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他肯定是很严肃的板着脸说的这句话。
  L：对，我猜也是，大概领导听了会很不高兴。
  Y：你觉得为什么王小波会赢得这么多的读者，特别是在他身后？甚至有的人说：如果王小波没有英年早逝的话，他不会象现在这么有名。
  L：我一向觉得小波他有两个东西比较突出，一个就是他那种已经形成了的个人的写作风格，我觉得这个并不容易。大家觉得谁写作没有自己风格，其实有好多人就像学生一样，比如说文学系的学生，东西是很不成熟的，而他已经有了一点个人的风格。另外，我觉得他有一种很与众不同的思路，从他的杂文里头可以看出来，就是他想问题的方式、角度好像老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有时候也挺纳闷的，他这一套从哪来的？当初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这个人是比较正统的，用咱们的话说，所以老觉得他那儿有一种挺新鲜的思路似的。
  Y：是不是也会有时候让人害怕？
  L：对，当初我父母大概就因为这个，不太同意我们的婚姻。就是隐隐地觉得，说不上他哪儿不好，但是觉得挺危险的，思想出格吧，就觉得不定将来惹什么事，可能要是57年就被划右派之类的。好多人都说，他写的东西要在57年可能划好几个右派了。
  Y：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小说家，虽然他是40岁以后才开始写的，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黄金时代》、《未来世界》都获得了《联合报》的中篇小说奖。但是也有人说觉得他的杂文比小说更好看一点，甚至有的人觉得他的小说因为描写性爱的比较直露一点，所以有时觉得是不是格调不太高，不能够提升人的灵魂？
  L：小波当初最早《黄金时代》在国内出了以后，给一位老同志看，他就提出是不是文学还是应该提升人的灵魂？小波始终对这句话有点耿耿于怀，他就是觉得…怎么说…我想他主要的不高兴就是他这种看法，和他心目中的文学离得太远了。他心目中的文学是美，就是美本身，是一种想象力，澎湃的想象力。什么教育，什么这些东西，都不关他的事。他不是想什么当个老师，灵魂工程师去提升别人什么，所以他不是说我…觉得最重要…。
  Y：我看他写的《沉默的大多数》，你编的这个集子里有一片文章，我看了也很感动。他就是说整个世界里我最想提升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我觉得他这种反省非常的理性，而且非常难得，因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要去教育别人，去用道德的方式评论别人的对错，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自己是不是应该首先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王小波非常有这种自知之明，也是这种自知之明让很多人觉得非常佩服。
  L：对，而且由于他老是取这么一个低姿态，所以好多人会觉得他的东西看了很亲切。比如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小猪》。
  （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一只特立独行的小猪》，讲的是在他插队的时候，曾经当过猪倌。要知道农场里的猪，它们的生活是被完全安排好的，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交配，什么时候进屠宰场，那些猪在猪圈里除了睡就是吃，除了吃就是睡。但是只有一只猪非常的特别，它行动敏捷，可以跳上房顶，又不满足于在猪圈这个小范围里生活，喜欢到周围的村庄里去游游逛逛。有一次人们要杀它，它又非常聪明的，从重重包围的枪口下逃脱，成了一只野猪，居然还长出了一副獠牙。在王小波看来，在社会当中很多人想去安排别人的生活，也有很多人对于被安排好的生活习以为常，所以他一直非常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Y：人与人活着必须要有尊严，没有个人的尊严只有整体，这种生活不合理。刚才我们谈到就是给每个人以选择的自由，这也很自然的谈到就是人的一种尊严。但是在《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里，我还是忍不住要提杂文，因为我也是好像更喜欢王小波的杂文。那么他还提到这社会上有很多弱视群体，他们或者没有机会说话，或者不想说话，或者人家不让他们说话，或者他们说了话别人不听，那么也就很自然引起你们两个人一起做的一个社会学的研究。就是他们的世界是大陆第一个对于同性恋社会，或是同性恋文化的一个很严肃的社会调查。你们俩一个写小说，一个做社会学的研究，这件事为什么会两个人一起来完成呢？
  L：我想这里面也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你比如说有一些男同性恋愿意跟女的谈，但是有一些岁数比较小的，他就比较怯场，就不愿意跟女的谈，这时候小波就得上了，他主要是当侦察员。可以说掩护的这种角色。另外比如说到现场什么的，有的时候我就比较困难了。
  Y：还有一种传说，说你那时候是不是女扮男装到公共的洗手间去观察，有没有这样的事？
  L：这事我听了以后特别惊讶，这事纯粹是瞎编。小波到公共厕所看倒是有，实有其事。有一次他回来给我讲，他说当时有一个同性恋带着他去拍照，他们同性恋也有厕所文化，比如墙上写着怎么约。有些打油诗，有些画，有一些就是约…怎么样。然后他说他一进去，每一个隔间都探出个头来，然后都缩回去了，他当时没反应过来，后来出来就问人家这事怎么回事？人家说没看上，后来他回来跟我说真失落。
  Y：那么没有魅力。
  L：对，魅力不够。
  Y：做一份这样的调查也要付出很多的心血，当这本书出来之后，你们两个都觉得很满意吗？
  L：我觉得不能说很满意，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探索性的，特别初步的东西。但是它的价值就好像是因为它是第一个，第一个好像浅点就浅点，我觉得理论上比浅薄还是…。
  Y：的确正像你所说的那样，性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是很讳色的，很模糊，大家都避而不谈的一个话题。但是会不会有人说，你选择这样的话题是有点哗众取宠？或者是故意选一个大家不谈的一种敏感的话题来作文章。
  L：我觉得怎么说，这个对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来说，性是很必要来作这个研究的。在中国我觉得还是存在着一种性无知，你比如说有很多同性恋的妻子，她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丈夫老不理自己，就是以为…因为中国妇女好多就是终身都不会跟别人离婚，或者是跟别人结婚。从一而终的。
  Y：对，他就以为大概男人都这样。
  L：另外，你比如说我调查里头碰到这样的例子，就是有的人以为，盖了男人该过的被子就会怀孕的。就会无知到这种程度，所以别人比如家里来了男性的客人，她就会把被子晾好几天，然后才敢盖什么的。我觉得如果一个社会特别无知的话，在某一方面特别无知的话，这是很危险的。
  Y：那么这种对性的无知除了会给个人造成很多的悲剧，或者说笑话，那么对于整个的社会，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L：我觉得它对于社会的宽松的气氛会造成很坏的影响。我原来有一个研究，研究村落文化，在村落里头人们都互相盯着看，就是因为他生活的圈子很小，每一个人都互相盯着另外一个人。那么他选择的余地就特别小，这种禁欲的气氛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宽松的气氛。所以我想在性的问题上，如果大家比较能够表达出自己的这种愿望，对于整个社会的宽松气氛都会有好处。
  Y：文化是既简单又粗俗又天真，但是它解决了问题这件事情，可能中国人也气不忿。你和王小波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你在那儿呆了六年，他在那儿呆了四年，后来你们俩又一起到欧洲去游历，最后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俩回来的？有一笔很高的什么…，有人出很高的工资邀请你们，然后你们决定爱国就回来了？
  L：都不是，因为我们根本也没去申请，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我觉得挺好笑的，每个人回来都是高薪聘请什么的。我们当时也是反反覆覆讨论了好长时间，到底回不回来。最主要的考虑还是说，我是搞社会学的，他是写小说，写小说的就好像离开了母语的环境就很糟。然后我搞社会学也是，你对人家那个社会根本没感情，你要做这个社会你首先要特别关心它，好像它跟你也特别相关，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回来的Z主要原因。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在美国留学回来也是这个原因。
  Y：我也觉得做电视就是一个文化，这个文化是不可能脱离你所熟悉的那个社会而存在的，因为很多是潜意识中的东西，不是能够用语言来表达的。那回来以后，可能你们一定也有看过这本书《中国人可以说不》，在　96年吧，也是红了一阵子的。王小波对这本书怎么看？
  L：他很不以为然。
  Y：而且好像跟这帮人有点官司。有点笔仗？
  L：对，他后来在《南方周末》上有一篇《百姓？洋人？官》意思就是骂洋人。有时以为自己骂洋人就很了不得，实际上他们还怕官。然后那帮人就很不高兴，说那你是怕洋人，就好像有点…。实际上小波他最最反对的，他另外还写过别的文章，就是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把这种东西煽动起来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后来有一个外国记者问过他：听说你们现在中国人都在说不？然后他说：你没找对人。
  Y：他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L：对，他在这个问题上是相当明确、很激烈的。也是因为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我们两个都有这种看法，就是一种很原始的东西，像原教者主义，或者这种东西煽动起来是了不得的。它是一个很非理性的很危险的东西，像南斯拉夫，而且听起来又很正确。对，它特别有蛊惑性，就是特别能蛊惑人心，而实际上它煽动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原始的、非理性的。对，非理性的，部落村民互相残杀、攻击，万万做不得这件事。所以他要出来说话　。
  Y：那很多人也会说：王小波中国人是一个很西化的人，他可能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太深了。
  L：是有人这样，尤其他写了一个叫作《智慧与博学》，好像里面把那种金融学什么的，损得比较厉害了一点，有的人就很不高兴。
  Y：他写的杂文是很容易得罪人的。
  L：对，特别是他写得比较尖刻一点。我记得那里面他好像用了一个大山临盆的比喻，就是说一座大山要生孩子了，就要临盆了，然后天摇地动，房屋倒塌了，什么江河倒流了，结果震了半天生下一只小耗子，他用这个比喻，我觉得难怪对方会觉得不高兴。
  Y：那他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怎么想的？我们揭开这个比喻来谈谈，他思想的核心部分是什么？他有没有想用西方的东西来拯救中国，还是像很多人想过的那样。
  L：我想他实际上还是一种反对传统的观点，还是希望…就五四以来，咱们中国知识分子在一直做的这件事，就是希望把理性、民主、科学给介绍进来。还是做的这件事，而且基本上还是这个思路，就是那种自由知识分子的那个思想传统，觉得那些东西非常的误国。对吧，就是它已经几千年了。我原来也有一个想法，一个社会它最可能有的东西就是它一向有的东西，他不太可能有的是它没有过的东西。所以说西方的东西有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学，而不是说不…，我觉得还是这么样一个立场。
  Y：王小波现在去世有一年多了，如果他现在还健在的话，你认为他在做什么？
  L：我想他最喜欢做的事，可能还是写小说，当然杂文他认为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吧，可能也会写。但是他对别人说他杂文写得比小说好，始终不太爱听。而且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尤其是我觉得20多岁的人，特别喜欢他，这点让我觉得特别好。有文学评论家这样说，就说小波的小说不是能在地铁里这样抱着看的，而是因为他这样要一笑起来，别人就会很奇怪的，因为说它的小说是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然后那样抱着看，看完以后一下笑倒在床上，说是这样一种小说。我觉得有很多人，特别特别喜欢它的小说，我觉得这是小波最大的成功吧！
  Y：他会感到欣慰。
  （王小波相信世界上即使是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强加于人，就像芭蕾舞剧“天鹅湖”，再精彩也不能让人看上三百遍，而不感到厌倦。在他看来千人一面的世界是不会带来幸福的，因为正如哲学家罗素所说的那样“　参差不齐才是一种美”。在这一点上王小波没有沉默，他也并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