筹募捐奉纳金。但你们必须深加明了，大日本是注重精神的，你们切勿以为奉献了奉纳金以后，各人的责任就已经完尽了，你们必须痛改前非，勇于改过。如果还不理解自己的过错，仍然必须受到严厉的惩处。”马仲汉主编：《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亚太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8月版，第223页。这篇训话讲稿充分暴露日军的强盗逻辑。
  除了赤裸裸地强迫华人交纳“奉纳金”外，日本在占领新马期间更为险恶的掠夺手段是通过大肆滥发军票因日军发行的军票10元票面上有香蕉图案，故军票俗称香蕉票或蕉票。日军在马来亚地区发行的军票上印有“保证可以兑换”字样，但是日军战败后这些军用票立即成为废纸。的方式掠夺华人财产，据估算日军在占领新马期间共印发军票70亿到80亿元。《日本滥发军票与搜括物资一斑》，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14页。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重新收复接管新马的英国政府拒绝承认此项军票，因此，日本发行的军票一夜之间成为废纸。据1946年1月调查统计，仅新加坡一地普通华人和华人商会军票损失达270822000元。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第379页。
  在日占新马期间，华人所遭受的痛苦远不止上述数种。岁月的流逝虽然冲淡了众多受害者对当年日军暴行的痛苦记忆，但有心人前赴后继的调查与研究将给历史留下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三、　寻求历史真相与伸张人类正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政府曾成立市民咨询局对日军在占领新马期间的暴行进行调查登记，南侨总会成立新加坡市内外调查委员会曾逐户分发调查表格进行调查，1946年6月成立的新加坡集体鸣冤委员会也对受害情况做了一些登记，许云樵教授经过20余年的艰辛努力，到1971年时已寻找调查到新马华人殉难名单8500个。但是，由于受到冷战体制的影响，战后新马地区华人受害调查同亚洲其他受害国一样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得到充分展开。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事实的挑衅引起了亚洲受害国民众的极大愤慨，一些学者和普通民众为了寻求历史真相与伸张人类正义，踏上了漫长的调查日军暴行的征程，在这一群人当中，马来西亚华人受害幸存者孙建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42年3月16日，在日军一次大屠杀中，当时只有7岁的孙建成全家有9个亲人惨遭杀害，他由于机智躲避才侥幸逃脱日军的屠杀。在日本友人的鼓励下，1985年，他开始参加揭露日军暴行的活动，1992年，他发起成立了“日治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呼吁受害华人积极协助提供受害事实，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经过近10年的努力，他调查搜集了560余份受害华人的资料，其中屠杀受害调查210余份，建筑“死亡铁路”受害调查120余份，军票受害调查220余份。另外，新加坡华人柯冰蓉女士长期以来一直热心参与受害调查，本书收录的李桦卓、黄再炎、叶尚友等8名新加坡受害华人资料则为柯女士提供。由于孙建成先生和柯冰蓉女士的艰苦努力和执着追求，为我们再现了半个多世纪前一幕幕惨案的历史真相，为人类共同反省战争暴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
  在调查新马华人受害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来自于加害国日本的部分学者和普通民众也参加和推动了新马华人受害事实真相的调查。日本国立琉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高岛伸欣先生，在他还是一名中学教师的时候，他就到马来亚半岛调查二战期间日军暴行。据了解，20余年来，他先后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达上百次，足迹几乎遍及整个马来亚半岛。除此之外，他还利用有利条件，在日本国内广泛查阅档案资料，如他曾调查发现一份原日军《阵中日记》，该日记中记载1942年3月日军在森美兰州一个乡村就屠杀居民1500人。另外，日本“想念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争牺牲者铭刻于心”组织，每年8月都邀请亚洲包括马来西亚的受害者，到日本各地举办证言集会，日本横滨的亚洲论坛组织也自1996年开始，每年邀请一位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受害者前往日本作证。实际上有许多有远见的人们都在努力，促使加害国与受害国国民能真诚面对悲惨历史，以寻求加害国与受害国国民之间的真正和解。
  四、　历史是一种责任
  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马来西亚日军暴行资料已相继出版多种，如，1984年许云樵、蔡史君主编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1996年李业霖主编的《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2000年出版的《奉纳金资料选编》；1999年出版的冯仲汉主编的《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芙蓉出版社也曾出版森州华族蒙难史料。这些资料集对我们深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东南亚的暴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现在汇集整理而成的《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是孙建成和众多受害人近10年的辛勤劳动。从1992年12月开始，孙建成先生便开始调查搜集日侵时期新马华人个体受害事实，难能可贵的是每份投诉资料都有受害人姓名、受害地点、受害事实和投诉人联系地址，而且还附有大量的受害人或投诉人照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这份资料汇编并不是全部新马华人的受害投诉，只是其中一部分受害人的资料，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资料已足以让我们震憾不已！
  本资料集共编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新马华人遭日军屠杀的投诉材料共222份，其中8份新加坡华人的受害调查是由柯冰蓉女士提供的，总共蒙难人数为687人。第二部分是关于新马华人被强征建筑“死亡铁路”的投诉材料，此类投诉材料共有126份，其中有70多名华工在建筑铁路时死亡。第三部分是关于华人军票损失投诉材料，此类投诉材料共226份（其中有2人未登记具体数额），虽然同孙建成联系的军票持有人很多，但更多受害者则未能前往登记（据报道1994年4月10日有200余名报名，但实际前往登记的人只有50余人），仅就其登记的226份投诉资料统计，其军票数额已超过850万元。在编辑每一部分投诉资料时，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有关投诉材料的背景，我们还编辑了同部分投诉材料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及受害人和投诉人相关背景资料的列表。
  由于孙建成先生提供的投诉资料初稿几乎全都是手写记录的，且多为口语化语言，文字则有中文、英文和马来文三种文字，这给我们的整理编辑工作增加了很多难度。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理解，我们作如下几点说明：1。　关于语言文字。全书原则上统一译成中文，但是凡涉及人名、地名是马来文或英文时，如果有比较准确翻译的我们将它译成中文，无法确定者则保留原文。另外，由于投诉资料均为手写体，因此，部分人名和地名可能会出现差错。一些人名中无法确认的字，则以“×”或“某”代替。2。　关于语言的表达方式。由于用语习惯，新马华人有许多称呼和用语同我们表达的方式并不一样，如自行车在新马一带则被称为“脚车”，卡车被称为“罗厘”，日军则被称为“蝗军”，为了便于国内读者阅读，在投诉材料中，我们都将此类名称改为习惯用语。另外，在忠于原文和投诉人感情的基础上，我们对投诉材料作了一些改动，对一些明显的错别字作了修正，对一些表达过分口语化的用语也作了适当调整。在军票投诉资料中，许多投诉人投诉内容有许多表述语句相同，我们则作了必要的删减。而对于所附新闻报道，其内容和用语我们则完全忠于原文，未作任何改动。3。　关于图片的使用，在孙建成先生提供的投诉材料中，绝大部分都附有受害人或投诉人的照片，原则上我们以收入直接受害人的照片为第一选择，没有受害人照片的情况下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