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转弯抹角的语法“Youneednte；ifhees；andheneednteifyoue。”实际上这种简单性只有使得词句清楚。毛翁（Moon）在DeansEnglish里头摘录一段一个英国索美塞得地方的农夫在公堂上的对语；完全不知道分别主格和目的格；他的意义仍旧很清楚而明确；而且我觉得反而更容易感动。照中国的说法“他打他”“吾怪吾”意义已经十足地清晰而明了；固毋庸再加以主格非主格之麻烦。至如第三者单数动词末尾加S；他的冗杂无聊可用过去分词证之。盖过去分词之第三者单数固无特例也；实际上许多人说：“usgirl”“themthings”其意思倒从未被人误解过。著者恳挚地希望英美教授总有一天能在教室里大胆地可敬佩地说出“Hedon”。然后英国语言才能藉此洋泾浜之力；清楚动人并驾于中国语言。中国语言之简单明显可以举一个小小例子；譬如“坐食山空”四字；所包含的意义是“一个人倘不事生产；终日兀坐而白白吃饭。则虽有山样高大的财产；亦不难罄尽。”所以英国语言倘欲改良进步追及吾们；还需相当时日才行。
  中国人的思考方法之具体性又可以用她所用的抽象词句之性质；及其俗语与比喻之通用几点来表显。一个抽象的意识；她往往用两个具体的品性组合而表达之；譬如“大小”所以表达体积的量；“长短”所以表达长度；“阔狭”所以表达宽度；例如“你的鞋子大小如何？”长和短亦用判别两方争论的是和非。吾人常说：“我不喜议论人长短。”又如“此人无是非”；它的意义即谓这是一个好人；因为他保存公正的不偏态度而不卷入争论漩涡。抽象名词之殿之以“ness”一类单字者；亦非中国人之所知；中国人仅知如孟子所说：“白马之白；非白玉之白也。”这表明他们缺乏分析的思考。
  据著者所知；女人总避免使用抽象辞句；这一说可从女著作家所常用的字汇加以分析研究而证明。（分析统计方法是西方人所习惯的心智；至于中国人因为普遍的感性势力太大；不耐数字之麻烦；故用统计方法来证明似于中国人有为难处。但倘他能直接地觉察女性作品或言语中所用抽象字汇之稀少；也就够了。）所以中国人近乎女性；常用拟想的具体化来代替抽象的术语之地位。哲学色彩浓厚的字句像“Thereisnodifferencebutdifferenceofdegreebetweendifferentdegreesofdifferenceandnodifference”殆无法正确地翻成中文；翻译者大概只好引用《孟子》上的成语来代替：“……五十步与百步；有何异乎？”这样的代替；丧失了原文的切准精确性；却获得了明晓之意义；所以说：“我怎样会感知他的内在的智质之进展呢？”倒不如说：“我怎样知道他在心上转的怎样念头呢？”之来得清楚明晓；但还不及中国人之惯用语：“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之来得通晓畅快而有力。
  中国人之思考所以常常滞留在现实世界之周围。这样促进了对于事实之感悟而为经验与智慧之基础。此不喜用抽象词句之习惯；又可从分类编目所用之名词见之；此等名词通常都需要用意义极确定之字眼的；而中国人则不然；他们大都探取最能明晓浅显的名词以使用于各种不同的范畴。因此；中国文学批评中有许多形容各种写作方法的不同的表衬辞句；有所谓“蜻蜒掠水”谓笔调之轻松；“画龙点睛”谓提出全文之主眼；“欲擒故纵”谓题意之跌宕翻腾；“单刀直入”谓起笔之骤开正文；“神龙见首不见尾”谓笔姿与文思之灵活；“壁立千仞”谓结束之峻蛸；“一针见血”谓直接警策之讥刺；“声东击西”谓议论之奇袭；“旁敲侧击”谓幽默之讽诮；“隔岸观火”谓格调之疏落；“层云叠嶂”谓辞藻之累积；“湖上春来”谓调子之柔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句句都是绘声绘色；有如bowwow（狗吠）PoohPooh（轻视）singsong（慢唱）那套原始式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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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女性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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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拟想的浪费；与抽象用语之贫乏；不免影响写作的格调。因而及于思考之式态。一方面固增进活泼之性状；另一方面；他不难退化于无意义的装饰而不具充实之内容；此等缺点为中国文学史上某几个时期的苦闷的罪恶；直到唐代；韩愈始大声疾呼；树起反抗之旗帜。这种装饰文字所谓骈骊文的格调深具表现精确性缺乏之弊病；而其优点为最佳之“非古典派”小说中所表现者；为一种闲游的散文；富有新鲜通俗而含着农村的风味；有似英国文学中之史惠夫脱（Swift）与第福（Defoe）的作品。故从英文译为中文；其中最感困难者为科学论文；而从中文译为英文；其中最感困难者则为诗与骈体文。盖这一类文字；每一个字眼含有一个意象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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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缺乏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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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思考特性之详细讨论；已使吾人了然于中国自然科学之所以不发达。希腊人之能奠定自然科学基础；因为他们的心灵本质上是一个分析的心灵；此事实可由亚里士多德时代之灿烂的文明来作证；埃及人发展数学和天文学；都得需要分析的心灵。印度人也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文法。中国人虽有一切固有的知识；却从未发展文法的科学；而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都从海外输入。因为中国人的智巧好像只知道悦服道德的“自明之理”；而他们的抽象用语像“仁”、“义”、“忠”、“礼”；已属十分普通；他们的精密意义自然而然已丧失在模糊的普遍性里。
  周代哲学家中；只有墨子和韩非子二人遗留给吾们以精确辩论的文体。孟子无疑为一伟大的诡辩家；但他却只注意那些较大的字眼如“利”与“义”。其余像庄子、列子；则竞尚隐喻。墨子之弟子惠施与公孙龙亦为雄健的诡辩家；喜巧设难题以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至谓“卵有毛”“鸡三足”“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轮不辗地”“龟长于蛇”“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狗非犬”云云。汉代学者虽距战国未远；却于学术上未有新发展；仅致力于前代经书之训诂而已。晋代继之；学者则复兴老庄之学籍其直观以解决人生宇宙之神秘。因而实验一事；从未计及；科学方法更无发展之机。宋代理学家掺入佛学思想；重行笺注孔教著作；制为训育心智、健全道德之规范。他们的治学态度；以能洞晓大义、不拘细节著名。故宋代学者之哲学为最不合科学之哲学；亦竟可以说是根本未有哲学。直至清代才发展一种比较治学方法；这种治学方法立刻使清代学术放出空前的光彩。
  中国人之心灵何以不适于科学方法之发育；其理甚显。因为科学方法除了分析之外；常包含愚拙而顽强的苦役的钻研。而中国人则信赖普通感性与内省的微妙之旨；故疏于分析。至于归纳法的论理；在中国常被应用于人类的相互关系（人伦为中国人最感兴趣之题目）；在西方往往有流为呆笨之结果；此例在美国大学中尤数见不鲜。就是今日用归纳法所作之博士论文也得使培根痛哭于地下；真是死不瞑目。在中国；大概没有人会那样愚笨；好似写一篇研究冰淇凌的论文；经过不断的努力之后；却宣布其犹豫不决之结论谓：制造冰淇凌所用糖之主要作用为使之甜。或有经过长时期井井有条之研究；发表“四种洗涤盆碟方法之时间与动作之比较”；而复得意洋洋自以为觉察了一个新的学理；即“屈腰与提举的动作是疲劳的”。或则写一篇“棉花内衣霉菌量之研究”；而发表“霉菌数量之增殖；与外衣退去所需时间成正比例”。数年前；报纸上曾登载一篇通信；记述芝加哥有一位大学生；专事精密研究各种书信格式之感动力；结果发觉一大原则；即“字迹愈深；则愈易注目。”
  如此愚拙的工作虽在商业广告上或许有用；实际上依著者愚见其效力只等于中国人一瞬间的普通感性与直觉；著者曾见过一幅极精美之插图；登载于Punch杂志中；那插画画着一个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圆桌会议；他们正在把许多解剖了的猪体加以检测；一支寒暑表插在猪头的长鼻孔里；前面则挂着一串珠链；检测结果；乃一致决定：“猪猡见了珠宝；并不发生反应。”这样描写；并不能算作侮辱科学方法。盖路却斯脱大学开松教授（Cason）曾在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家年会中宣读论文一篇；其标题为《普通烦恼之起源及其性质》文中区分烦恼种类至二万一千种之多；其后去其性类相同、重复暨非纯粹之烦恼；最后缩减至五百零七种！他又把这五百零七种分归数类；像食品杂有毛发者二十六种征兆；见了秃头颅者二种征兆；起于蟑螂者二十四种征兆云。
  有许多呆笨苦役里头；当然包含着一部分真实的科学功绩。只行真实的科学训练；能使科学家乐于研究细微事物如蚯蚓也有保护的外衣之类；而科学之逐代发展达于今日灿烂光辉的阶段；也自此等细小的发现积累而来；缺乏这种科学眼光而具大量之幽默与普通感性；中国人势必轻视研究蚯蚓或金鱼生活之努力；觉得此等事；读书人不屑为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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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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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进而谈到中国人的逻辑问题；这问题是基于中国人对于真理之概念的。真理；据中国人的观念；是从不可以证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庄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齐物论》里头早已指出人的知识的主观性：
  即使吾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暗；我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照这样的学理讲来；真理是不可证定的。他只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庄子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道即为真理；故真理这样东西；只能在直觉的悟性中感到。中国人虽非明确地同意于庄子的认识论的哲理观念；然在本质上是与之合致的。他们所信赖的；不是逻辑——逻辑从未发皇成为完备之科学——而是或许更为健全的普通感性。凡性质类似强辩的理论；非中国文学所知；因为中国传统地不相信它；从而辩证术在中国遂不见其发达；欲求科学文字之以文学的形式出现；亦遂不可得了。
  卡而格林（BKarlgren）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表出中国著名批评家辨别古书真伪在争论中所用之诡辩；有许多错误实在幼稚得可笑；但这种错误必须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显露出来。中国人写文章从来未有写一万或五千字以树立一个基点；他仅留下一短短标志让后人来赞许或反驳其真实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欢喜把许多笔记或随笔遗传给我们；里头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学写作态度的意见；也有校正古史错误的记录；也有暹罗双生的轶事；狐仙、虬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闻异迹；杂沓纷纭；凑在一起。
  中国著作家只给你一段或二段论辩；便下结论。当你诵读他的文章；从不觉得他的发展已达到论辩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结论；因为论辩与证据都是那么简短；不过你可以感到一刹那的幻觉；觉得它已经达到了结论了。笔记中之最佳者；如顾炎武之《日知录》（十七世纪初期）享盛名之由来；非由于逻辑；而由其记载言论之本质上的正确；此等正确性只有留待后人的证明的。《日知录》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时需要后人几年的考据；这真是再科学没有了；又如要决定历史事迹上的一点；会需要数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书那样渊博的学问；而他的错误终属不易校正；即说是正确的；一时也没有可能明见的佐证；但只可以意会的加以赞同；因为在他的著作问世以后三百年来；未有人能举出反对的论据；如是而已。
  吾人于此可见逻辑对普通感性之对峙；在中国代替了归纳与演绎论理之地位。普通感性往往较为高明；因为分析的理论观察真理；常把它割裂成几多分散的片段；因而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而普通感性则将对象当作一个活动的整体看待。妇女具有比较男性为高强之普通感性；是以倘遇任何意外发生；吾宁愿信赖女子的判断强于男子的判断。她们有一种方法；能估量一种情况的整体会不致被其个别的小景所惑乱。中国小说之最佳者如《红楼梦》、《野叟曝言》；女性被描写成应付环境的最健全的判断者；而她们的语言；有一种美妙的方法能使之圆滑而完整；具有十分迷人的魔力。逻辑而缺乏这种普通感性是危险的；因为一个人有了一种意见；很容易用他的文学性的脑筋把种种论据曲解文致；使满足自己的意志；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