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璞这刻儿真从心里疼起自己的老婆来了，拿起扁担，担着水桶便去井边打水了。
  等他担回第三挑水，屋里来了一大群人。当然都是看望他的。几句寒暄过后，又议论起办不办食堂，留不留自留地等问题来了。
  “听说县里把我们公社当小脚女人的典型了。”
  “哪个说的？”
  “公社高书记从县里打电话回来说的。”
  “高书记和吴主任顶了几天，看来招架不住……”
  “程嫂子还不清楚？可有过电话打回来？”
  石亦凤正从灶间里出来，一昂头，答道：
  “何止来电话，还要派工作队来整我们的风哩。”说罢，风趣地跷起脚，在程璞面前摆动了两下，道，“小脚女人——我是货真价实的……”
  程璞开始没有插嘴，坐在一边听大家东一句西一句地议论，听到县里要派工作队来整这个公社，便问道：“整什么？”
  “要整得和山里红一样！”
  “人家现在是金榜挂名……”
  “县里边的看法也不一样。老县长就不大赞成山里红的做法……”
  程璞又问了一句：“你们到山里红去看过没有？”
  “就因为没有去，所以批评我们保守，骄傲自大！”
  “听说人家粮食都吃不完，山芋片子都拿来填大路沟了……”
  “人家高产卫星一个接一个，参观的人象潮水一样。我们也没想凑这个热闹……”
  正说着，程璞的表嫂进来了。这女人娘家姓金，小名叫翠儿，年轻时是很标致风流的。打游击的时候，跑个交通，捎个消息，机灵麻利。当了寡妇之后，不知什么原因，组织上一直没有安排她工作。不过她还是个积极分子。土改，反霸，互助组，合作社，样样都跑在前头。虽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自己却总觉得是个烈属，又是干部家属，跟别的女人不同。所以，干部开会议事，也不管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她都爱打听一点底细，还爱多个嘴，插个话，倚着三分老，公事私事都喜欢管管。什么运动来，她都满口革命词藻。到现在，上年纪的还喊她小名翠儿——意思是老来俏，同辈的都叫她翠嫂，看不惯她多嘴多舌的，便给她起了个绰号“老积极”。
  翠嫂显然是听到大家议论她儿子的那个公社了，一进门，拽住程璞的衣袖便道：“磨子呀，我是日夜叨念你哩！从城里来的人说你对群众大办钢铁泼了两瓢凉水，挨了省里李书记的批评，还通报全省，这……可是真的？”
  程璞坦率地点点头：“挨批评是真的。通报么，对我来说也是新闻……”他爽朗地笑了起来。
  “我当嫂子的就要数落你几句了。咱们可不能忘本呀，样样事情都要走群众路线嘛！”
  “嫂子，你天天巴着我回来，就是要数落我几句么？”
  “咦，哪能这样说！现在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多快好省，快马加鞭，我心里憋着一肚子的话想对你讲讲呢！”她扫了在座的老老少少一眼，“唉！我这番活也不知对社里干部讲过多少遍了，人家嫌我贫嘴，我也不在乎，为革命哪能计较个人得失呢……比如说，刚才大家冷言冷语讲山里红，我听了就不服气。倒不是因为我儿子在那里当武装部长，我袒护他。可人家真是跨进了共产主义的门槛……我们这里就不让去看看。”
  程璞的老婆哼了一声：“这不让去，该是我的罪过罗！”
  翠嫂道！“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我们这个公社，书记，主任，对新生事物就不大起劲。我上个月就在我儿子那里过了几天，亲眼看见人家放了个水稻高产‘卫星’——亩产三万六……”
  程璞道：“我还亲眼见过一个四万三的呢，也是山里红的。”
  翠嫂和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问道：“你到过山里红公社了？”
  程璞道：“我今天刚从那里来，我在那里呆了整整三天。”
  石亦凤有点诧异地望望她的丈夫：“怪不得呢，在人家食堂里吃油了嘴，一跑回家，便问这问那……”
  翠嫂一听程璞从自己儿子那边来，得意地扬起了眉毛：“我的弟妹，现在你总不能说我嫂子吹了吧。人家的食堂办得就是好。我去了几天，米饭，面条，炸糕，糯米把把，稀是稀，稠是稠，没有一个去参观的人不称赞的……磨子，你说说呢……”
  程璞一听表嫂这么一夸，气就上来了，便道，“嫂子，你吃的大概都是参观伙食吧！”
  翠嫂道：“反正是食堂打回来的……”
  程璞冷笑了一下：“那食堂被我下令解散了！”
  满座都吃了一惊，翠嫂竞不知所云，直勾勾地看着她那表弟：“你……？”
  程璞说：“那样的食堂是剥削人民！”
  翠嫂的脸唰地红了。她不只是因为程璞丢了她的面子，更主要的觉得她必须维护新生事物。在这里，本来已经风言风语地议论山里红够多的了。县里面有人明确指出这是股右倾思潮，要组织积极分子反击。她当然应该是积极分子，便振振有词地说：
  “磨子，人家放卫星总不假吧？”
  “那是假的！吹牛！骗人！骗党！我也下了命令，再不准这样搞了……”
  翠嫂急急地申辩道：“你呀，这也假，那也假，难道我儿子——也就是你侄子，会糊弄你这个叔子？……”
  程璞望着这个从小在一起长大，又一起在游击队里共过艰难岁月的表嫂子，严峻地说道：
  “嫂子，我把德发撤了。——老实告诉你吧，你不要难过，他在那里胡作非为，违法乱纪，我已经叫司法机关依法起诉。我来的时候，公安机关已经把他逮捕了！”
  这一说，屋里的人都震惊得只剩下急促的喘气声。翠嫂先是一愣，一会儿突然发疯似地喊道：“你……！你这个没良心的！我虽然不是你亲嫂子，也是看着你长大的。你表哥还和你一起滚过草铺，一起冲锋陷阵，从枪林弹雨里过来的……他为革命牺牲了，留下了这个独苗苗，你凭什么拿他来开刀？他犯了什么法？……”
  程璞打断了她的话：“他贪赃，他枉法，他私设公堂，吊人打人，捆人骂人，无恶不作！正是为了保住我表哥和千千万万革命烈士打下的江山，我不得不下令依法逮捕他。”
  翠嫂一个趔趄，倒退了一步。本来她虽然已年近半百，但看起来还很年轻。这一下子，她顿时变老了，她颤抖的手指着程璞：“你……你六亲不认，我也就撕开脸皮。别看你现在是市委书记，外头对你的闲话多着呢……我要到省里去，凭我这个烈士家属，上我能到，下我也能见。就凭我这点老面子，我要找省里的首长告你！让他们来评评理……”
  边上的人劝也不是，拉也不是，眼望着她又哭又闹地走了。
  其他的人都想打探个究竟。程璞没有说什么，紧闭了嘴，一个人坐着发呆，目光是阴沉，甚至带点痛苦的。
  等人们走尽，天也黑了。吃过晚饭，他才把在山里红公社遇到的事，对他老婆讲了一遍。讲到老梁的母亲死了的时候，他动了感情，叹口气道：“没想到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出现这种怪事。我去看了那老奶奶，是饿死的。不！是被那些贪赃枉法的混帐们逼死的。”他忽然感情地望着自己老婆，“亦凤，我这个人从来不说假话，你我做了十几年夫妻，旁人笑话说我们是石磨子挨着了石碾子，都是冷冰冰的石头，今天，我才觉得咱们俩的心都是热乎乎的……我预感到，刚刚为了大办钢铁挨了批评；调到农村来后，又大闹了山里红，……我得罪的人可算多了，不过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我会倒大霉……这也会连累你和孩子……”
  十几年来，石亦凤何曾听过自己丈夫用这样的口气和她叙过衷肠？忽然眼圈红了，轻声说道：
  “磨子，你做得对的。连累我和孩子还只是个人的事情，我真怕这股风刮到这里来，连累了群众，把刚树起来的人民公社的牌子给砸了！”她忽然很温弃地说道，“你在这里住一阵子么？”
  程璞苦笑了一下：“难保明天不会召我回去呢！”
  程璞估计得不错。在家里没有住满三天，市委就派了一辆小汽车把他接了回去。
  回去之后，安东马上找他谈了一次话：
  “老程，你怎么搞的，在山里红公社……”
  程璞没等他说完就大笑道：“我知道叫回来是为这件事，不过我相信你如果碰到这种事情也会和我一样处理的。”他把撤销食堂，逮捕自己的侄子等等的经过，又原原本本向安东讲了一遍，并说，“我建议现在市委的负责人，都要到下面去走走。最好是象我这样走法，不要带警卫员，不要预先通知，更不要坐小汽车，否则，会上当的……等我们大家都摸到一两个公社的第一手材料，就知道我不是感情用事了……我是发了一通脾气。听说有人都编成演义了：‘程磨子大闹山里红！‘哈哈哈……大概有人告了状了吧！”
  安东有气无力地说：“省委李书记来了，宣布你停职检查。”
  程璞耸耸肩，冷笑了一下。
  安东说道：“我相信你是不会说假话的。不过现在大炼钢铁，办人民公社，都是新生事物，有这样或那样缺点也难免……老程，你在山里红发现问题后应该向市委汇报一下，我们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程璞跳了起来：“都快饿死人了，还能慢条斯理地请示汇报，研究研究……吹牛皮可以大跃进，我当机立断处理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大跃进？！”
  安东被驳得无话可讲，顿了顿，才说道：“我是向李书记讲了，停职检查太过火，不利于纠正目前的问题。可是他……”安东一想在程璞面前议论一个省委书记不太好，便住了口，说道，“我们总该有个组织观念……”
  程璞更加火了，说道：“又是那一套！从党性上……不！就说是良心吧，你承认我做得对的，可是从组织观念上，你又不得不服从，对吗？！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难道就是这样‘特殊’法……”
  安东又被他狠狠地刺了一下，又矛盾，又苦恼，皱皱眉头，接过程璞的话说道：“特殊材料……特殊材料……我们应该是特殊材料。所以再大委屈，也要先服从组织决定，有意见再提么……”
  程璞冷静了，冷静得真象一块石头，但目光锐利得象两道利剑，毫不留情地继续刺着安东的心：“是啊！共产党员是块特殊材料，特殊钢，它可以锤打成镰刀斧头；不过，也可能打成脚镣手铐……不要忘记，现在我们是执政党，弄不好，这副脚镣手铐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人民！”
  安东听他这样说，简直害怕了。他实在无法忍受，也冲动了起来：“老程，真想不到你这个老共产党员会说出这样的话。太可怕了！你的思想确实变了……我还听说你在山里红公社居然敢这样讲；‘象你们这样的共产党为什么不应该打倒？！’”
  程璞拍拍胸脯：“是我程磨子讲的！我讲的‘你们’，是指一伙把脚镣和手铐铐在人民身上的假共产党……不要断章取义。说实话吧，我讲的比这个还多，还厉害。当着毛主席的面，我都敢这样讲。我们共产党员靠实事求是吃饭！”他的话刻薄得象一把刀子剐着安东的灵魂，也剐着自己的灵魂，“你，我，好一个市委书记！居然会批准在自己的党报上，一期一期地吹大牛。还有我们省委，甚至北京的，有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居然会相信一亩小麦能产两万斤，一亩水稻能产十万斤。哪有一点点科学？他们胡编乱造了一大套荒唐可笑的理论，来巩固吹出来的空中楼阁，自我陶醉在幻想的共产主义里。说得客气些，是思想上的幼稚，说得不客气一些，是品质问题。……”
  安东的脸色煞白。省委来的李书记曾经严肃地对他透露过：“从中央党校转来的材料，就有人认为程璞是漏网的右派。现在从他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事实来看，这个人很危险哪，再滑下去就有可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哪……”李书记是要安东找他谈谈，叫程璞做检查。可这样的思想，还谈什么呢。安东机械地把李书记的话重复了一遍，便劝程璞直接找李书记汇报，让他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可程璞就是不去，也没有写一个字的检查。
  但是，李书记也一时处理不了这个倔头倔脑的程磨子。尽管有成跛儿写的检举，有山里红公社那几个干部写来的控诉，还有程璞表嫂亲自赶到省里向他哭哭啼啼告的状。检查组意见统一不起来，省委常委的意见也统一不起来。程璞的老首长，在省里担任监委书记的章凡就坚持不能处分程璞，认为他是难得的好干部。
  程璞就这么赋闲在家，除了看书，全副精力都放在研究一种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