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起红铅笔，在《简报》上重重地又画了个问号。
  成跛儿呐钠地问道：“那……我？”
  程璞直截了当地说：“怎样大办钢铁？明天我找几个工程师和工人研究一下。你的工作是可以调动了。明天，我建议市委成立一个机构，叫指挥部也行，叫委员会也行，反正要把从群众家里拿来的所有五金器皿，统统还给人家。什么自动捐献呀？都是搜刮来的。借着共产党的威望搜刮来的。因为我们的党威信太高了！越这样，就越要珍惜这种威信。已经砸掉、炼掉、化掉的，统统照价赔偿。你，就到这个机构去负责，解铃还得系铃人嘛。安东同志在省里开会，我会和他联系的……好吧，你可以走了。如果你有积极性的话，替我拟这样一个报告，就是关于成立那个机构的。凡是侵害了群众利益的，都可以选到里面去。这是为了不要让群众在背后骂我们。”
  程璞讲完话，便拨了电话，叫市委的秘书立即和安东接上线，他要亲自和安东谈话。
  第二天一早，安东就从省里赶了回来。从充血的眼睛来看，他至少有几个晚上没有睡觉了。
  他一回来就参加了程璞召开的座谈会。工人和技术人员们摆的事实，讲的道理，使他暗暗吃惊，但他没有发表意见。中午，他把程璞请到了自己家里。夏雯准备了几样菜，自己没有作陪，匆匆忙忙赶着去上班了。两杯酒下肚，两个人便把话讲开了：
  “老安，你是学工的，你应该比我更懂。这种做法简直荒唐！”
  “老程，老实说吧，我也不是完全不清楚，但上面一个劲地催，而且从各地情况交流来看，形势确实逼人……”
  “逼人？逼人说假话！”
  “不过有时我也想，是否我们的认识确实落后于大跃进的形势了？矫枉过正，这也在所难免。”
  “坏就坏在我们有些同志，包括有些负责同志，太会造舆论了。讲得不客气一点，是太会吹了！上面吹，下面就有人拍！就连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被吹成了玉皇大帝。只要捧出一句马克思的话，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就吓得大家不敢吭声了。唉！马克思假使看到我们是这样的‘一天等于二十年’，脱掉了裤子进共产主义，他非气得连胡子都要翘起来……”
  安东听他这一番议论，吓了一跳，忙道：“老程，你说话稍稍注意一点。”——因为他在省里已听说程璞在中央党校时提出了一些怪问题，引起了一场辩论……
  程璞压根儿没有听进去，说得更加滔滔不绝：“老安，说心里话，你可相信成木林炼的那些铁能派用场？其实你也明白，这只是一堆没有任何价值的数字。所以，自己也不大过问。随他去吧，反正可以向上面交帐……嘿嘿，这是做官的学问！我和你老安相处几年，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是不该染上这种习气的……这样的乌纱帽戴得住么？为什么市委书记的家里铁锅铁勺没有人来砸？！为什么市委机关的铁门铁窗保护得好好的？！所以，这样的数字，是给我们的乌纱帽上贴金，而老百姓是在贴血本。”
  安东的心被这个程磨子狠狠刺了一下，脸上发烧，但找不出辩驳的理由。
  夏雯回来时，安东一个人闷闷地在起居室里踱步。从烟灰缸里堆成尖尖的烟头来看，她丈夫正烦恼着。
  夏雯说道：“刚才省委李书记打来电话你知道么？”
  安东点点头，他正是为这个电话烦恼……
  夏雯说：“口气好厉害：‘请你们不要忘记反右派的教训……’——这是指程磨子吧？唉！这个人真是又直又倔，反右派的时候，要不是你保了他，早闯在刀刃上了……不过，老程真是个好同志。”
  安东没有搭理，呆呆地望着墙上一张水印的郑板桥的竹子，嘴里轻轻念着画上面的题诗：“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熟时是生时。”忽然似有所悟，叹了口气，“干革命干得好象有点经验了，却反而生疏了……”
  夏雯瞪了他一眼：“什么？生疏了？！你这个人还算是老共产党员哩？”
  安东苦笑了一下：“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对许多新事物都有点手足无措么？！难道我真成了小脚女人？……”
  夏雯想了想，说道：“说正经的吧，程磨子已经把大办钢铁的指挥部磨得人心惶惶，也怪，工人们都拥护他……”
  安东还是一圈一圈地踱着步，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
  上面接到了一封又一封的“人民来信”，控告程璞破坏大办钢铁。省委主管工业的李书记接二连三地打电话给安东，要他严肃处理。
  安东没有法子，和市委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让程璞负责农村工作。同时，也悄悄地把砸掉的铁锅铁勺，统统退赔给了群众。大办钢铁指挥部也调整了一番。采纳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他又找程璞谈了一次话，他满以为程磨子会理解他的心意的，哪知，还没有等他开口，程璞就直截了当地说：“老安，不必讲什么了，我都明白。现在在你心里的天平上，党性和组织观念，一百市斤对五十公斤，好象是摆平了……”他冷冷地一笑，“组织观念和党性不是两个砝码！”
  安东又被刺了一下，这次他真感到不愉快了。为了他，自已还在李书记面前检讨了一番，可这个程磨子还尽磨得人心里酸滋滋的。
  程璞是闲不住的，既然专门分管农村工作，便就到农村去。
  这个市的郊区有两个县，现在划成了二十个人民公社。先到哪个公社，他自己也没有主意，反正得先回一趟家。他没有带警卫员，也没有带秘书。市委办公室安排了一辆小汽车送他。司机把车开到他宿舍，程璞已经搭上长途汽车走了。程璞的家在郊区一个叫桃花潭的镇上。这里原先是一个区的所在地，现在改为公社了。程璞的老婆叫石亦凤，原是个农村妇女。他们的婚姻是从小定的亲。抗战期间成亲之后，两个人的感情一直不好不坏，可脾气倒挺相似，都是属石头的。乡里人叫他们是一个磨子，一个碾子。石亦凤也是个宁折不弯的性格。解放后，亲戚都劝她跟程璞到市里去，她死活不肯，说：“谁要沽他的光！”除了逢年过节到城里走一遭之外，就长期呆在农村。现在公社里当个妇女主任。夫妻俩都是硬碰硬的脾性。生的一个儿子却是肉头肉脑一副憨厚的样子。长到十岁，还不知道老子是市委书记。那是由于娘的教育：“别没长进，扛着老子的名声当幌子！”儿子连姓都跟着母亲，叫石鸣。——这一点，程璞是很为他老婆叫好的。所以当儿子问起他在市委干什么的时候，便答道：“当长工！”石鸣惊奇地说道：“现在没有地主了，哪来长工？爸爸骗人！”程璞便解释道：“长工就是勤务员——为人民服务，懂吗？”
  程磨子要回家看看，这消息简直是桃花潭的大新闻。有人说他被贬了，有人说他要调动工作了，甚至还有人说他是回来和石亦凤离婚的。石亦凤听了，唾了一口：“呸！打游击的时候，还不知多少次传说他死了呢！”她只当没有这回事，冲着来向她报信的公社会计讲：“你们都是吃饱了撑得慌！为什么一个市委书记抬抬腿都刮这么大的风？！”不过，她心里倒真盼他回来，倒不是图感情上腻味腻味，而是有一大半政策上面的问题想问问他。
  反正市委办公室给公社打来了电话是千真万确的。原说是中午能到，可到天黑还没有见到程磨子的影子。而家里等他的人却够开两桌饭了。这里面有当年跟程磨子打仗的老游击队员，有关心他的老朋友，有想打听点什么新闻的好事之徒，也有程璞的亲亲戚戚。其中，最关心他的是程璞的一个老表嫂子。程璞的表哥原先也是打游击的，抗日战争初期就牺牲了。留下了一个寡妇和一个孤儿。他表侄现已二十四岁，当上了一个公社的武装部长。母子俩人都是程璞拉扯大的，程璞待这个老表嫂子比自己的母亲还好。老表嫂子一听到汽车喇叭响便念念叨叨地说：“这回程磨子该来了……”可是所有班车都过去了，还是没有见人来。
  程璞半路上跳下了长途汽车，这是临时决定的。因为在车上遇见一群从外省来的参观者，要参观一个报上有名的先进大队。据记者们的报道，这个大队的粮棉都放了高产卫星，而且又是有名的山歌之乡——真是要物质有物质基础，要精神有精神食粮，几乎已一脚迈进了共产主义的门槛。这个大队和所属的公社是最近才划归这个市的郊区的。划过来的时候，他还在北京学习。现在顺路，于是他也夹杂在参观者的队伍里，一起走着。
  看来人家是早有准备的。公路上扎着松枝牌楼，红红绿绿的旗子插满了山坡。
  这群参观的人，看样子象文艺工作者，有的拿着速写本，有的还提着录音机。
  果然，一走进这个大队，满耳是僚亮的山歌。公社和大队的书记领着参观者顺着一条每隔十来步就有一面红旗的板车道走去，两旁是新栽的杨树，路边是新挖的渠道，隔着渠道才是一块块棉田。远看去，一球球棉桃，雪白银亮，星星点点地布满田野。参观的人都啧啧赞叹不已。
  大队书记笑笑：“你们看，这棉棵都长得比人高！”
  一个搞音乐的马上说：“真是只听歌声不见人影。”
  果然，从棉田里飞起一群女孩子的歌声，尤其是那个领唱的，使专业歌唱家都吃了一惊。从他们互相交流的目光里，流露出由衷的钦佩。
  参观过几片棉田之后，有几个人的目光带点疑惑了。因为公社主任介绍说是每块田里都有歌声——这一点也不假。但说每块田里都是不同的歌手——因为村村队队都有歌手，他们不禁怀疑起自己的耳朵来了：歌声是那么相似，而每个领唱的音色也居然一模一样。如果说稍有差异，那就是越听到后来，越觉得歌手们的嗓子嘶哑了，而且有点气喘吁吁。但没等这些文艺家们问个究竟，公社和大队的干部们已把他们带到一块晚稻田里。今天，是要特地当着他们放一个高产卫星的。
  于是，原先的疑惑又化为一阵阵惊叹。
  这是一块四亩见方的稻田。沉甸甸的稻穗挤得密不透风。稻棵都连成一垛墙了。一个头十岁的小姑娘，端端正正地坐在稻棵上，乐呵呵地笑着。
  公社主任介绍说：“也许同志们不相信，以为稻棵里垫着一条板凳。我们等会当着大家的面，现割，现收，现打，当众过秤。还要请你们派代表监收、监打、监秤进仓……”
  这斩钉截铁的语气，这真正的人间奇迹，引得这群文艺家一个个都张大了嘴。又是照相，又是速写，还真选派了代表监秤验收。其余的一起参加开镰收割，忙了半天，激动得他们的领队抓个土话筒就大声宣布：“同志们！我们今天真正看到了奇迹，看到了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已在广大农村升起！今天这颗高产卫星，达到亩产四万三千零二十六斤！”
  在一阵欢呼声中，领队的在“卫星”验收证书上签了字。仪式是相当隆重的。还放起了鞭炮。
  以下的节目便是在“共产主义”食堂里举行宴会了——吃饭是不要钱的。
  程璞没有赴宴，人家也不知道这个头戴破草帽，身穿一套退了色的旧蓝布褂裤的、又黑又瘦的半拉老头是谁，谁也没有注意他。
  傍晚时分，程璞步行到了公社。
  这个公社的名字很特别，也很有诗意，叫“山里红”。它坐落在山边边的丘陵地带。这个公社的所在地是一个百十来户的村子，就叫“山里红”。程璞知道这名字的由来：那还是在打游击的时候，原来这里是一个小镇，叫杨家桥，是因为镇上一个姓杨的地主修了一座桥而得名。抗日战争时，姓杨的地主当了汉奸维持会长，纠集了百十条枪的地主武装，把守着这座桥，逼得游击队在山里出不来，费了好大气力才把这支反动武装搞掉。后来，又被日本鬼子扫荡了一下，百十来户的一个镇子全部化为灰烬。现在这村子是后来重建的。为了纪念杨桥的战斗，程璞的老上级，现在在省里任省委常委兼监委书记的章凡同志给它起了“山里红”这个名字。
  程璞走上公社前面那座大石桥，这段回忆便自然而然地在脑际浮起。故地重游，他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心中暗暗好笑，本来是回家的，怎么鬼使神差地到了“山里红”。
  晚秋近冬，坡上的杜鹃花早已谢了几个月了。一角夕阳映在河水里，倒是染得火红火红的。
  解放后，村里的面貌确是变了不少。青瓦粉墙，一溜溜新盖的民房便足以证明从互助组到高级社，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了。
  程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