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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里规定，每人每天耕种一亩地，但干部和党员都纷纷给自己加任务。政治处也开展了“看谁耕地多，看谁贡献大”的竞赛活动。刘春雷原先在家里时并没有种过地，团里像他这样的战士也不少，可大家都咬紧牙关、勒紧腰带拼命干活。每天，各班留一人挖野菜、准备饭食，其他的人则牵马下地，早出晚归抢种粮食。
  为了保护战马，人和马一起拉犁；那些有战伤的干部战士，自动结成小组互相鼓励。每个人手上都打起了大血泡，每天都有同志因饥饿劳累晕倒在地里，但谁都没有怨言，依然你追我赶地进行生产。三连指导员赵有金（1943年牺牲）每天能耕两亩地，被评为模范；团长曾玉良天黑了还在地里忙活，被称为“铁汉”，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经过八路军的大生产运动，沙区的耕地补种上了粮食。外出逃荒的群众也陆续回来了。看见黄沙一片的荒地又蒙上了绿色，老百姓抱着八路军战士激动得直哭。地方政权组织也重新恢复起来，沙区的村庄又重新呈现出了生机。
  在沙区，刘春雷第一次听到了《黄河大合唱》。
  当时，边区行署的干部也到灾区参加生产劳动。傍晚收工的时候，宣传队的十多个男女排队站在村口，没带锣鼓乐器也没穿戏服，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准备要干什么。反正周围已经聚集着许多围观的战士和群众，大刘也就挤在人群里看热闹。
  队列里，一个戴眼镜的青年走出来，用浑厚响亮的嗓音向大家发问：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听见这深情的吟诵，喧闹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刘春雷只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被揪紧了。
  咳哟！
  咳哟！咳哟……冲上前！
  咳哟，冲上前！
  咳哟，冲上前！
  乌云哪，遮满天！波涛哪，高如山！
  冷风哪，扑上脸！浪花哪，打进船！
  咳哟！咳哟……
  伙伴哪，睁开眼！舵手哪，把住腕！
  当心哪，别偷懒！拼命哪，莫胆寒！
  不怕那千丈波涛高如山，
  行船好比上火线，团结一心冲上前！
  咳哟！咳哟……
  紧张激情的混声交错响起，在场所有人的面孔都涨得通红，无论是干部战士还是老百姓，全都被高亢的战斗呐喊震撼得泪流满面。
  整整四五天，骑兵们的耳边都萦绕着这激昂的曲调，从此，刘春雷就坚定地认为：《黄河大合唱》是全世界写得最好的歌曲。
  八路军的大生产活动是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中进行的。1943年，日伪在华北地区建立了密集的封锁线，仅在冀鲁豫边区就有据点一千零九十八个、封锁沟七百公里，把广大的乡村分割成无数的小块。
  与八路军相对峙的，除了日伪军，还有国民党顽固派、地方封建势力以及见谁打谁的土匪。敌我势力犬牙交错，一些地方名义上有共产党的政府，实际我们只掌握了方圆几公里的地盘，被戏称为“一枪打穿根据地”。这些地方没有防御纵深，主力部队待不住，地方干部办事要化装，运送物资要武装护卫，骑兵团就经常充当保镖队、救援队，在敌后来回穿插。
  1943年，骑兵多次担任护送任务，从没有出过事。
  年底的一天，二连奉命护送一位干部过平汉路。以往，这种任务骑兵们干得多了，最多也就是出动一个排，这次却显得格外慎重，不仅全连出动，而且还由作战参谋李华珍带队。到了集合地点一看，整个护送队有穿便衣的，有穿军装的，加起来起码有一个营，把刘春雷他们吓了一跳，心说这一定是个不得了的大干部。跑去问李华珍，他还保密不肯说，直到任务完成回来才悄悄告诉二连长张起旺：那是新四军的陈毅军长，要到延安去开会。
  当时，根据地实施精兵简政，机关规模缩小，有些部队的团部都被撤销了。干部们也进行了分流，有的转移去后方大根据地，学习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的知识，为将来的反攻做准备，所以被称为“反攻干部”；有的就留在敌后游击区坚持斗争，就叫“咬牙干部”。
  骑兵团既要护送“反攻干部”安全过路，也要协助“咬牙干部”坚持斗争。
  9月里的一天，五分区朱程司令员在山东曹县遭到日军合围，正在执行任务的骑兵二连得知情况，紧急前去救援。
  刘春雷他们赶到曹县附近，五分区的部队已经被打散了，一路上不时能遇到蓬头垢面、满身血迹的伤员。骑兵们设置撤退拦阻线，收容了不少民军第一团的失散人员。据他们说，当天上午，民一团团长桑玉山、副政委何楚雄牺牲了，朱程司令员和鲁西南专署专员袁复荣、五分区政治部主任（兼民一团政委）魏明伦等人都被鬼子的快速部队包围，情况不明。
  所谓“快速部队”就是日军骑兵第四旅团，他们专门在大“扫荡”中追击八路军的指挥机关。这时候天色已晚，骑兵二连转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打听到五分区机关的下落。第二天，遇到五分区骑兵连的指导员，他亲眼看到朱程和警卫员被打死在王厂村，袁复荣专员和魏明伦政委也同时牺牲了。
  朱程是华北民军的抗日领袖，他先前是四分区的副司令员，刚调到五分区不久。朱程的日语水平很好，作战时常听见他向日本人喊话，四分区缴获了日军的文件也送去给他看。他的牺牲对冀鲁豫抗日战场的震动很大。刘春雷他们也感到非常懊悔。骑兵们觉得，如果当时的行动再快一点、情报再准确一点，没准就可以把五分区和鲁西南专署的领导救出来了。
  朱程和袁复荣牺牲以后，曹县青集镇一带改名叫复程县。七分区政委赵基梅（1947年牺牲）接任五分区司令员，主力部队也加大了对五分区的支援。
  158　①　井店集：今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镇。
  第65节：第二十一章　曾团长牺牲了（1）
  第二十一章
  曾团长牺牲了
  在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咬牙坚持着，国民党军队却坚持不下去了。
  19４３年５月，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在河南的陵川地区叛变投敌。他们当了伪军，番号不变，只不过把“国民革命军”的招牌换成了“和平建国军”，下辖第四十军、二十七军和新五军。
  从1941年到1943年，国民党大批高级将领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纷纷叛国投敌，这也是汪伪“和平军”高速扩张的时期。如果说1941年以前八路军面对的敌人是日军多伪军少，1941年、1942年间是鬼子汉奸各占一半，那么，1942年以后的伪军数量就急剧增加，远远超过了日本鬼子。从那以后，日军越打越少，伪军却越打越多，到了1944年，冀鲁豫根据地当面的敌人，伪军居然是日军的十二倍！
  国军变成了伪军，唯一不变的宗旨是“反共”。抗战期间，汪伪“和平军”加上“华北绥靖总署”的治安军，总数超过了一百万。这些伪军基本上不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几乎把全部的力量都用于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和国民党顽固派沆瀣一气，给根据地军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挑衅的矛头指向了共产党。6月，胡宗南部向陕甘宁根据地进攻，掀起了新一轮反共高潮。这使得国共两党的关系再度恶化起来。6月底，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在李仙洲的指挥下，经冀鲁豫边区的单县、曹县，向八路军山东根据地方向攻击前进。与此同时，已投靠日伪的庞炳勋伪第二十四集团军也向冀鲁豫根据地开来，军区立刻下达作战命令：“坚决阻击。截住庞炳勋，顶住李仙洲。”
  骑兵团首先打击的是伪四十军三十九师，这是庞炳勋看家的老底子。
  在战前的动员会上，领导再三强调，庞炳勋是历次反共摩擦的急先锋，现在又当了汉奸，是个双料大坏蛋。战士们群情激愤，个个都想杀敌立功。
  7月2日，骑兵团奔袭东明县沙窝村，攻击三十九师特务营。
  一大早，沙窝的敌人正在村口列队，准备出发，完全没有想到骑兵会突然打过来，惊慌之下，纷纷往村里撤。于是，冲在最前面的骑兵四连追着敌人就杀进了村里，其他人在曾团长的带领下也趁乱跟了进去。
  当时村里面混乱极了，骑兵们抡着马刀砍，把膀子都甩木了。伪军们有的往屋里钻，有的就顺着道路跑。刘春雷听见连长在不断地提醒：“一路杀过去，不要往胡同里追。”胡同里的空间太小，战马转不开，骑兵容易吃亏。
  从东口杀到西口，正准备再杀回去，发现敌人开始往街上丢手榴弹。团长喊着：“开枪压住房顶，大家出村去！”大家就退了出来，把村子围住了。
  出来了才发现村子里面着火了。7月份，正是干燥的时候，不一会儿就火势冲天，还引起了爆炸。骑兵们守在村子外面，敌人几次冲出来都被打了回去。八路军战士不停地向伪军们喊话：“快缴枪！投降了就让你们出来。”“快点投降，我们帮着救火啊！”“都是中国人，别害了老百姓呀！”……这么喊了好一阵，敌人投降了。
  在沙窝村，刘春雷再次负伤。不过，这次不是被枪弹打的。
  伪军投降后，八路军就冲进村里，分派一些人收缴武器，大部分战士都去救火。大刘正在一户人家的厢房里忙着泼水，旁边的牲口棚子烧起来了。有个稀里糊涂的“二百五”就想用手榴弹把火炸灭。“轰隆”一声，牲口棚没动静，厢房却被震垮了，把救火的人全埋在里面。刘春雷的肩膀和手脚都受了伤，被抬了出来。
  伤员们在村外的空地上等担架。大刘看见身边躺着一位，熏得黑糊糊的，认不出是谁，就问：“你是哪位啊？”那位回答说：“二连二排长。”
  咦？不对呀！刘春雷心说，二连二排长应该是我自己呀，到底是他被烧糊涂了还是我糊涂了？
  仔细一想，明白了，呵呵地笑了起来——敢情这位是三十九师特务营的二连二排长。当时，三十九师虽然当了伪军，穿的还是原来西北军的军服，被火一熏，看上去就和八路军的打扮差不多。
  那个“二排长”也是在救火时受的伤，被大刘笑毛了，不高兴地说：“有啥好笑的？要不是为了救火，你们也打不进村子。”并且还说他当初打台儿庄战役，守阵地三天三夜不睡觉……刘春雷反问道：“你这么能打，怎么还当了汉奸？”那家伙就不吭声了。
  第66节：第二十一章　曾团长牺牲了（2）
  没多久，担架队来了，把伤员们往后方抬。过道沟的时候，担架突然垮了，一家伙把刘春雷从坡顶甩到沟底。脑袋摔破了，轻伤变成了重伤。卫生员赶紧跑过来抢救，后勤队队长也气得直骂。
  原来，这两个担架员为了图轻便，找了根细木棒子当抬杠，可搬运的战利品又太多太重，走路一晃悠，担架杠子就断了。
  那时候，八路军打仗清理战场，除了武器弹药和文件资料必须由部队收缴以外，也允许战勤民夫拾捡衣物、粮秣之类的战利品，算是物质鼓励。
  地方不同，担架员的性格也不大一样。河北人爱面子，一般先把战利品集中起来，搞个评比，戴上大红花再把东西领回去，弄得挺复杂的；山东老乡胆子大，部队在前边打，他们就在后面剥衣服翻口袋，搞急了还和八路军一起往上冲；河南的老百姓会过日子，看到什么东西都有用，什么东西都想扛，家具、农具、锅碗瓢盆，连门板都敢拆了搬回家。
  当然，凡事也不绝对，哪个地方都有爱贪小便宜的人。南李庄战斗后，李树茂受伤昏迷躺在担架上，怀表和自来水笔都被人摘走，这就有些过分了。不过也总有手脚笨的老实人，转悠了半天，什么玩意儿也没捡到，怪可怜的，八路军也就酌情分给他们一点，安慰情绪。
  比如大索庄战斗，部队伤亡小，担架队没事干，就漫山遍野去捡东西。有个姓傅的老头啥也没找到，很不情愿，骑兵团就把自己的战利品摆出来让他挑。傅老头选了个洗脸盆子，满意极了。没想到过几天，这老头背着两百斤电线到部队来还人情，原来他和家里人跑到几十里外去砍了鬼子的电线杆子，真够不要命的。
  部队上报的缴获清单中，被服、布匹、粮油和生活用品的数量一般都不如实写，因为不是所有的战斗都能有战利品的，需要留出余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