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节
作者:南方网      更新:2021-02-27 00:13      字数: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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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绅士家庭 幼年好学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生于江苏泰兴。
  丁文江的父亲丁吉庵,是泰兴县的一个绅士。母亲单氏,生有四子,长
  子丁文涛,次子丁文江,三子丁文潮,四子丁文渊。另有同父异母的三个弟
  弟:大弟丁文谰,二弟丁文浩,三弟丁文治。
  丁文江天资聪慧过人,刚学说话时母亲就教他识字。出门在外,每遇门
  联匾牌类文,都教其认之;或到药店时,即教识药题。字义浅易的,即给解
  释。这样,他五岁时就能过目成诵,于是就送蒙馆进行启蒙教育。这时,书
  上的字识之者多,并求其甚解,略解其义,不以颂读为苦,而以学为乐。仅
  四五年时间,四书五经就已读完,并且特别喜欢读古今诗词,读起来琅琅上
  口。老师对其天资十分惊奇,问他将来有什么志愿。他立即答曰:“还读我
  书”。所以,他读书从不认为是苦,而是以读书为乐事,且乐在其中了。
  丁文江自幼好学,还喜欢阅读古今小说,尤其喜欢读《三国演义》。六
  七岁时就读《纲鉴易知录》、《四史》、《资治通鉴》等,还涉猎了古人最
  为推崇的陆宣公(贽)、史督师(可法),又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
  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等。11岁便作《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
  母亲单氏教子有方,诸事有章,从不懈怠,起居动止肃然一准以法,衣
  服有制,饮食有节,作息定程,一钱之费必无妄耗。
  丁氏兄弟的良好品质和习惯,都是来自父母的良好调养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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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巧遇伯乐 勤奋成才
  丁文江13岁考中学院秀才。这年正是“戊戌变法”的第二年(1899)提
  倡新学。这个学院在湖南的攸县。在这里,丁文江遇到了恩师龙研仙先生。
  龙研仙先生是攸县名士龙汝霖的儿子,龙润霖的侄子。而龙润霖就是光
  绪五年在长沙翻刻《宋元学案》的学者。所以,龙研仙自然受其先辈的影响,
  提倡新学了。前面提到的丁文江所学诸学文,都是龙研仙先生所教。
  攸县在湖南省衡山东南,茶陵西北。而泰兴县那时属于南通州江北的小
  县,是一个“风气锢塞”的“滨江偏邑”。丁文江离开了这个“风气锢塞”
  的“滨江偏邑”,到了攸县这个地方,又适逢这样的时代和遇到这样的良师,
  故得以茁壮成长。当时,龙研仙先生听说丁文江有异才远志,就要其母带到
  公署,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面试。见丁文江多有阐发,大为惊叹,许为
  国器。即日纳为弟子,潜心悉教,并力劝丁家父兄把文江送去日本留学。
  出国留洋,这在封建落后、闭关锁国的中国,尤其是在遭受了多次侵略
  欺压、受尽屈辱的感情中,简直是大义不道。而在泰兴这样一个“风气锢塞”
  的“滨江偏邑”,更是辱没先祖的丑事。所以受到了“亲友多疑阻,先严不
  免为所动”。这样,龙研仙先生就不能不动用父母官和恩师的权力来进行劝
  导,同时还替文江设法托了湖南的胡子靖先生把他带到日本。
  丁文江对于他有幸遇上了湖南新教育家这样一位恩师,终生不忘。就在
  他临死前一个月 (1935年12月5日),他站在衡山列光亭龙研仙先生的碑
  前,还向朱经农述说了当年如何幸遇龙先生才得以成才的经过情形。他说:
  “若不遇龙先生,他的一生则会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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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从日本到英国康有为相助
  1902年,丁文江15岁,随胡子靖去了日本。他在日本,与汤中先生同
  住,由于不久就爆发了日俄战争,人们都无心读书,他也没有进什么学校,
  倒是结识了不少中国留学生。最主要的是李祖鸿和庄文亚先生。并与他们一
  起谈论革命,写文章,进行一些政治活动。
  1904年2月8日,日本进攻旅顺港,大家就更是无心读书了。这时,庄
  文亚经常收到吴稚晖从苏格兰爱丁堡写来的信。来信常常褒贬“日本留学生”
  吃中国饭,不读书,终日开会谈政治。还常说苏格兰生活费用多么便宜,一
  年只要有五六百元就够了。
  丁文江天性好学,得知了这种情况,便产生了去英国留学的念头。正好
  庄文亚也有去英国的心意,彼此一谈,志同道合,于是就搬来了同庄文亚和
  李祖鸿兄弟同住。这样,他和庄文亚谈论去英国的事,也就影响了李祖鸿,
  三人决定一起去英国留学。
  去英国得会英语,在日本办理去英国的手续时也得用英语。而丁文江的
  英语是连一点根基都没有,比庄文亚和李祖鸿都差。但是经过两个来月的准
  备,到了办理手续和购买船票等交涉的时候,就都由丁文江出面进行了。他
  天资聪明,是处处可见的。
  说来可笑,三个小青年要去英国留学,可身上总共只有十几个英镑。丁
  文江家里答应给他的1000元和庄文亚家里准备给他的500元,都是要在上海
  交付。他们从日本到上海的路费,只有李祖鸿家里寄给他和弟弟李祖植半年
  的学费300元。日本的邮船虽是便宜,但因日俄交战停航,就只能改乘德国
  船。乘德船,三等舱的票价每人300元。尽管如此,他们愣是上了船。也许
  是年少不知愁,这三个小青年并不着急,一路上仍然是花钱游玩。在途中的
  船上,丁文江听人说爱丁堡离伦敦还好远,每人的火车费又要好多钱,一计
  算身上的钱不够去见吴稚晖购买车票的,这才着急起来。人得凭好运气,这
  如同植物稼禾的成长要靠雨露滋润。就在他们这条船的头等舱里,有一位姓
  方的福建人,时常来找他们聊天。船到新加坡时,这位方先生邀他们一同上
  岸去看林文庆先生。林先生请他们吃饭时,谈起了康梁变法,说康有为就住
  在槟榔屿,在船途经那里时,可以去看一看这位维新领袖。
  在槟榔屿,这位戊戌变法失败的康有为见到了这几位拥护维新的青年人
  很是高兴,对他们的窘迫深表关切,送给他们十个英镑,还托他们把一封信
  带到伦敦后寄给他的女婿罗昌先生。罗昌先生收到老丈人的信后,也寄了20
  英镑给他们。这样,康有为的10英镑救了他们途中燃眉之急,罗昌的20英
  镑则支持了他们在伦敦的不少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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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留学7年在英国
  丁文江他们三人于1904年到了英国,当夜从伦敦乘火车北去爱丁堡见吴
  稚晖。吴先生早就为他们备好了住所。庄文亚家里无钱供给他,所以吴先生
  就带他去利物浦,在那里过着艰苦的生活。丁文江和李祖鸿怕利物浦的艰苦
  生活条件不能读书,失去了到英国留学的目的,故未能同去。因为他们两个
  还能得到家里的部分资助。
  在爱丁堡,丁文江无意中遇见了一位曾在陕西传过教的医生——约翰·斯
  密勒。这位医生知道他是穷学生,便劝他到乡下去进中学。于是他便同李祖
  鸿一起到了东部的司堡尔丁。这是一个只有几百户的小镇,生活费用很低,
  一个月下来不过60先令,合当时的中国币不到30元,房东还给洗补。这样
  连书本在内,一年下来,也不过100多元。丁文江在这里过了两年,从一年
  级读起,一年跳了三级,学习总考第一,两年就考进了剑桥大学。
  约翰·斯密勒是当地的绅士,对丁文江十分友善。由于他的关系,他的
  亲朋好友对待丁文江都如家人一般,每到周末和周日,不是这家请吃饭,就
  是那家请喝咖啡。这使丁文江有了深入了解英国社会生活的大好机会,从而
  交上了好多朋友,又跟他们学到了不少东西。
  剑桥大学可不是一般穷人家的孩子能上得起的。丁文江主要是靠家中寄
  钱。泰兴县还出了一部分公费。那是丁文江上书两江总督端方的结果。端方
  指令泰兴县每年给几百元的津贴。但是这些仍不足支付他在剑桥的费用,他
  在剑桥只上了半年学就离开了。
  在英国,大学学年中间不许转入别的大学。丁文江只有在欧洲大陆游历,
  在瑞士的罗山住的最久。
  1907年夏天,他来到了苏格兰的葛拉斯哥,在该城的工科学院学习,准
  备来年投考伦敦大学的医科。同时他还邀来李祖鸿进了这里的美术学校。
  1908年,丁文江报考伦敦大学医科,有一门不及格,这是他一生中未曾
  有过的一次失败,从此便放弃了学医的志愿,进入了葛拉斯哥大学,专修动
  物学,兼修地质学。到了第三年(1910年),他又把地质学由副科改为主科,
  把地理学作副科。这样,到了1911年他便是葛拉斯哥大学的动物学和地质学
  的双学科毕业生了。
  丁文江在葛拉斯哥大学期间,又得到了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的帮助,每
  月给7英镑的半官费补贴。最后一年,他本有全官费补贴的希望,但他已将
  近回国,就请求把官费给了李祖鸿。李祖鸿不但得到了全官费,还领到了1911
  年1月到5月追补的官费100多英镑。李祖鸿和丁文江在英国留学的7年中
  总是互通有无。他知道丁文江性好游历,还打算回国游历祖国内地,于是就
  把这追补的100多英镑送给了丁文江,以充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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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学有所成 回国建设
  留英7年,历尽艰辛学有所成,丁文江于1911年4月离英回国。经西贡
  到海防,改乘当时刚通车的滇越铁路,5月12日到达昆明。
  留英回国,穿着西装是不能在中国旅行的。云南高等学堂监督叶浩吾先
  生指导他改了装,戴上假辫子和瓜皮小帽,穿上长袍马褂,留着小胡子,带
  着随从和护卫,一行12人。从昆明出发开始了游历。游历了云南、贵州、湖
  南,了解到了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最后从汉口途经上海回到泰兴老家。
  旅游中丁文江带了许多仪器和书籍,随机用气压表测量地势高度,绘制
  地图。他发现,武昌舆地学会的地图,商务印书馆的“最新中国地图”和英
  法德日文的百万分之一的地图,都还是根据康熙年间天主教教士所测的地图
  作蓝本,所以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地图上错了200多年没有人发现。
  他这次旅行还不是地质矿产的调查,仅是一个地质学者为其以后的西南
  地质矿产调查的准备性旅行。他在贵州黄果树,正巧遇上“赶场子”,看到
  许多穿着奇装异服的女人和男人,引起了他对人种学的兴趣。1914年他再次
  旅游西南省份,开始了他对西南人种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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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为国家建设培育人才
  丁文江回国时,正值辛亥革命,一些盗贼则乘机作乱或杀人放火,或偷
  盗抢劫。丁文江提倡编设地方保卫团,并早晚亲自进行训练,保卫市民百姓
  的安全。
  民国2年2月,应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先生之邀,丁文江来到北京,
  当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
  司长张轶欧先生是一个远见卓识的人,深识地质工作在国家建设中的重
  要地位,拟构建一个“中国地质调查所”。但此前,统治者,对地质的重要
  性毫无认识,所以中国当时的地质人才奇缺。北京大学则因地质一门招不到
  学生,索性把原有的地质这门学科停办了。
  地质科学因没有经费和专业人才,也不能进行调查工作。因此丁文江的
  工作,自然是得从培养人才着手。1914年,他利用北大停办地质学科的机会,
  把北大地质学系的图书、标本借来,由工商部开办了一个地质研究所。同时
  还把北大原有的一个德国教授梭尔格请来帮助。后来,被派往比利时学习的
  翁文灏也回来了,就在这个地质研究所当主任教授。而丁文江自任古生物学
  教授。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学。
  到1926年经过三年的时间,地质研究所培育出了由中国自己培育的地质
  人才。中国地质学界的许多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