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密切注意姚家那边的动静。我去她家送过错投到我家的信件，还因家里来客，我奉妈妈之命去借过碗筷。她家南屋住着两位大人和宝贝公子，不过六七平方米的小北屋则挤着“一吨半”（三位千金）。在南屋与我家相接处，日本人住时曾是拉板，后来用砖石砌死，土法上马，缝隙难免，所以那里便是隔音的薄弱环节。有天早晨，姚叔似乎让姚璐去办什么事，姚璐不愿去，彼此的声音就大了些。姚叔说，让你去你就去，骑我的车子，不许耽误，十点前必须送到。姚璐说，公家的事，遛我的腿儿干啥？姚叔说，少废话，去北边的火车少，工区正搞换枕会战，派不出人来。什么公家私家的，小孩子家家的怎么这么多说道！又听姚婶小声劝，姚璐也就不吭声了。
  我苦苦等待的机会果然来了！我临窗而望，姚家的大人孩子们或上班，或上学，一个个陆续离家而去，姚璐也从家里推出了车子。我蹬鞋出门，取捷径飞快地跑到前方路口。姚璐骑车过来了，我拦拦手，她像男孩子样腿一支立住了，警惕地问，什么事？我说，你跟我回去，你家今天上午要发生事情。她瞪眼说，你胡说。我说，胡不胡说，你跟我回去见分晓。她犹豫了，说我爸叫我去薛家，给养路工区送文件，十点前必须送到。我说，你先跟我回去，要是来不及，我替你去行不行？我骑车保证比你快。她撇撇嘴，不屑地说，就你？小样儿！
  我把姚璐直接带回我家。进了屋，姚璐东张西望，现出女孩子的机警，又问，到底是什么事？你不是要做坏事吧？我自嘲地说，就我这小样儿，敢吗？你别急，等着看。我把她带到南窗前，这里可将她家门前一览无余。但正是隆冬，窗户上满是浓重的霜花。我又将小窗打开一条缝，说你等着，你爸一会儿就回家。
  姚叔是个肯吃苦也敢献身的人，在施工现场救过工友的命，事迹上过报纸，大照片张挂过铁路工人文化宫的光荣榜。可他文化水平低，据说只读完了小学。他进我们学校当了工宣队队长后，开会讲话时出过许多笑话，臭词乱用就不说了，最典型的一次是给全校教职工训话。他说，男女老师一样不一样呢？一样，也不一样。一样是指政治待遇，搞选举，一人投一张票，这不能有差别；可女老师身子矮，吃得少，干体力活肯定不如男的，这就是不一样。也不能因为这个就瞧不起女的。别看给女的放肩头一根枕木她扛不起来，可一个百多斤的大活人趴在她身上，她就不说沉了，还美得直哼哼。此言一出，会场上登时有许多女老师愤而离席，出校门直奔铁路局讨说法，甚至还罢了两天课。这事我回家在饭桌上傻了巴叽地一说，没想妈妈立时涨红了脸，筷头重重地甩在我的脑门上，斥道，什么屁话，你还回家学！爸爸则把脸埋在饭碗上哧哧地笑，说这个黑子，真是个大老粗啊！
  姚叔果然很快回家来了。他把车子给了姚璐，又骑了别人的车子。姚璐惊异地问，你怎么知道我爸会回来？我说，你再等等看，还有人呢。果然，不过吃个苹果的工夫，又走进姚家一人，女的，小学管总务的副校长，姓吴，我读小学时就在她所在的那所学校。姚璐当然也认识，因为吴校长的女儿金旭薇和她是同班同学。姚璐怔了怔，转身要往外走，我拦住，说别走啊，故事还没开始呢。姚璐立了眼睛问我，那你想咋？我弯腰揭开地板掀盖，说跟我下去，听听你爸跟她说些什么。姚璐犹豫一下，说听听就听听，怕你？
  我们两人下了地窖，她跟着我一路向她家南屋的方向爬去。日本人建房用的地板很厚，三厘米的，但毕竟年久枯燥，裂出许多大缝，潜伏其下，几乎跟躲在床下差不多，已无隐秘可保。只听姚叔低声催促说，快点，快点吧。又听吴校长说，急什么，让人喘口气。姚叔说，学校里正开会，我是顺尿道跑出来的。接着便是脱衣声，还听什么东西摔在地板上，叭的重重一响，惊得我打了个激灵。我猜那是姚叔的裤子，皮带扣摔落在地板上。我扭头看姚璐，她竟傻了，一只手抓在我的胳膊上，几乎抠进肉里去。再接着，便是撞击声，还有床铺吱吱嘎嘎的摇晃，姚叔气喘吁吁地嘀咕，看我这大道钉……还行吧？……
  姚璐转身就往地窖口爬。大事不好，她这是要冲出去。我翻了个身，囫囵地一下把她压在了身下。姚璐低声吼，你松开！我腾出一只手，急捂住她的嘴。她如果冲出去，可就坏了大菜啦，一切秘密都将彻底暴露，姚家打不打架不说，我爸我妈绝对轻饶不了我，一顿胖打肯定难逃。
  17岁的少年，伏在同样豆寇年华的女孩身上，我下死力地一手紧捂她的嘴巴，一手按压着她的两条胳臂。姚璐拼尽全力挣扎，两腿乱蹬，双手在我身上奋力地推攘，胡乱地抓挠。我忍着，她的力气再大，也终究是个“假”小子，她不是我的对手。地板上的人似乎察觉到了下面的动静，吴校长说，你停停，下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姚叔却不停，惊心动魄的嘎吱声越发激烈。姚叔喘息着说，地窖里放了猫，不管它……
  很快，姚璐不再那么下死力地厮拼。我也奇怪，刚才还那么硬邦邦像一条刚离水的黑鱼棒子一样的身子，怎么会这么快就软了下来，绵软得像一堆温热的棉花，那两只手虽还挣扎抓挠，但也越来越轻，像在给我按摩了。只是她的喘息声却重起来，还夹杂着一两声低弱的呻吟，像得了病。
  上面的吱嘎声终于静下来。吴校长说，我家丫头的事可就全指靠你了，你别提了裤子不认账。姚叔说，你抓紧带她去医院开证明嘛，可不能等水来了再垒坝。吴校长说，证明早开出来了，你不是不要吗？姚叔说，你先压在手里，到时候再拿出来，咬人的狗不龇牙。吴校长说，你才是狗呢，骚狗。姚叔嘻嘻笑，说那你就是发情的母狗。
  我伏在姚璐的身上，不动。上面的人已在穿衣。又听吴校长说，还是我先走，然后就是开门而去的脚步声。那一刻，我感觉到了我的身体的异样，姚璐软下来，我身上的某个部位却不正常了，而且肯定与她身体产生了零距离的接触。我又羞又窘，慌忙翻身滚下，没想姚璐仍庸软地躺在那里，还低声骂了我一句，“你真流氓……”我听得出来，这声骂里，没有愤怒，也不是斥责，甚至还含着某种……纵容。我也低声回敬，“你爸才流氓呢。这回你服了吧？”
  那天，等姚家彻底安静下来，我和姚璐从我家地窖口爬出去。她满面红涨，目光躲闪，一直不敢用正眼看我。我拿小扫帚给她拂打身上的尘土时，她突然蹲下身去，抱头呜呜哭了起来。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了我的歹毒与残忍。这种事，你自己鸡鸣狗盗地知道也就算了，为什么非要告诉人家的亲生女儿，而且是“现场直播”呢？你的心是不是也太过恶狠了吧？姚璐哭了一会儿，站起身，用袖头抹了一下泪水，走出门时，才凶凶地对我说了一句，“我家的事，你要是敢说出去半句，小心我跟你玩命！”
  此后的日子，我听说姚璐开始喊吴校长“二妈”。她找到那所小学校去，直冲校长室，进门就喊，我二妈呢？别的校长问，你二妈是谁呀？姚璐说，这还用问，不知道呀？有人把吴校长找了来，她亲亲热热地扑上去，说我看中了一件的确良外衣，二妈快借我二十元钱。吴校长又慌又窘，只好拿出钱打发她赶快走。在大街上，有时吴校长骑车而过，姚璐只要发现，也大老远地又追又喊，“二妈”之声像又甜又酸的糖葫芦，连成串串。“二妈”在东北人的称谓中，是指二伯母，姚璐巧妙借用，而且故意在大厅广众面前肆意张扬，其用意不言自明。听说吴校长很快就从锦州调走了，调走的原因是否与此有关，就不好说了。
  我下乡出发的前几天，又隔墙有耳地听到一次姚家的激烈争吵。姚璐嘶着嗓子喊，金旭薇为什么不下乡？她凭什么？就凭她妈是校长呀？就凭她妈长的比猪八戒二姨好看呀？姚叔显得有些理亏地说，你大姑娘家家的瞎说什么，人家有因病留城证明。姚璐喊，豁出不要脸，那破玩意儿谁整不来！姚叔妥协地说，好好好，你要也能整来一个，我让你也不下乡。姚璐又喊，光我不行，老罗家的大宇也得留城！姚叔说，你看你，又扯上个大宇。姚璐把地板跺得咚咚响，再喊，你听好，只要你敢让金旭薇留城，我就去趴火车道！我敢说就敢做！我叫你们谁也走不成！
  老罗家的大宇就是我。这番争吵，我听到了，我爸我妈也听到了。我妈问我，姚璐把你扯上干什么？我掩饰地说，她就那么顺嘴一说呗，打比方的意思。
  那一年，我下乡走了，姚璐下乡走了，金旭薇也下乡走了，谁也没留下。乘坐的是同一列火车，奔的却是各自的青年点，因此，彼此之间再无故事。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铁路局东侧的那片住宅地阔房稀，自然成了开发改造的首选。日本房风吹落叶一般地消失了，一幢幢高耸的楼房如林中雨后的蘑菇，迅速地蓬勃起来。动迁户四分五散，我家搬到铁南的一片新住宅，姚家则去了铁北，彼此的联系，便是偶尔在街上相遇，聊上几句，再唏嘘着分手而去。
  去年，我的小侄男大当婚，吃订婚饭那天，两家主要亲友团聚，原来女孩子就是姚璐的外甥女。我和姚璐相见，真是又惊又喜。都已年近半百，岁月之刃在我们脸上身上留下了太深太深的刻痕。酒宴上，姚璐拉我挨她坐，还特意夹了一箸鱼肉送到我碗里，说放心吃吧，不是钓上来的，保证没鱼钩。我想回问一句姚叔好吗，可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只付哈哈一笑。话有语境，如此反讥，失之善良，毕竟已不再年轻。别人看我们说得亲热，打趣说，孩子们在呢，别整得那么亲密的好不好，注意影响。没想姚璐大声说，影响什么？当年要不是急着下乡，我和他就可能成为一家子啦，还轮得到两个孩子！说得一桌人好一阵哈哈大笑。
  孙春平，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辽宁省作协副主席。曾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多部。
  昔日可以重现（中篇小说）
  陈　锟
  我的老家在绥芬河。
  想了解绥芬河的地理位置，你一查中国地图就明白——毗邻俄罗斯，与格罗杰科沃一衣带水，隔江相望。
  在江河这边，自己的故乡，我先当教师，后做自由商人。
  我们中国人同老毛子做生意，想赚到钱，光有一个商业头脑是不够的，还需要过人的胆识，粗通俄语。
  我在师专学的就是这门令人头痛的语言。不瞒你说，三年学下来，舌头还是转不过弯，发音多半不精确，只是意思能基本表达清楚。就这样，毕业之后，我被分到乡下一所中学教初级俄语。学校距离绥芬河坐车要花两个多钟头，可谓边境上的内地。那里很多农户靠养奶牛发家致富。孩子们学俄语的积极性很高，因为他们对江河那边的俄罗斯充满好奇，指望有朝一日过去“玩玩”，感受一下异国风情。可笑的是，一所小小的学校竟然没有一座像样的校园，学生读书分成两处，间隔约半公里。当地财政并不拮据，但不知何故，经常拖欠我们穷教师的工资。我所处的校舍前身是一座教堂，周围有好几十户人家。白天，如果没有学生们的读书声和戏闹声，这儿还是一座庄严肃穆的教堂，一个个身怀原罪之人依旧可以进进出出，把上帝的福音带到每一个正逐步走向小康的家庭。到了晚上，四周一片寂静，校舍好像又变成了远离尘嚣的教堂，只是教堂里的老牧师换了，换成了我这个不读《圣经》，而是一门心思阅读俄罗斯文学的年轻人。回想起来，我在那里犯下的罪孽，首先是，把一个遗留多年的木质很好的十字架，拿来钉在一条摇摇晃晃的木椅上，以加固靠背，看书时头可以靠在上面；贪图自己的舒适，却公然亵渎了神灵。其次是，动员学生们搞传销（后面会说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除了一个缺乏情趣的女友偶然光顾，我就是靠着十字架，读一本本我所喜爱的书籍，来打发孤寂而又无聊的漫漫长夜。索尔仁尼琴那部一百五十多万字的纪实巨著《古拉格群岛》，我仅用半个月时间便通读了一遍。掩卷冥思，真是感慨不已，感触良多。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与索氏的伟大人格一比，中国当代作家无一不是侏儒。读完这部大作之后，我心里像装着一块石头，感到太沉重也太压抑，想轻松轻松，就把阅读的目光转向了日本的“私小说”。像《棉被》、《破戒》、《流行歌》、《地狱之花》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