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吴定良先生著有“丁在君先生对于人类学之贡献”一文说：“七
  八年前，在君先生即开始搜集材料，共计65组，其中由在君先生亲自测量者
  14组，约共1100余人，尤以蜀黔滇等边境诸土著民族测量材料为最可贵。
  在君先生与许文生、葛内恩两教授共同测量者两组，其余则为他人测量而经
  在君先生校审认为可作比较资料者。”
  …　Page　12…
  吴定良先生又说：“人身测量学之价值，全视其测量之正确度而定。在
  君先生平时就对此点特别注意。其所采用的材料，据许文生言，他曾费半年
  时间检验各组测量数值。如某组或某项测量有可疑或欠准确者，必尽使除去。
  其治学之精严如此。”
  “测量之结果又视分析方法而定。在君先生所采用的方法有三种，皆统
  计学上认为最精确者。此实国内用数量方法研究科学之先导”。
  丁文江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不限于人种学，1923年他发表的《中
  国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就应用了统计学的方法。而最精确也最有成绩的
  是，他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古生物学。
  统计学的方法，在现在早已普遍被采用，而在解放之前的落后的中国，
  那还是极不多见的。丁文江用统计学来研究科学，无疑是统计学在我国推广
  应用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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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丁文江与地质调查所
  地质调查所是1916年正式成立的。成立之前，丁文江是创始人，负责筹
  备工作。正式成立后，他是第一任所长。
  那时可不像现在，专业人员找工作那么难。那时专业技术人员极缺。筹
  备的时候，自然是首先培训人才。
  前面曾提到丁文江利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停办的机会和条件，来加强地
  质调查所的筹备工作。这当然表现出了他的智慧和能力，以及积极负责的精
  神。不然，恐怕是不会有这样的成绩。
  胡适之老先生曾说：“在君的最大贡献是他对于地质学有一个全面的认
  识。”是的，丁文江由于“他对于地质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所以他计
  划的地质调查所，能在很短的时期内树立起一个纯粹科学研究的机构，作为
  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步发展的领导中心。”
  胡适之引用了地质学专家葛利普先生的话说：
  “丁博士心目中的地质学极为广泛，范围所及，非只构成地球的材料，
  如矿物及岩石等，且包容形成及改动此种材料的种种动力，以及其渐渐演变
  之程序，进而对于地球之形状构造及经过历史等，全作为研究之对象；更涉
  及自古以来，地球陆面以上及海水之内的生物，各种生物演进之程序，及足
  以影响其发展分布之种种因素，如地理、气候等均在范围之中。”
  丁文江领导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是根据他多年的求索积累起来的关于地
  质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广泛内容的渊博知识，为了建设祖国来训练人才、延
  揽人才和使用人才的。葛利普先生就是正当中国最缺少古生物学专家时，正
  当美国反德排德时，他与北京大学协商后聘请来的，使之在20年的教学和地
  质科学研究中，为中国培养出了许多青年古生物学专家，也使地质调查所创
  办的《中国古生物志》成了全世界有名的学术刊物。陶孟和先生说：“仅就
  他对于地质学的发展一端来说，在君足可以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丁文江的第二大贡献是他所领导的地质调查所的实践精神。学而为用，
  学以致用，都是讲用是学的目的。这一点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已指出过：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不用，或流于空谈，是盲目的学。没有正
  确目的而盲目学的人，当然也不知道怎样规范自己的行为，绝不会像丁文江
  那样，刚从山西回来的第二天就又奉命去云南调查，常年驰骋在祖国的原野
  大地，攀缘于崇山竣岭之中。丁文江的实践精神表现了他学以致用的思想和
  观念，表现了他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和正确的人生观。他在　《地质汇报》第
  一号的序言中引述了德国学者李希霍芬的一句话，那话说：“中国的读书人
  最好安坐室内，不肯劳累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
  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丁文江说：“现在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
  然，因为我已经有了一班人能登山涉水，不怕吃苦。”丁文江说此番话是在
  1919年　（民国8年），旧中国的学人，多半是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或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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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封建地主阶级家庭的成员，视劳动为下贱可耻，好逸恶劳，奴役他人，坐
  享其成，以坐室闲谈为乐为荣为高尚为享受。丁文江却不然，他领导的地质
  调查所，学以致用，向学而优则仕挑战，打破了封建的传统观念，为中国的
  地质科学的发展，开了头，奠下了基础，培养出了一批勤于实践的地质学家。
  丁文江领导的地质调查所的第三大贡献是真诚的爱护人才。
  他胸怀大目标，为了祖国的建设，先是利用北大地质系停办的机会，把
  在北大执教的德国教授梭尔格请了来。接着抓住机会，利用美国排德的时机，
  把德裔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请了来。丁文江胸怀大志，深知要改变一个硕
  大的国家落后状况的艰难和艰巨，没有人才不行，培育一个人才谈何容易？
  所以他特别地爱护人才，为了一个大目标，把中外老少的地质人才，都团结
  在一起，为祖国的建设积极地工作。
  丁文江还十分重视人才的质量和节约，批评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浪费。他
  说：“中国政府从前花了很多钱，聘了许多外国专家顾问，各部都有高薪顾
  问。但是各部的首领官都没有专门的学识，不曾知道哪些外国人是饭桶，哪
  些人是真正的专家、学者。所以，他们部里就是养着头等的专门人才，也都
  变成废物，不能给中国出力做点事。就像安特生，他是农商部的高薪顾问，
  从来没有人去利用他这样的专家。后来我们的地质调查所成立了，安特生自
  己愿意来帮我们工作，我们充分调动他做矿产地质调查。他在调查地质的旅
  行中，发现了很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物，深知其重要性，又因自己不是史
  前期的考古学家而不敢乱动，所以他回来做了一年的考古学研究，然后回到
  老地方去，才敢做有系统的采集和发掘。结果是我们地质调查所不但是成了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研究中心，而且因此获得了瑞典王国太子和政府的合作和
  帮助，还因此获得全世界的学术界人士的更大注意和重视。”这就是当时的
  丁文江和他领导创建的地质调查所，他除领导和训练了许多中国青年地质学
  家之外，还对充分认识和充分利用外国专家学者作出了重大贡献。
  认识人才是使用人才的前提。丁文江说：“梭尔格原是柏林大学的助教，
  在京师大学　（即现在的北京大学）的地质科教了3年书。所有他的中国同事
  都说他脾气不好，而且根本看不起中国人。我和他谈了几次，看见他在山西
  的工作，觉得他是一位很可敬的学者，就力排众议，请了他来（在地质所帮
  忙）。这一次（1913年11月，12月）和他旅行了40多天，我很虚心地请教
  他，他极热心地指导我，我们成了好朋友。可见外国专家不能与中国人合作，
  不一定是外国人的过失。”
  1913年11月13日，丁文江来到冈头村的井陉矿务局时，梭尔格已到微
  水去调查，在矿上的是代理工程师戈尔登堡先生，他很佩服梭尔格的工作。
  他说：“若是我们在中国的德国人都像他那样肯工作，那就为我们争了气了。”
  接着他又问丁文江，“还有一个德国人，也在北京大学教矿物，认不认识？”
  丁文江告诉他：“这位先生听说我请了梭尔格，就来自荐，说他刚从井陉工
  作回来。但是我看他拿来的一张井陉煤矿的地质图，好像是用李希霍芬的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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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放大的，所以我没有理他。”戈尔登堡先生拍着桌子叫道：“丁先生，你
  的眼力真不差！我们因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停办，这位同乡失业了，请他来
  这里工作，预备给他找一个位置。哪里知道他到矿三个星期，一天也不肯下
  去，来后又偷偷找土娼来胡闹。我没法子，只好请他走了。临走的时候，我
  看见他把李希霍芬的旧图放大，不知他有何用处，原来他是拿去骗你的！”
  这件事说明丁文江能识人才，当他回忆这事和戈尔登堡话语时说：“我于是
  又知道所谓外国专家，不是可以随便乱聘的。”
  丁文江任地质调查所所长不到6年，1921年辞去了所长之职，由翁文灏
  继任。此后，他仅是地调所不支薪的顾问了，继续和地调所保持着关系，继
  续担任　《中国古生物志》的主编。为此葛利普先生说：“丁先生之意欲使此
  刊物较之其他国家之同类出版物有过之而无逊色。杂志分甲、乙、丙、丁四
  种：甲种专载植物化石，乙种记载无脊椎动物化石，丙种专述脊椎动物化石，
  丁种则专论中国猿人。第一册出版，距今（1936年）不及15年，而今日之
  各种类别专集已近100余册之多。此种成绩斐然，实非他国所能表现。”
  丁文江和他的同事们所创立的地质调查所，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了一个世
  界知名的纯科学中心，不仅在纯科学研究领域，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
  学，还领导了史前期的考古学研究，成为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研究的中
  心。北京周口店系统的发掘，以及在1927年后陆续发现的“北京猿人”40
  多具遗骨，也是地调所领导的科学一大成就。因为周口店发现的材料太多，
  太重要，需要专门研究，所以地调所和北平协和医科学院的解剖系合作，取
  得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基金资助，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专作中国
  新生代脊椎动物化石及人类化石的研究。该室主任是步达生先生，但对该室
  的成立，丁文江是最出力的一个。
  除了科学研究之外，地调所还兼顾国家和社会的矿业，如石油、土壤等
  实用方面的研究工作。丁文江个人还参与了龙烟铁矿厂的设计，北票煤矿的
  开办。地调所还兼办了妙峰山鹫峰寺的地震台以及燃料研究室（由浙江金权
  初兄弟捐助所建）和土壤调查所等。这些工作，都是在那时政局动荡不安的
  情况下，在薪水低微和时常领不到，以及实地调查经费完全依靠私人或基金
  会捐助的极为困难情况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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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丁文江与北票煤矿公司
  丁文江26岁那年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在上海教书，从此他开始取得个人收
  入，并立即担负起赡养父母和教育兄弟的义务。一直到他生命的终止，全家
  的重心都在他身上，家庭的经济负担也都压在他的身上。当时除了劳动报酬
  之外，他没有任何额外收入，要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相当不容易。何况他
  的四弟丁文渊正在德国留学，经济完全靠他负担。这样大的家庭负担，使他
  不得不离开地调所。
  丁文江的四弟丁文渊先是在瑞士楚里西大学，后来到德国学医。在瑞士
  的时候，丁文江的同学好友曹梁厦先生任留欧学生监督处的秘书，主动对丁
  文渊说：“你的令兄不是有钱的人，不应当让他独自担负你的学费。照你的
  学历，你可以申请官费。现在教育部和江苏省的官费都有空额，你不妨写信
  给文江，要他设法给你办官费。他和留学生监督沈步洲、教育部次长袁希涛、
  高等教育司司长秦汾都是老朋友，你又具备资格，你申请一定会被核准的。”
  丁文渊深知哥哥担负他留学经费的困难，故把曹先生的好意致信其兄丁文
  江，要他去设法办理官费留学。
  然而丁文江却回信告诉四弟说：“照你的学历和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
  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知道，在中国，比你更聪明、更用功、更贫
  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没有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