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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合拍、倾情、赞颂；这是“翰林院”里的李健吾对自己时代社会的精神状态与立场态度；而他对自己的人际领域；对周围的友人熟人；甚至是不认识的人；则是亲合、善意、贴近与热忱。
  与李健吾稍有接触后；就能很容易地发现他是个重友谊、讲交情、崇义气的人；他乐于与人接近，与人亲合，与人建立和谐、愉悦、诚挚、善意的关系；即使是与他有年龄差距、有学养深浅不同、有地位悬殊的年轻人。在与他交往接触之中；你只会感到平易、亲切、随和、宽厚；而看不到那种名士或自视为名人的人身上常见的尊严、矜持、倨傲、冷峻、架势。他与人交谈的态度与语言风格都十分平实；甚至有点平民化、凡俗化；没有一星半点才智之士的风雅矫饰与文绉绉。但说起话来却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完全处于一种与对方坦诚相待的状态；一种“不设防”、“不保留”的状态；有时说得兴起；还高声格格地笑。不过他的嗓音实在不适于高声发笑；有些尖细；像一个女性；听起来有些夸张。难怪；他年轻时从事演艺活动时；在舞台上常常是男扮女装；演“旦角”、“青衣”……他与人交往时倒十分有涵养；从来不闲话家长里短；从不尖酸刻薄；从不非议影射他人；总之；是一个打起交道来只使人感到自然亲切、单纯朴实、厚道正常的人；不存在人际关系中常有的错综复杂；不存在任何可能的麻烦与后患……我想这大概是旁人乐于跟他交往的首要原因。
  他在同辈名人中朋友很多；多得使人感到惊奇；这在“翰林院”里的名家学者中是不多见的：既是名家嘛；总会有几分孤傲劲；自我格式难免有几分固定封闭；与他人也就难免会有几分“落落寡合”；而且；更糟糕的是；“文人相轻”既已成为世间的一条定律；身为文人；岂能不受此命定？……然而；李健吾似乎有点例外；他经常提到他这些老朋友——巴金、郑振铎、傅雷、陈占元；还有本单位的何其芳，钱锺书、杨绛夫妇；就像提到自己的家人一样自然、亲切、平常；没有炫耀；没有用心；完全自然而然；完全在一种和谐愉悦的心情之中。他似乎像呼吸着空气一样呼吸着跟他们的友情；呼吸着对这友情的愉悦感……
  他是怎么与这些优秀人物结成真挚持久的友谊的？似乎可以说是开始于以刘西渭的笔名写著名的《咀华集》的三十年代；首要的原因显然是世人所谓的“志同道合”；他们都是中国二十世纪人文道路上的同路人；都曾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熏陶并得其神髓。从内心状态来说；他们都是纯粹的人文理想主义者；都对社会文化积累与人文精神宣扬充满了献身的热情；并都创建了不会速朽的业绩。如果缺乏人文主义的理想与热情；如果掺杂了功利主义的实用谋算；如果自认为有革命的资格对文化“挥斥方遒”；如果自认为有刀笔吏的功力可任意对传统文化进行分厘必究的切割；自然就与他们格格不入；对他们侧目而视；更谈不上做到他们这样的分上。在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化领域；他们实际上是一批“上帝的造民”；构成了一个不成形的精神文化流派。曾被一些现代文学史的论者视为与革命文学主流不合拍的边缘化的流派。不论对此如何评价；如何定位；李健吾与他这些“哥们”牢不可破的天然纽带；正在于共同的思想倾向、人文情怀与学养志趣。
  学界一位惯于持雅士眼光论世的先生曾经这样戏评李健吾说；“他行事处事颇有走江湖的味道”（大意）；此话说得不无一定原因；的确反映了某些客观情况。阿庆嫂说得好；“江湖义气第一桩”；如果说李健吾有“江湖味道”；倒是表明了他称得上是个“讲义气的人”。这方面；我至少知道这样两件事：其一；解放前；有一个时期；卞之琳在上海无住处；便是李健吾招待卞在自己家里住下；据说；像兄长对弟弟一样；时间相当久。其二；1958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被康生所点起的“革命大批判”之火烧到头上；他的学术论著被公开批判；他在全国成为了一面显然要被拔去的“白旗”；但同年10月；他因公出差遭空难逝世；对他的批判才被迫中止。这时；李健吾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发表了悼念文章《忆西谛》；在文章中竟然勇敢地为郑振铎被批判鸣不平。即使是对一个“一身轻”的人来说；面对来头如此之大的批判运动；有此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壮举；已大有为朋友“两肋插刀”之概；何况李健吾这时已经是“泥菩萨自身难保”；他的一篇纯学术文章《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已经在报刊上被“左派”点名批判；他自己已经成为了一面待拔的“白旗”。
  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先后两三次偷偷地打发自己的子女从经济上接济比他更陷入困境的巴金与汝龙；更是表现出他那种几乎是奋不顾身的义气；可称得上是高风亮节。后来因为汝龙就此写了文字；巴金也在自己的《随想录》记载了此事；故在知识文化界广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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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使我感念难忘的；是李健吾对后学晚辈的厚道与热忱。
  其一：我的第一篇翻译是健吾先生校对的。对于这件事我曾在《被逼出来的一个译本》一文中，作过如下的记载：我刚分配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做编辑、翻译工作。这个丛刊每期都有一个中心，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翻译介绍西方诗学、西方文艺批评史上的经典理论文献，但每一期都配一两篇作家谈创作的文章，或者是作家的文学书信、文学日记。每期特定中心主题的重要篇目均由编委决定，译者也由他们提名。被提名者皆为翻译界有理论修养的专家、教授。至于重点主题之外的配搭文章，则由编辑部里两三个年轻的编辑自行选定与组稿，当然所有的译稿都需经编委的审阅通过。记得1959年的一期中，正好缺一篇配搭文章，于是，我便将这个任务承担了下来。我选定了莫泊桑的《论小说》这一篇在世界现实主义创作论中脍炙人口的理论文字。由于当时需要赶时间发稿，来不及请著名翻译家译出，只好由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来试试。说实话，当时《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这个高层次的学术庙堂，是轮不上我这么一个大学刚毕业一两年的小字辈入场的，因此，我这个选题与译文由领导交给了编委李健吾审阅批改。李先生也和钱锺书、朱光潜一样，对后学晚辈充满了爱护与提携的热情，不像我所遇到过的学界“焦仲卿之母”那样，以扼打虐待为能事、为乐事。李先生通过、赞许了我所提出的选题，在百忙中审阅了我的译文，只在莫泊桑所引证的布瓦洛的那句诗上，改动了几个字。原来，我把这一句诗译得甚为刻板，有点“硬译”、“死译”。而李先生则改得很活，两三个字之差，达意传神，优劣尽显，正像那首诗所言，显示了“一个字用得其所的力量”。
  其二：我的第一批翻译，其选目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由健吾先生指点的、提供的。外文系出身的人，从事文化学术工作往往是从文学翻译起步，我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之前先做了几年的翻译编辑工作。由于岗位的性质，我早期的一批翻译成果很少是外国文学作品，而是外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篇章。当然这两种翻译颇为不同，理论翻译有它特定的难度，对于年青的译者来说，哪些理论批评的名著名篇该译、可译；首先就是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人指点，你就如同进入了一个大森林，究竟什么地方有美味的果子好采，可以采哪一种，应该采哪一种，你都会感到茫然的。李健吾对我正起了这种指点者与引导者的作用，如十七世纪大学者费纳龙的《致法兰西学院书》与巴尔扎克的挚友菲力克斯·达尔的《〈哲学研究〉导言》，以我个人当时的知识积累与学力，是怎么也不可能找到这两个宝贵的选题的。它们就像两颗宝石埋藏在地底，正是健吾先生将这两个选题指点给我，并主动将两本原书借给我用，我才得以译出的。我还记得那是两本旧得发黄的法文书，想必是他早年在法国购存的，其中一本是有关巴尔扎克的资料汇编，十九世纪末出版的，一看就是“善本书”，用俗话来说，是“压箱底的存货”，在还没有“七星丛书”版的《巴尔扎克全集》的当时；实在是宝贵得很！
  其三：我出版的第一个翻译成果《雨果文学论文选》；首先是得到了健吾先生的首肯与称赞。由于我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雨果；走上工作岗位；便一直保持了对雨果的兴趣；并一直没有中断对雨果文艺论著的翻译。从容译来；自得其乐；因雨果的理论篇章写得华美瑰丽；文采斐然；翻译之中若遣词造句巧妙得手；那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享受。数年磨一剑；到六十年代初；总算译出了一本十几万字的选集；有幸被列入了“外国古典文艺理论名著译丛”的出版计划之中。这个译丛是著名的“三套丛书”中的一套；要算当时国家最高层次的译事项目；被视为巍峨的学术殿堂；朱光潜、季羡林、金克木、辛未艾等名家所译的理论著作都已收入其中。这个项目本来审稿制度就很严；对于我这样一个年青的译者当然更要慎之又慎；全部译稿必须经过多位资深专家一致审查通过。译稿先是交李健吾与鲍文蔚两位专家审阅；鲍文蔚是法文翻译界与李健吾同辈的一位权威；以善译难度较高的作品著称。审查通过了；健吾先生还直接告诉我；他与鲍先生都认为“译稿达到了出版的水平；其中《〈克伦威尔〉序》译得特别出色”；他还补充了一句：“鲍先生特别要我告诉你这一点。”《〈克伦威尔〉序》是雨果讨伐伪古典主义的檄文；洋洋洒洒五六万字；是批评史上一篇经典文献；文笔如天马行空；而且旁征博引；典故繁多；翻译难度很高。译文能得这两位师长的首肯与赞赏；说实话；我是深感荣幸的；几年的苦熬苦译；得此褒奖；岂能不有点“欣喜若狂”？多年来；这件事我一直感念难忘；因为它是我青年时期漫长行程中难得遇见的一件充满了善意、关怀与温暖的事件；特别是与这部译稿后来的遭遇相比更是如此。译稿通过李、鲍二位审查后；还得通过那套丛书的一位掌实权的权威批准后才能“放行”。那位人物既然可以公开辱骂傅雷为“洋场恶少”；对我这样一个“年少”的“初生牛犊”；就更不会有什么善意；译稿在他手上居然压了将近一年；最后只审校了一千五百字；而他的审查鉴定书；既提不出任何像样的否定性的意见；但也有意不作任何肯定。他身居要职；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显然就是故意要“让这盘菜黄掉拉倒”。拖延了长达一年的时间之后；出版机遇终于因“文化大革命”的来到而彻底丧失了；这一误就是十多年！直到“十年浩劫”之后的1980年；这部译稿才绕过了那位先生的阻碍得以出版。
  其四：我主编的《法国文学史》出版时；最先得到了；用健吾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得到了他“雀跃欢呼”。三卷本《法国文学史》开始写作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那时我开始做这件事的动力；仅仅是对“四人帮”那一套“无产阶级政治”与“革命路线”看透了、厌透了；不想再浪费时间与生命；而想去做点值得做的事情。说实话；就是为了躲避现实；找点寄托；并无任何实在的企图。因为那时仍旧是在“文化浩劫”期间；实在看不到将来有可发表、可出版的前景；于是做起来也就特别潜心；但求寄托自我；忠于自我。这样；一方面就充分释放出了我们被“十年浩劫”惨重压碾与摧残的对传统文化、对人类精神遗产的感情；努力把大学毕业后十来年积累的学养与见识尽数施展出来；另一方面；则十分自觉、十分有意识地要摆脱从六十年代初就已经方兴未艾的极“左”文艺思潮；甚至力图与那条“革命文艺路线”对着干。这两个方面的自我意识；成全了《法国文学史》：写于“文化浩劫”中的上册；却脱净了“文化野蛮主义”的气息；脱净了“四人帮”那种“红彤彤的革命色彩”。一般来说；在“四人帮”时写就的论著与文章；由于总有流毒的痕迹；到“四人帮”垮台后是无法出版的；梁效成为过眼烟云就是最典型的一例；而《法国文学史》上册却只字未改于1979年得以出版。坚持了，努力了；脱颖而出了；有了多卷本的架势；有了真正的文化气息；坦率地说；我认为应该得到回报与赞扬；但我没有想到；回报与赞扬并没有来自“翰林院”里的领导与“同志们”；而是来自李健吾；惟一的李健吾。他在一家大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三四千字的文章；又是“不亦说乎”；又是“兴奋”；又是“雀跃者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