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倒塌的烟囱。有几处的老树还在冒烟。这是一个寂静无风的早晨，烟气向上升起，微微地摇曳着，熔化消失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瓦砾场上没有剩下一座完好的房屋，没有剩下一棵活树。一切都是乌黑的，死气沉沉的。只是村后离得远些的地方，长在村人们坟旁的墓地槐树在低悬的太阳照射下泛着绿光。从脚下瓦砾场声升起了一股烟气和灰烬的刺鼻气味。一群乌鸦在这片废墟上空高高地盘旋。它们不安地呱呱叫着，急急地飞往一旁，向树林飞去。只有一小群无处栖身的家鸽在空中兜圈，忽而往低处飞下来，怯生生地打量着不久之前还有它们的鸽楼的火场，忽而张惶失措地冲向天空，在透着寒意的碧空中徒劳地寻找着栖身之所。
  身材矮小、孤零零的玛丽娅身上的衣服由于血迹和灰尘变得发硬了，而且破烂得不足以蔽体。她站在这山冈的慢坡上，望着夷为平地的村庄。她曾在这座村庄里成长、恋爱、劳动、出嫁、生子，如今她却觉得这一切都好象不曾有过，觉得伊万、小瓦夏、所有村人、她无忧无虑的童年、少女时代都好象只是一场梦，觉得过去曾经有过以及将来永远存在的只是这一片瓦砾场，而场上正微微地冒着将要消失在空中的轻烟。
  玛丽娅双臂盘在胸前，悄悄向下走去。警觉的狗走在她身旁，几头牛也鱼贯地跟在后面。根据一切迹象判断，村子是空的，没有剩下一个活物……
  玛丽娅还没有走到村里，便在牛舍旁停下脚步，集体农庄的牛舍是村人们的骄傲。它是村人们用自己的力量建起来的。他们很长时间都得不到砖和盖房的水泥板。直到战争爆发之前，牛舍才终于建成。生产队取得了胜利，原来那个茅草顶、弯屋梁、泥草墙、有一次梁断顶坍，压死了十一头牛的泥棚子拆掉了，村边立起了一座结实的砖砌牛舍，又暖和，又敞亮，通风也好。当时，就连不轻易夸奖人的区党委书记都表扬了第三生产队，洲报上刊出了牛舍的照片，列出了列宁集体农庄先进建设者的姓名，其中也有玛丽娅和伊万……
  如今，牛舍立在那儿，仿佛被劈成了两半。房顶的中间坍塌了。就在入口处的门框中，躺着两头被一堆沉重的砖头压死的牛犊，伸着发青的舌头。
  几头奶牛不敢走近已死的牛犊，它们以动物的敏感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在玛丽娅背后挤到一起，低下长角的头，用前蹄刨起地来。它们的鼻孔呼哧呼哧地吸进散发着焦土味的空气，短促地　　叫着，叫声中充满哀怨、充满母性的忧伤，使玛丽娅不由得哭了起来。
  “我可怜的牛啊，”她含泪对几头母牛说，“人们不怜惜你们……现在可怎么办呢？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是谁也不能挽回的……我要来照料你们。村里活下来的只有咱们啦……”
  她一面观察着四周，一面向村子走去。离村子越近，路面越是烫人。玛丽娅赤脚走在大火烧得烫人的土地上，但却几乎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她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顺着不宽的街道向前走，打量着那些被毁房屋的黑糊糊的废墟。她自幼就认识每座房子的主人，她觉得他们马上就会回来。他们将要出现在山冈顶上，出现在她度过了几个可怕的日夜的玉米田界上。他们稍站片刻，看看焦黑的瓦砾场，然后一定会走回来的，在埋葬着他们的父辈、祖辈、曾祖辈的这片满目疮痍、滚烫炙人的土地上重新开始生活。由于相信自己的期待，玛丽娅甚至还朝山冈看了一眼，但是那里没有一个人，只有一片尚未收割的玉米在泛着黄光……
  这儿是村头的几家院子。右面的一家住的是没儿没女的寡妇孤老婆婆薇拉，她只身一人活到老，在集体农庄一直劳动到死；左面原子里住的是联合收割机手伊格纳特·瓦西里耶维奇一大家子：他那快活而饶舌的妻子、岳母和五个活蹦乱跳的女儿。同他们相邻的是沃因诺夫一家和戈留申一家……他们都在这里生活过……可是如今已不知他们的去向。他们全都被驱赶到山冈那面，然后就踪影全无了。房屋不见了，剩下的只是毛石砌成的房基、倒坍的墙壁和黑乎乎的烟囱……
  玛丽娅在街上慢慢走着，突然被老伙计发出的一阵哀鸣吓了一跳。原来是老伙计认出了格拉西莫夫爷爷这座被焚为平地的院落，所以停下脚步，向天空仰起尖耳朵、毛茸茸的脑袋，高声叫起来。它蹲在滚烫的地上，望着无边无际的苍穹，伸着脖子嚎叫，向老主人表示永诀，向和主人一同消失了的房屋表示永诀。这所已消失了的房子是老伙计忠诚不二地看守过多年的，所以它现在正以自己的方式，以狗的方式，用长嚎来为自己生活中已逝去的一切唱着挽歌……
  玛丽娅吓得不得了，她走到狗的身边，把手掌放到它头上。
  “行啦，老伙计，”她说，“到处都是痛苦啊。我求求你，别作声了！德国人说不定就在近处。让他们听见了，连你带我都得被打死的……”
  她有接着往前走。狗低下头，走在她身后，奶牛隔着一段距离跟在他们后面，因为它们怕重新失去这个人。
  这儿就是生产队对部的废墟和那棵杨树。就是那一棵……
  玛丽娅停下脚步，她呆住了。那棵杨树同周围的一切同样被烧得黑乎乎的，它的细枝已全部烧光，样子很象一具烧焦的骷髅。被吊死的人大概没有挂在树上，也没有在杨树附近。生产队那座木房子烧平了，在它原来的位置上只有一堆白色的灰烬和一面孤另另的墙……
  玛丽娅仰脸贴着杨树，搂着那棵还没有冷却的树干。她就这样久久地站着，既没有看见太阳，也没有看见清澈的晴空。在这段时间里，对她来说，除了她丈夫和儿子被吊死在上面的那棵烧焦的粗糙暖和的树皮之外，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存在了。她笑谁去诉说自己的莫大痛苦呢？谁能告诉她，敌人把吊死的人的尸体弄到哪儿去了？他们的遗体如今摆在什么地方？谁能把他们的所在之处指给她看呢？她能否找到他们，抚着自己最亲的两个亲人的尸体痛哭一场，再把他们照例送到墓地，，在生活劳动了一生的祖先安息之处埋葬起来呢？
  老伙计走近玛丽娅，用头蹭着她的膝盖，抬查一双核桃色的亮闪闪的眼睛，用恳求的目光望着她。它望着玛丽娅，仿佛想说：“咱们走吧，女人！眼泪无法减轻痛苦，得活下去啊……”
  玛丽娅摸摸狗，低着头离开杨树。在不远处的大路上，她看见了从生产队队部门上拽下来的那块镶着木框的红色铁皮牌匾。这块牌匾是伊万大约在一年半以前画的，他细心地在红底上描出以下几个清晰的白字：“列宁集体农庄第三生产队”。当时，小瓦夏就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他给父亲递油漆罐、尺子、钉子，还在煤油里涮洗画笔。那是一个和暖的春日，蜜蜂在繁花盛开的樱桃树冠当中嗡嗡飞着，小瓦夏养的鸽子在屋顶上咕咕叫。生产队的人正在准备庆祝“五·一”节，大家都兴高采烈。那一天，玛丽娅在忙着烤大蛋糕和收拾屋子。其间还骂了小瓦夏几句，因为他把新衬衫蹭上了油漆。午饭后，伊万和小瓦夏把牌匾抬到生产队队部，钉到正门上面，稍有一点前倾的角度。队长费奥多尔大叔在牌匾上方那根镀成银色的旗杆上拴了一面鲜红的节日旗帜。村人们傍晚收工回来，个个都在欣赏鲜艳的牌匾和旗帜，夸奖伊万，嘲笑满身油漆的小瓦夏。
  现在，从房上拽下来的这块牌匾就扔在大路上。木框已经折断，德国卡车的沉重车轮从红铁皮上碾过，把它压进土里。牌匾旁边放着一把三齿铁叉，铁叉把几乎完整无损，只有一头烧焦了一点儿。玛丽娅马上认出了自己的叉子，立即想起德国人把伊万带走的那个可怕的夜晚。当时她正在院里整理被邻居家的牛犊拱倒的草垛，没有放下叉子就向队部跑去。她在失去知觉的时候扔掉了叉子，那天晚上，也没人将这把叉子拾起。她还想起伊万是怎样拾掇这把叉子的：他在生产队的打铁炉把它打得现出瓦蓝色，又用钢锉把每一个叉齿锉尖，还花了好长时间做了一个弯度顺手的柳木叉把。
  玛丽娅很可惜这块被卡车碾瘪的牌匾。她拾起牌匾，捡起铁叉，沿街向自己家所在的村边走去。在科尔涅大叔家的院旁，她看见一辆倒扣着的双轮马车、一个被打死的德国兵和一匹死马。德国兵是个很胖的中年人，虚肿的两颊上满是黑胡子茬。他的脑壳被打得粉碎。一块弹片打中了大得跟象一样的枣红马的肚子。双轮马车旁边倒着两个能盛一百二十升水的军用保温桶。其中的一个铝盖掉了，玛丽娅看到里边装着些剩咖啡。她急不可耐地想吃东西，便拧开了另一个桶的盖子。这只桶里装的是香肠末拌土豆泥。
  玛丽娅用双手从桶里捧起凉土豆泥来吃了一些，也喂了贪谗地扑向食物的老伙计。现在，玛丽娅开始感到渴得难受。她喝了一口苦咖啡，又急急地向村里的井边走去，想自己喝个饱，也饮饮寸步不离地跟着她的狗和牛。
  村中只有一眼井，就在两排院落中间的大路边。勒着铁箍的木井架、橡木轳辘和铁链都完好无缺。井架上甚至还放着一只木桶。玛丽娅快步走到井旁，往井里看了一眼，吓得马上跳开。井里漂浮着一些死猫死狗的发胀的尸体。幸而桶里还有水。玛丽娅贴仅桶边喝足了水，也让狗用舌头舔着喝了一些。每头牛只能喝到三口。玛丽娅好不容易才把水桶从枣红色的牛脑袋旁边拖开。她明白，牛没到河边去过，很久没喝水了。它们不依不饶地把头伸向水桶，用犄角顶着桶底。
  “你们就先忍一忍吧，”玛丽娅说。“要是不出事的话，我明天就把你们赶到河边，让你们喝够……”
  她回头看了看德国兵和死马尸体躺着的地方。“得把他们遮盖起来，”玛丽娅思忖着。“那找到一把铁锹就好了。埋一个人的力气我还有，不过我可真不知道该拿这匹肥壮的死马怎么办。乌鸦大概会把它啄光的。”她手里拿着牌匾和铁叉，警觉地顾盼着往前走去。她克制着恐惧，悄悄地走着。她担心随时会有个手端自动步枪的德国兵从哪个黑乎乎的烟囱后面跳出来，一枪把她和尚未出生的婴儿打死。但四下里一个活人也没有，只有往往是在被遗忘了的古墓中才有的那种令人难受和压抑的寂静。
  第七章
  玛丽娅的眼前只有一种景象：白色的灰烬和黑乎乎的烟子。只有灰烬和烟子。再就是刺鼻的糊焦味，这种气味令人窒息，把人呛得咳嗽。“哪怕剩下一座完整的房子也好啊，哪怕头上有个屋顶也好啊，”一个令人苦恼的想法涌上了玛丽娅的心头。“在这片焦土上我可往哪里躲呀？天快冷了，又是雨雪又是天寒地冻，这里连一片木板、一块玻璃、一颗钉子也没有。什么都给毁了，全部都烧光了，都是这伙畜生干的。”
  在德国人到来之前，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新开辟的果园。果树是队长费奥多尔大叔倡议载下的。他多年来一直责备村人们，说他们的院落里光长些灌木丛、　麻和牛蒡，怎么也不觉得难为情。他又是劝说，又是请求，后来他不再白费唇舌了，干脆跟集体农庄主席要了一辆卡车，到远处的苗圃去了一趟，拉回六百棵良种苹果、梨、樱桃、李子树苗，一下子分给了大家，只收几个成本钱。每户人家都领到二十棵树苗。村人们象照料孩子似地照料着树苗：给它们浇水、施肥、喷药，免得滋生害虫，还刷白了树干。战争开始前夕，果树开始结果了。村子变得简直叫人认不出来，几乎所有的房屋都隐没在果园的绿荫之中。
  玛丽娅眼下在街上走着，泪水遮住了她的眼睛。几乎所有的果树都被烧光。栽在房屋附近的果树只剩下焦黑的树干，稍远处烧焦的苹果树、梨树、李子树还在冒着轻烟，只有那些离后院最远的地方有几棵孤零零的樱桃树，树上被大火烤糊了一点点的叶子还令人心酸地泛着绿色。
  玛丽娅向右拐去，在各个院落里走着，心想也许会在什么地方拾到掉在地上的苹果。现在想往哪儿走都行，因为任何地方都没有栅栏，也没有小门挡着，一切全都烧光了。院落里的地面比路面更热，在遭到大火之后还没有冷却下来。在堂妹弗洛霞的院子里，玛丽娅在没有挖的洋葱　旁找到一只镀锌铁桶、一把铁锹和一把耙子。显然，在那个恐怖的傍晚，弗洛霞正在菜园里忙乎，后来就把这些东西都撂在这里了。她同丈夫鲁基扬生活了九年，却没有孩子。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她接到通知，说鲁基扬下落不明。“现在，鲁基扬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