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只能牵着马走。这样一来，骑兵团就完全失去了机动性能，成为一支目标庞大、笨重缓慢的运输队。四百匹驮马的“大马帮”在平原上游走于日军的封锁线之间，步步凶险，好不容易过了平汉线，却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津浦线。
  第17节：第六章　黎城整军（2）
  从4月初到5月中旬，骑兵们在河北、河南转悠了一个多月，转到最后，师部发话了：任务取消，回太行山。
  于是又驮着弹药往回走，走到河南汤阴县遇到了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杨得志（开国上将）。漳南战役的时候，骑兵团曾经和杨司令配合作战过，大家是老熟人。听说杨得志的部队也缺弹药（八路军就没有不缺弹药的），王振祥团长脑袋一热，又犯了说大话的毛病，自作主张把马背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分了一半给冀鲁豫军区。
  这下子骑兵们轻松多了，王团长却倒了霉，回到太行山就被免了职。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都在随营学校当轮训队长。
  王振祥调走，上级宣布了新任政委廖冠贤（开国少将），接着又派来了新的副团长、新的参谋长、新的政治处主任、新的政治处副主任……而且，还从师政治部“锄奸队”派来了特派员。他们个个都是生面孔，个个表情都很严肃。
  骑兵团副团长黄家景被提升为团长，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严厉整顿部队作风，和不良倾向斗争到底。
  骑兵们大眼瞪小眼，知道这一回是来真格的了。
  整风的第一课是思想教育，每天开会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让大家很不习惯。大会开完开小会，你看着我，我瞧着你，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班长颜胜才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刘金魁发言。“川老汉”坐在门槛上寻思了半天，这才说：“首长讲得真好，一清二楚，咱们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得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讲得好，咱们思想落后了……”发言结束，大家热烈鼓掌。可接着想一想，不对呀，他刚才这些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呀。
  上课的时候，领导讲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可战士们听不明白。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回家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的名堂太多，活遭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活像个念经和尚，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新来的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开国少将）有办法，他编了些山歌快板，“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之类，这才让许多人把一些名词记住，弄明白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确实，骑兵团以前存在着不少问题。
  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吹牛皮，讲怪话，唱“野山歌”，缺乏严肃紧张的政治作风；阶级观念弱化，认老乡，拜把兄弟，党员干部说话没有“大哥”管用。在干部中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战士中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开小灶，大吃二喝，缴获交公不彻底，设立小金库；另一方面，个别干部体罚士兵，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还踢人屁股、骂粗话。
  军阀作风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牲口与部队战马抢草料吃。战士们就把牛和羊都赶走，惹得房东大娘很生气，破坏了军民关系。
  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骑兵打仗，追击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在那里打了半天，好不容易把鬼子汉奸打垮了，骑兵们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留着，淘汰不要的玩意才送给步兵。步兵有意见，骑兵还嘲笑别人：“要不是我们骑兵团，你们连这破枪也得不到！”这不是“骄傲自满、自私自利的本位主义”是什么？
  说骑兵团本位主义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对此，刘春雷有保留意见。他说，别人只知道骑兵跑得快跑得远，却不知道战马也是会累的。有好多次连续转战，出现了马匹累死的情况，战士们心疼自己“不说话的战友”，就不愿意执行命令了。其实，即使是骑兵听从指挥，军马也难以配合。牲口这家伙，它要是累了病了，你再下死命令它也跑不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骑兵部队的模样经常是松松垮垮的，有道是：“步兵紧，骑兵松”，“步兵出发像蚂蚁，骑兵出动似蝗虫”，真是这样。
  骑兵部队马匹多、装备重、勤务杂，管理相对困难。比方说，能驻扎一个步兵连的村子，换成骑兵宿营，最多只能住一个排。步兵部队以连为伙食单位，骑兵吃饭就只能以排为单位。开饭的时候，步兵规规矩矩围坐在一起，吃的是大锅饭；而骑兵手里抓着大饼子、窝窝头，一边遛马一边啃，一顿饭能吃出好几里地去。
  大清早的时候，步兵出操“一、二、三、四”，整齐雄壮、气势非凡；而骑兵这里，铡草的铡草、喂料的喂料，“吁吁——哟哟”，全是吆喝牲口的声音。即便有几个早起锻炼的勤快人，也是你耍春秋刀我使六合枪，各练各的功；你唱“云长最忠勇，温酒斩华雄”，我吼“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各唱各的调。
  说实话，骑兵早晨不出操也不是因为懒。在战斗频繁的战争环境里，如果一大早就把战马弄得太兴奋，等到真打仗的时候，马匹就不那么活跃了，这也是骑兵作战的规律。但是，邓小平政委明确要求整军期间骑兵必须按照步兵操典来进行训练，培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作风。结果，两个月下来，部队的组织纪律有了明显的增强。
  第18节：第六章　黎城整军（3）
  一二九师骑兵团是红军底子的主力团队，各级干部也大都是具有战功的老红军，上级很爱护这支队伍。但是，发现部队中出现了政治管理、组织纪律上的偏差，刘、邓首长照样立刻大刀阔斧予以整顿，该撤的就撤，该换的就换，毫不手软。
  八路军的政委、政治部、政治处是干什么的？是专门管干部的！“要游击，不要游侠”，亮剑不稀奇，再亮剑也不能亮成了个人英雄主义。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对共产党的军队而言，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骑兵团的政治风气发生了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刘春雷也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可是，就在开民主讨论会的时候，师兄胡彦明却揭发大刘，说他有嫌弃八路军的思想。
  四连的胡彦明是整军时的大红人。本来，四连是作风整顿的重点单位，连里头新兵多，小商贩出身的人多，旧军队士兵也多，各种江湖习气五花八门。整军一开始，连长李树茂就被调到三连去当副连长了，由特派员徐青山亲自管理四连。杨特派员考察一番之后，把胡彦明提拔起来当了排长。
  胡彦明有文化，有武功，思想进步，自觉性强，聪明好学，还立过大功，确实出类拔萃。他是刘春雷他们这一拨新兵中第一个立功、第一个入党、第一个当班长的，现在又第一个当上了排长。刘春雷万没想到师兄会揭发他。当初，他确实是因为八路军军饷少，说过“穷八路真寒碜”之类的话，但那不过是私底下开的玩笑，谁知胡彦明竟然会一直记在心里！
  幸好，斥候队是由政治处主任况玉纯负责管理的。况主任在特派员抓人之前先找到大刘，问明原委，最后说了句：“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了，讲话办事都要动动脑子，要有政治觉悟。”他让刘春雷写了份检查，把抓人的命令挡了回去。
  也有不肯写检查的人，四连先前的三个排长辛明旺、郝传喜和苏昌太，他们既是同乡，也是同时参加红军的战友，还是结义兄弟，平时形影不离，恨不能穿一条裤子才合适。整风的时候，别的拜把兄弟都散伙了，只有这三个人不答应，拍着胸脯跟特派员叫板：“要关关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块！”把徐青山气得不行。大会小会开了不知道多少次，好话坏话都说遍了，没用。最后只好把这三兄弟关了几天，分到连队当兵去了。
  通过整军，一二九师骑兵团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明确了共产党是军队的领导、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明确了党支部是连队的核心战斗堡垒，战士中党员的比例也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对刘春雷而言，整风给他的最大收获是政治素质提高了。以前，他以为毛主席就是党中央，现在知道了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朱总司令和八路军都要听人民的指挥；还知道了冒险蛮干是“左倾主义”，胆小害怕是“右倾主义”，共产党主张的是“共产主义”……在整军中，大刘第一次接受了党的理论，懂得了“八路军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的道理——作为民族战士，就要打仗勇敢、抗战到底；作为阶级战士，就要爱护人民群众，听从党的指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不过，虽然大刘同志的思想进步很大，但几次讨论他入党的事，徐青山特派员都表示反对。
  刘春雷是做饮食买卖出身的，养成了见人三分笑、讲体面爱干净的习惯；而徐青山在黄安①乡下，还不到八岁就给地主家放牛，从小受苦的泥腿子对城镇小市民的“假做派”很看不惯。按徐特派员的观点：“家中无米，抗战到底；银钱过千，意志不坚；家财万贯，熊包软蛋。”听说刘春雷是自带装备参军的，苦出身的老红军就把富裕人家的子弟看扁了，这让大刘十分窝火。从这以后，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吃完饭后不漱口，早晨起床不洗脸了。
  1939年8月，骑兵团整军结束，刘伯承师长和李达参谋长特意赶到黎城为大家送行。骑兵们在口号声中告别太行山，他们的任务是：奔赴山东聊城地区，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045　①　黄安：今湖北红安。
  第19节：第七章　征战鲁西北（1）
  第七章
  征战鲁西北
  黎城整军期间，骑兵团按马匹的毛色重新调整了战马，一连全是黑马，称为“黑马连”；二连是“红马连”；三连是“白马连”；其余的杂色马匹归四连，四连因此也被叫做“花马连”。骑兵从太行山下来，一溜黑一溜白，一溜红一溜花，怪好看的。
  斥候队的战马没有调整，大刘继续骑着他的“公鸡”。
  过了涉县就接近平汉铁路了，部队改为白天宿营夜间行军。有一天拂晓的时候，忽然听见前面喊“敬礼”、“敬礼”，排长、班长们都把手放到帽檐上。刘春雷也赶紧瞪大眼睛张望，看见黎明的曙光下，黄团长、廖政委陪着一个高个子军人站在路边土坡上，这位年轻的首长就是肖永智（1943年牺牲）。
  肖永智当时是新上任的八路军先遣纵队政委，正准备前往鲁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奉命接受他的指挥。
  鲁西北的形势原本是不错的，抗战伊始，国民党山东六区专员范筑先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和共产党紧密配合，守土抗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局面的安定。可问题是，范司令的部下成分很复杂，而他对组织纪律又不够重视，只是靠个人威望行使指挥权。1938年11月范筑先在聊城战败自杀，局势急转直下，部队散了伙，少部分跟着共产党，大部分跟了国民党。“摩擦专家”沈鸿烈再掺和进来挑动内讧，共产党领导的筑先游击纵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抗日县长都被杀害了。
  到了1939年夏天，情况越来越恶化，不仅鲁西北的城镇相继丢失，冀南的枣强、威县、南宫、肥乡等县城也被日军占领了。一二九师首长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调整充实八路军先遣纵队，由李聚奎（开国上将）任司令员，派肖永智担任政委，重新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先遣纵队是旅级编制，下辖三个团，一团是卫河支队改编的；二团是范筑先的旧部；三团是县大队扩编的（团长赵晓舟）。虽然号称正规军，其实是支游击队。两千多号人马只有三四百条枪，战士们手里不是丈八长矛就是大砍刀，行军时红缨飘扬、刀光闪亮，煞是好看。
  好看归好看，可带着这样的队伍去跟鬼子开仗恐怕有点玄。肖永智就向一二九师刘、邓首长提出：是不是派一支主力部队到鲁西北支援一下？正好，骑兵团的整军刚结束，于是就交给肖政委，带到山东聊城去了。
  在刘春雷的印象中，肖永智当时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样子，笑嘻嘻的，待人挺和气。
  骑兵夜晚行军，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