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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刚送完了一趟水，段所就来喊我：“杨远，你爹看你来了！”
  我爹蹲在值班室门口，像一堆破布。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爹好象不认识我了，他就那样用一个僵硬的姿势傻蹲着，仰着脸看我：“儿子，你咋了？”
  我扑通跪下了，我想说声对不起，结果说出来的是这么一声：“你来干什么？”
  我爹说：“我来看看你。”
  我说：“你回去吧，我能照顾我自己。”
  我爹把一个小包裹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什么都有：牙膏、牙刷、毛巾……还有旱烟、茶叶什么的。我抓起包裹扭头跑回了伙房，我的心难受得像刀割一样。我趴在长条椅子上，一个劲地哭，段所拉着我爹过来了，我爹就这样呆呆地看我，他好象找不出来应该说什么话。段所说，老杨，安慰他几句你就可以可以回去了，我爹只说了一句话：“你弟弟挺好的。”
  我把在号子里用棉花和布条给我弟弟做的一个小狗熊从怀里掏出来，递给我爹，转身就去拉我的水车。
  我爹走了，一步三回头。看着他的背影，我猛然发现，他老了，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沧桑的老人。
  杨远的嗓音突然颤抖起来，一下一下地掰着手指：“兄弟，我爹真不容易……”
  我安慰他：“远哥，老人都这样，你不必太难受。”
  杨远抬起头，喃喃地说：“他不是老人，那一年他才四十多岁。”
  我掐着指头算了算，附和道：“可不，还算年轻，现在得六十多了吧？”
  “他死了，”杨远陷入了沉思，“全是因为我……我从小就让他操心。”
  ～第五章　我曾经是个好孩子～
  1
  好象是在1971年，我上学了。我爹尽管一个眼睛瞎了，但这并不妨碍他教书，他还是在我们村里的小学教高年级语文，整天乐呵呵的。不知道因为什么，他经常在夜里被人叫出去开会，回来的时候身上满是泥土和灰尘，脸也灰蒙蒙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因为我爹是村里唯一的右派，他是去接受大家的批判的。他回家以后，一般是下半夜了。我爹很爱干净，一进门就把衣服仔细地抖搂一遍，再用一把毛刷子一下一下地刷他的衣服，直到衣服上没了一点污垢，才小心翼翼地挂到墙上，然后打上一盆水洗脸，他洗得很慢，一丝不苟。洗完了脸，就把用胶布缠着腿儿的眼镜重新戴上，过来附下身子轻轻地亲吻我弟弟的脸，如果我还没睡，他会给我掖好被子，瞪着那只明亮的眼说：“睡觉，明天还得上学，学习不好我可不依你。”
  一般他在炕沿上坐上一阵以后，会去墙根摘下那把闪着油光的二胡，拉出一段忧伤的曲子。
  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考试成绩在班里经常是第一名。这让我爹很高兴，时常奖励我——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满院子溜达。那时候，我弟弟会像一只小鸭子那样，呱呱地跟在我们后面跳高。有时候我爹还会唱上两句戏词，穿林海，跨雪原……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爹调走了，去了公社里的教育组。去了教育组就不教学了，好象是负责培训全公社的语文教师。我爹很高兴，每天清早起床，给我们做上饭，再挨个儿地摸一把我俩的脑袋，吹着口哨就走了。因为公社离我们村有七八里的路程，没几天教育组就给他配了一辆自行车。那是一辆崭新的、泛着瓦亮漆光的大金鹿车子。我爹不知道从那里弄来一卷塑料带，忙碌了大半天，将车子缠得花花绿绿，像一只硕大的蚂蚱。然后就将我俩一个在大梁上，一个在后座上安顿好了，嗖地一声上了大路。一家三口很兴奋，满大街地咋呼，我爹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我唱，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啊，身背小竹篮——我弟弟也唱，啊呀、啊呀、啊啊呀……那时候，我们幸福极了。
  我爹晚上也不用去开会了，他好象不是右派了，人们又开始喊他杨老师了，杨老师吃了吗？杨老师真快活。
  我爹在我家院子里开辟了一个菜园，靠东面种了一些向日葵，靠西面种了各色蔬菜。春天和夏天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飞舞着的蝴蝶，还有蜜蜂什么的，嗡嗡嘤嘤地在那里追逐、嬉闹，我跟我弟弟还能在墙根的花草间捉到不少蚂蚱。我爹给我弟弟捉了一只麻雀，这只麻雀让我们喂养得像一个矜持又高贵的财主，除了那种叫“双母夹”的蚂蚱，一概不吃，最后就那么把自己给娇惯死了。我弟弟哭得一塌糊涂，把院子里的土蹬得像扬场，我爹也不管，坐在自己做的竹子躺椅上，眯着单眼笑。
  那一年秋天，我终于加入了少先队——那时候叫红小兵。我爹下班回家一看，我的脖子上挂着红彤彤的红领巾，竟然忘了支好他心爱的车子，蹲在地上就哭了，他说，儿子，咱们也是“红五类”了，你是革命的接班人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哭，心里很别扭，你说你还是个男人吗？该哭的时候你不哭，不该哭的时候你咧咧什么嘛。那天，我第一次看见我爹喝酒了，他很能喝，喝了一瓶白酒，又给我三毛钱让我去合作社买了一瓶啤酒，他说他要过年。最后，他又拉上了二胡，曲调悠扬。
  年底的一天，我爹领回来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那个女人一进门就摸我的脸，她用一口软软的普通话对我说：“好孩子，叫阿姨。”
  我不知道阿姨是什么意思，我们那里一般管上一辈的女人叫姑姑、婶子的，我没叫。
  我爹戳了我一指头：“快叫，这是你周阿姨。”
  我扭身跑了出去，我不太喜欢他，我预感到这个女人跟我爹有点什么事情。
  从此，那个女人就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来的时候会给我们带很多好吃的东西。
  过年那天，这个女人就住在了我们家，像一家人那样。
  我爹告诉我说，从今往后周阿姨就是你们的妈了，我跟他结婚了。
  我弟弟大呼小叫地喊她妈，我就出去了，冒着凛冽的寒风，我去了我亲妈的坟头。
  我在我妈的坟头上说话的时候，四周响起了爆竹声，我像是被这个爆竹做成的旋涡给淹没了。
  2
  因为我不喊周阿姨叫妈，我爹很恼火，经常拧着我的耳朵说我不懂事。那时候，我很拗，不管我爹怎么逼我，我硬是不满足他的要求。周阿姨倒是不管那一套，依旧对我和弟弟很好，好吃的都留给我们，甚至晚上非要搂着我俩睡觉不可。
  时间长了，我爹就告诉我了，他说周阿姨是公社修配厂的工人，娘家是城里人。因为她家的成分不好，一直没有结婚，后来组织上觉得她跟我爹挺般配，就给牵了个线。一开始我爹不同意，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可是周阿姨看上我爹了，她说我爹拉扯着两个孩子不容易，心眼儿又好，死活要嫁给我爹。我爹说，你不会是可怜我吧？周阿姨就开始抹眼泪了，我爹明白了她的意思，人家觉得我爹好是一方面，主要是她在这里没有什么依靠，将就我爹这个条件，两个人正合适。
  我爹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只眼睛一直恍惚着，似乎有很多话要从那里对我说出来。
  我突然觉得周阿姨其实是个很可怜的人，唉，那时候成分不好可以压死人。
  尽管我在心里容纳了周阿姨，可是行为上还是别别扭扭的。
  等我开始喊她妈的时候，她突然就疯了。
  我记得那年我小学快毕业了。当时学校里实行“二部制”，就是上午参加劳动，下午去学校上课。上课的时候，老师来扎上一头，照着课本念一通，然后就让大家自习。有时候会突然接到命令，开某某老师的批判会，那么，下午也就不用上学了，大家围着那个接受批判的老师指指戳戳上一阵，最后高呼“打倒臭老九”或者“教育革命万岁”什么的，就作了鸟兽散。
  那天我正在“教育”低头站在黑板前的算术老师，一个同学跑来告诉我：“杨远，快，你后娘在街上出洋相呢。”
  我很纳闷，连忙跟着他跑了出去。
  在村西头的一个水塘边，我看见了我妈。
  她站在一个草堆上，面色严峻地向围观的人群砍柴般地挥手：“革命同志们，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反攻倒算，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绣花纳鞋底子，革命是什么呢？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妈！”我站在远处大声地呼喊，“妈你怎么了？”
  周阿姨似乎不认识我了，她直直地看了我一眼，继续演讲。她夸张的手势不时引来阵阵喝彩，她像个女英雄那样往下压压手，接着抒情。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就这样傻忽忽地站在那里，我的脸烫得厉害，似乎有人在我的脸上泼了一瓢开水。我在心里大声地喊，妈，你别这样，妈你别这样……可我真的不知道，此时我还应该干点什么。我妈嚷得声嘶力竭，众人的喝彩声也响彻云霄。这时候，我竟然看到我弟弟在人群里一蹦三尺高，他兴奋成了一只听到枪响的兔子，他就这样喊——嘿！嘿嘿！嘿！我妈看见他了，她从草堆上走下来，抱了抱我弟弟，然后慢慢往西走去。后面一下子乱了，一些孩子拣起沟边的坷拉砸她的后背，她不回头，依旧不紧不慢地往西走。我感觉，那边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在牵引着她，让她走得如此从容，如此气定神闲……人群散尽的时候，我发觉我坐在地上，弟弟蹲在我的对面，用一根草棍戳我的鼻孔，戳得专心致志。
  天擦黑的时候，一个邻居大婶过来拉我起来，她说：“大远，我把你妈送回家了，快回去看着她。”
  我牵着弟弟的手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天突然就黑成了锅底。
  院子里，我妈坐在我爹的躺椅上，一动不动。
  我怀疑她死了，我和弟弟蹑手蹑脚地靠过去，想看个究竟，她的眼珠转了一下，我放心了。
  我说：“妈，你怎么了？”
  她紧闭着双眼，没有说话，就这样躺在椅子上，躺在飘着雪花的寒风里。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就是周阿姨，死了。
  在这之前，她跑出家去，几个月没回来。我爹出去找了她很多次也没找到。
  我爹说，兴许她是找她的爸爸去了，听说她爸爸在新疆的某个农场里“支边”。
  从此我爹变得很沉闷，有时候他会拉上一宿的二胡，从天黑到天亮。
  有一次，他的琴弦断了，他就坐到门槛上，看着黑洞洞的院子，喃喃地念叨，知音来了，知音来了。
  突然有一天，我爹回家对我说：“儿子，你妈走了，到天上享福去了……我把她火化了。”
  当时我竟然没有特别难受的感觉，我觉得她还是死了好，活着遭罪，她疯成那样儿。
  我爹说：“骨灰呢，我给她送娘家去了，她娘家人要。”
  过了几天，我爹用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去了一趟靠近城里的广东公墓。我又见到了我妈，她的坟头很漂亮，旁边长满了洁白的小花，那些花儿都开着，阳光一照仿佛都透着明。我爹说，你妈的老家在广东，老辈人是广东的大财主，可有钱了，你姥爷还有一条像房子那么大的船，有钱人都在船上跳舞、唱歌、耍钱、谈生意什么的。风刮着我爹苍白的脸，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我的心像有根针在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沿着公墓里的石头路跑起来，我边跑边喊：“妈——妈——你快回家……”
  从公墓回家的时候，我感冒了，好几天没去上学。一直躺在冰凉的炕上，我弟弟用蒜臼子把生姜捣碎了，给我做姜汤喝，我喝了姜汤就围着被子，给他讲大灰狼叔叔和小白兔妹妹的故事，听得我弟弟直想找大灰狼拼命——你在哪里？滚出来。
  等我感冒好了，我爹就对我说：“你光学习好有什么用？看看，你这叫什么体格嘛，你看我。”
  说完了就用拳头嘭嘭地捶自己干瘪的胸脯：“咋样？这才叫男人呢。”
  确实，那时候我很瘦弱，别人都管我叫“鱼刺”。
  我对我爹说：“那怎么办？身体想好，就得有好饭吃。”
  我爹说：“你别没有数了，就咱们家的饭食？你看看村里哪家能天天吃馒头？”
  我说：“那叫馒头？全是黑面，吃了拉肚子……”
  我爹就不说话了，沉吟了半晌，啪地一拍大腿：“得，咱练功夫去。”
  我爹是个痛快人，当天就把村里的一个老头请到了我们家，一顿老白干伺候过后，就让我行了拜师礼。从那以后，我放学回来就有了营生干——压腿、劈叉、踢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