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奔到现场，只见秀萍半个身子浸在溪水里。一只手搭在我常坐的岩石上，另一只手深深地抠在泥沙里。脸色都变成青紫了。干裂的嘴唇，渗出发黑的血，牙齿啃着草根……
  社员们说，这是喝了农药，又烧得实在难受……。可以想象，她是多么痛苦，想喝一口水，可到了水边，连趴下去的力气都没有了……
  摸一摸她的胸膛，心脏还有一星星微弱的跳动，也就是说还有一星星希望，我们立即把她抬到公社医院……
  到现在，已经抢救了整整三十几个小时，秀萍还一直昏迷不醒……
  公社党委也慌了。所有的干部都集中在医院里，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议出了两条近乎荒唐的决定：第一，所有知青都集中起来学习。第二，任何人都绝对保密，不准向外头的人透露消息。不过，这紧急会议开得很长，党委会的意见也不一致，争论的声音连我都听到了。我是唯一的被允许参加护理秀萍的知青。
  所有来探听秀萍病情的人都着急地问：“她好些没有？”唯独王德发，他比谁都更焦急，可问的却是：“她死了没有？……”这就引起了我的怀疑。
  今天下午，王德发又单独和我谈了一次话。那态度之亲热，是从来没有的。、
  “芸芸（他居然喊起我的小名来了），我知道你路线觉悟很高……对秀萍的事，我们也必须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来看。”
  “当然咯……”
  “很好！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案情：一，她是畏罪自杀……”
  “什么？！”我几乎要跳起来。
  “当然有根据。因为她和罗铭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你当我不知道……哼！知青谈恋爱就是犯法，何况……搞鬼……！而且和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搞鬼……”
  “……”
  我涨红了脸，真想抽他一个耳光。
  “我知道你和秀萍姐妹很要好，现在给你一个任务，你想办法找找看，她自杀以前留下什么东西，比如信……？！你找到后，交给我……”
  “这是收集罪证么？”我狠狠地盯了他一眼。
  “那要看什么内容了。什么事情都要从阶级观点去分析。象秀萍和罗铭，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家庭出身，文化大革命中又受过批判，他们心怀不满，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得出来……哼！我告诉你，前一阵子，罗铭居然到公社党委控告我对秀萍耍流氓，真叫做良心给狗吃了。科研小组不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么？他妈的，我关心你们倒沽上一身臭了……。这就叫阶级本性的大暴露……”
  从王德发那儿出来，又接到舅舅打来的长途电话，用命令的口气重复了王德发的话：必须找到秀萍的遗书……
  看来，他们上上下下都串通好了，而且要倒打一耙。不过，这也提醒了我，秀萍如果真有遗书之类，决不能落到他们手里。
  我把所有秀萍能藏东西的地方都翻遍了，也不见一个字的影子……
  我细细思索着秀萍一天的行踪：前天上午，我们是在一道的。在宿舍里，你一言我一语，没话找话的想转移她对罗铭的思念。下午，我们都去锄玉米地，留着她看家。吃晚饭回来，只见她直愣愣地发呆。现在回想起来，这呆劲有点说不出的味道，眼神里变幻着各种光彩，好象没有调整好的电视屏幕……。后来，吃过晚饭她却出奇的平静，甚至还微微露出一丝笑容，不过这笑也有点说不出的味道……
  我记得，她后来独自到桃花林去徘徊了很久，拒绝我和秀芹陪她……
  想到这里，我一口气顺着桃花溪，奔到桃林里，我知道她和罗铭说悄悄话的地点。那是在一个山坡后面。几块巨大的石头，是很好的屏风。一个浅浅的洼地，长满柔软的野草。我和秀芹常常羞她和罗铭的手帕上沽满了野草的桨汁。我就在这洼地草丛里寻找，在石头的缝隙里寻找。啊！果然找到了。一封叠得好好的信，塞在一个石洞里。
  我把这封信抄在日记上吧，留下一个控告王德发的副本。信是写给罗铭的。
  “铭：我相信你一定会看到这封信的。可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永远永远地离开你了。
  “既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能使用‘莫须有’的罪名，那么，前面等着你的一定是‘风波亭’了。我思量着，如何能使你在走向‘风波亭’的路上解救出来，便决定去找王德发谈谈。
  “这条狼似乎算定了我会去找他的。我也看得出，他的真正的猎物是我而不是你。我们一见面，便好象做买卖那样谈起了放你的条件。
  “这个条件太可怕了……（以下有一段被秀萍的泪水浸得字迹都看不清了，我只能辨出‘……我在挣扎一他在狞笑……我……昏迷……’这几个字样）
  “我卖了自己的身体来救了你！铭！我不希望得到你的原谅，只愿你能得到自由。
  “但是我……（又被泪水模糊了）当我向他索取一张放你的条子时，他的要价又高了，要我‘随叫随到……’我想大喊，大哭，但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铭：我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尽管这世界是多么美好，我还一直想着在这条桃花溪上建立一个发电站，贡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忘掉我吧！我是死有余辜的罪人。这个罪便是我把狼当成了人。我用自己的身体去喂它，为了使它不咬你。我忘记了动物学里关于狼的习性的描述了。然而动物学里是没有一种披着革命的外衣的狼的。
  “如果马克思在天有灵的话，我要虔诚地向他请罪。因为我没有遵循他的教导：‘历史的机缘，会使微不足道的小丑成了主宰世界的英雄。’王德发只是主宰这个公社的‘英雄’，我还想得更远，有没有更大的‘英雄’在主宰我们这个县，这个市，这个省……这我也想问问马克思他老人家。
  “我之所以相信你一定能读到我的信，是因为我相信终有一天，人民会把狼打死的。
  “永别了。朋友！萍”
  抄完原件，我自己的日记本也给泪水滴湿了……
  玉月二十五日
  我现在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把秀萍的信，以及罗铭的遭遇告到上面去。
  知识青年里已经乱了套。大家的情绪坏极了，刚来时那股子热情已经被这一连串的灾难压得只剩下冷气了。公社干部也乱了套。秀萍还是人事不省。县里、市里、省里都说要派人来调查。王德发也有点着慌了。前两天简直派出了他的全部部下，封锁路口，检查信件，知青和社员一概不准请假。这两天，也不敢明目张胆搞了。当我告诉他什么也没找到时，他吁了口气。
  这正是设法把信送出去的好时机。
  通过谁呢？干部里我找不到一个贴心的。我也明知道有不少同志对王德发的愤慨已怒形于色，但目前还是敢怒而不敢言。贸然行事会出漏子的。
  我忽然想起了程璞的老婆石亦凤。
  我舅舅和王德发之流既然对程璞如此害怕，而且怀疑他即使在狱中尚有活动基础，并多次指使我摸摸石亦凤的情况，想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曾经多次想接近石亦凤，都因为昔蕾的关系而打消了。昔蕾始终怀疑我，而我也确有被怀疑的理由，那又何必呢？可是我觉得石亦凤对我是不错的。她从来不开口，可是目光是能使人了解的。
  我决定试试看……
  今天晚饭后，我走到石亦凤家的门口，一只大黄狗隔着篱笆叫了起来，样子好怕人，我便闪过篱笆到了她家的后门。正想推门，听见昔蕾的声音：“现在什么都写好了，就缺一个证据，证明王德发是逼使秀萍自杀的。”
  又听到石亦凤的声音：“砍空是不行的！”
  昔蕾又讲：“再耽误，就救不了秀萍也救不了罗铭了。……秀萍到现在还昏迷。医生说，即使救过来，也可能会是哑巴……。这口气出不来我都快憋死了……”
  石亦凤回答道：“打官司，不是靠憋气，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
  “唉……证据？”
  我敲了几下门，来开门的是石亦凤的小儿子石痕——这个儿子，是程璞五九年关进监牢后才出生的。听说他们还有一个大孩子，叫石鸣，靠了程璞老战友的帮助，现在在工厂当工人。人家都说程磨子的两个儿子才真象石磨，都是胖墩墩，厚实实的。果然不假，石痕才十一岁，两手叉腰拦门一站，就把门洞堵得严严实实。
  今天，当然是堵我这个不速之客的。
  昔蕾在屋里一看是我，连忙掩住了桌上的纸。石亦凤也有点惊讶我这时候的到来，不过她还是喊石痕让开，放我走了进来。
  我自己把门关上，而且插上了门闩。
  昔蕾的目光象一把剑，恨不得把我刺穿。
  石亦凤轻轻问我：“小郑，有什么事？”
  我说：“我手里有证据！王德发糟蹋秀萍的证据……”
  昔蕾的目光顿时变成了疑问和惊讶。
  我急忙从里面贴胸的口袋里拿出秀萍的信，交给了石亦凤。
  她们两个看完了信，眼圈都红了。石亦凤带点警惕的问我：“交给我这个老太婆，有什么用？”
  我一下子扑到她跟前，趴在她肩上哭了起来：“石阿姨，你为什么总是把我当外人……
  石亦凤又用手托着我的下巴，第一眼是严峻，第二眼是温和，终于抱紧了我：“小郑，别怪石阿姨，斗争是想不到的复杂呀！”
  昔蕾看到这情景，忍不住地哭了起来：“芸芸，你……恨我么……”
  我们两个也抱了起来。
  五月二十七日
  如果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记载我们这个伟大祖国在社会主义时代还曾经使用过这样告状的办法，一定会大吃一惊的。昨天我又到石亦凤家去了。
  使我大吃一惊的是陈奇也在。在我的日记里，除了同来的一天提到过他的名字之后，再也没有写过这个青年。他在我心目中，是个置身于一切事外的书呆子。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嘴唇似乎一天到晚都在微微抖动。远看，象没完没了地咀嚼着什么；近听，嘴里老是发出极轻的伊呜之声。有一次，秀芹象发现了新大陆，笑着问我：“你知道陈奇一天到晚念叨的是什么？”我摇摇头。她说：“你绝对想不到，念的是化学方程式。”当我们有一次在劳动休息时戳穿他的西洋镜时，他紧张得额头发亮，连忙摆着手：“不！不！我……我在背《老三篇》。”然后推推眼镜，挤挤鼻子……。可是我发现他带来的唯一的一本闲书是《化学辞典》。
  更使我吃惊的是陈奇正在石痕的宽厚的背脊上，用一支毛笔，蘸一碗绿盈盈的水，抄着我前天晚上交给石亦凤的秀萍的信。近视眼镜几乎贴在这个才十一岁的孩子的肩上，蹭得他痒痒得直笑。
  可是，我直想哭。
  昔蕾对我讲：“石阿姨想得很周到，过去游击队就是这样送信的……”
  陈奇看见我，又紧张得额头发亮了。
  昔蕾轻轻说了一声：“都是同志！”
  陈奇又推了推眼镜，挤了挤鼻子，笑了。
  我一下子想得很多。“同志”这两个字已经在重新排列和重新组合。在我成为他们的同志之前，石亦凤的周围已聚集了一批同志。他们在和一些也称为同志的人作斗争！而且是地下斗争！斗争的另一面是站在台上的所谓“正确路线”的代表。难道我们是站在错误路线上？……
  这种讽刺连我这样一个才十七岁的姑娘都看清楚了，而为什么偏偏那么多大干部却看不清……
  这本日记的以下几页撕掉了。
  程璞看见安东翻阅到这里已经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慨，便指指日记本上撕掉的痕迹，说道，“我出来之后问过芸芸，‘你为什么把后面的几页扯了？’她回答我说：‘因为地下工作呀’，我笑道：‘凭你这本日记，打你个双料“反革命”也不亏’……”
  安东说道：“我能猜想得出来，她大概点名点姓地骂了那几位由小丑变成的‘英雄’们……”
  程璞道：“还不止此。因为里面涉及到了如何把信送出去的路线……。哈哈，老安，讲出来，决不比你在蒋介石统治区做的地下工作逊色。”他很得意地搔搔自己的一头白发，笑道，“原来指挥员是我这个关在牢里的囚犯……我实对你讲了吧！大概我程磨子在这地区多少对人民做了点好事，看守人员当中很有几个卖点交情给我的人。时间一长，我就颇受优待。后来，允许探监了。我那老婆是不来的，先是我的大儿子，来时捎点消息，告诉我点情况，我也就指点他找什么人，该怎么办。后来，石鸣大了，也不准进来了，任务便落到我小儿子身上。每次来，都是石鸣把他带到门口。他年纪小，不太引人注意，而且从来不夹带一张字条。鼻子再灵的哈巴狗也闻不出一点味道。那窍门便是把要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