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现在他终于旧地重游，得到一次重温旧梦的机会。
  “巴金先生，《灭亡》中许多生活鲜活的场景，莫非都与您现在看到的校园有关吗？”一些随行记者也赶来向他发问。
  巴金默然，他好象又回到从前。半晌他点了点头：“以后这小说写作就没有间断过。每天早晨我在前面树林里散步，就开始构思情节。傍晚在和朋友散步和谈话，我又常常修正这些情节。夜深人静了，我才回房里一口气把它们写了下来。不到半个月的工夫，我就写完了《灭亡》的十九，二十，十五，十四和二十一这五章。这样我的小说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写的时候，又加进了第十六章，最后添了个结尾。我用五大本硬纸面练习簿把它们容纳了。我的两个朋友中那个研究哲学的，很高兴做了我第一个读者。他给我一些鼓励，但我还没有勇气把这小说寄给国内出版。我只想自己筹点钱把它们印出来，给我两个哥哥翻阅，还送给一些朋友。这时国内朋友来信说愿意替我办这件事，我便在稿本前面添上一篇序，慎重地把它们封好寄给朋友。第二年我回了上海，才见到《小说月报》上面的预告，知道我的第一篇小说被采用了。……”
  “处女作”诞生地（3）
  巴金在这所学校里，居然找到他当年在这里读书时留在学校登记簿上的签名。当然，更让他振奋的是，这里还有他从前夜间习练法文时的中国学生图书馆。看到这些五十年前的旧址遗物，巴金感到不虚此行。
  让巴金意外的是，法国多家媒体采访并报导了他来到法国访问的新闻。远在美国的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著名诗人安格尔也专程飞到了巴黎。她们在不久前曾经在上海拜访过巴金。现在巴金没有想到竟然和聂华苓伉俪又一次在法国见了面。聂华苓感到巴金似乎比他们前一次见到的老人，变得更加矍铄，更加年轻了。
  著名华裔女作家韩抒音也闻讯赶来了。在巴金身边簇拥着这么多在国际上负有盛名的文坛骁将，是巴金和随行人员们来前没有想到的。聂华苓和韩杼音都把巴金的到来当成国际文坛上的一次盛事。她们和巴金谈得着法国的今天和文坛上的趣事。出席各种名目繁多的宴会，一夜之间巴金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他感到巴黎比从前还要美丽，塞纳河水在春天翻滚着雪白的浪花，一泄千里地流向远方。圣母院方向传来的悠扬钟声，有时会把巴金从甜美的梦境中唤醒。
  第七章　抚桑也有难忘的梦
  抚桑也有难忘的梦
  作为一个文学家，有如此雄心，不禁让我肃然起敬。
  ——井上靖：《致巴金先生》
  A，　巴金在日本讲演时说：“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
  B，　往事对于年迈的巴金来说，已是难得的财富。不管从前的记忆有多少让他伤感的地方，老人都不会谢绝日本青年对自己的关心，他眼前好象又出现了东京中华青年会的宿舍。
  C，　当巴金看到那些举着横幅的青年正对着他乘坐的车厢郑重施鞠躬礼的时候，老人的眼泪也情不自禁地流淌下来。巴金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他冲着那些在站台上向他鞠躬的日本读者，同样郑重而严肃深深鞠一躬！
  D，　第二次他再去东京，在参加第45届世界笔会期间，巴金由于身体的原因，并没有像前一次那样到处走一走。毕竟是老了，特别是1982年冬天的跌伤，让巴金老人左腿忽然感到短了一截。老人再不能象从前那样健步如飞地行走了。他即便不坐轮椅，也一定要以手杖来保持自己身子的平衡。
  东京往事与《神·鬼·人》（1）
  作为现代东京标志的330米最高建筑——东京塔，隐没在早春的晨雾中。
  已经76岁的作家巴金站在他下榻的旅馆楼阳台上，俯瞰这座亚洲最高的电视塔，心里充满了激动。如今是1980年4月，早春的东京和上海大不相同。天气似乎要比上海冷一点，不过他发现远方隐藏在市郊的层层樱花林，已经吐出了淡淡绿意。樱花也即将开放了，他和他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就是选在这春色渐浓的时节，来到了这让他青年时期就如痴如醉的国家访问。
  在过去的一年里巴金的译作《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出版了。10月里他再次从黄浦江畔飞到北京，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老人的威望正在悄悄提高，巴金同时被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第一副主席。也是在这次大会的闭幕会上。他听到周扬在报告中竟然说了这样的话：“巴金是现代文学史上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巨匠之一。……”对于这样的评价，巴金心里有点吃惊，虽然他知道周扬的讲话并非代表个人，而是代表组织，然而老人仍然对于“巨匠”的称谓感到有些不敢承受。可是，这样的评价毕竟是现实，一个任何人都悄得不承认和接受的现实。
  真是喜事接连而至，巴金返回上海后，发现在二楼书房的书桌上放着一捆刚刚从香港寄来的新书。老人急忙打开一看，竟然是他《随想录》的第一本集子，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了。在巴金看来这本集子要比一千个称号都重要。因为这才是他晚年心仪的工程之一。在年末岁尾，巴金的《爝火集》也出版了。有那么多新书放在他的书房里，给这本来排满书刊的二楼上，平添了一股淡淡的喜气。
  1980年春节过后，巴金就出访日本。
  日本留给巴金心中留下的当然不都是好印象。战前他是从书刊和自己长辈口中，了解这一衣带水的邻国。后来风华正茂的巴金终于来到了日本，那时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只身离开战时的上海，出现在这陌生的日本呢？
  巴金是这样回顾往事的：“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到横滨的。我怎样到日本去，在最近修改过的《关于〈长生塔〉》这篇文章里已经讲过了。至于为什么要去日本？唯一的理由是学习日文。我十六、七岁时，就在成都学过日文。我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我们对一些新奇事物也颇感兴趣。后来我读到鲁迅、夏丐尊他们翻译的日本小说，对日本文学发生爱好，又开始自学日文，或者请懂日语的朋友教我认一些单字，学几句普通的对话，时学时辍，连入门也谈不上。……”
  横滨，是巴金第一次来日本首先接触的城市。他在事隔40多年后，仍在脑际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横滨很像中国北方的海港。战乱中的横滨一派混乱，冬天的海边没有任何景致，海水混浊而昏黄。大批日本兵正在那里等待渡海。巴金做梦也没有想到小时候幻想的日本竟然是眼前这种模样。那时他真想马上回到上海去，可是当他想起此行是为着一种理想和追求而来，巴金就毅然地咬紧了牙关，在这里坚持下去了。
  “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寻找出路，我写作就是为着和敌人战斗！”这是十年浩劫后巴金第二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他如今确实已经从阴影中走出来了，此行与其说是一种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不如说是巴金晚年的一次精神寄托。他知道自己在日本同样拥有许多读者，这些人尽管是通过日文译本在了解他的作品，可是，巴金知道文学是没有国界的。40年前他刚来到日本的时候，他的长篇小说《家》，还没有流传到这扶桑之国。而今这里的老年和青年读者们早已了解中国的巴金，他在早春4月来到东京，刚从羽田机场出来就受到了日本青年的欢迎。那么多陌生的笑脸，那么多艳丽的鲜花，让巴金忽然发现他是落在了一片友谊的海洋中。
  在经历非人折磨的昨天之后，如今的巴金忽然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经历一个新的转折。他不明白人的命运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波折。他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戏剧性的转折，然而他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人间戏剧的主角。日本人对于来自上海的巴金竟会表现出那么大的热情，而且他看出日本读者对自己的感情并不是故意装出来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聚了，我的兴奋和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巴金走上了讲坛。他以这种特殊的直率发表了开场白。大厅里所有日本读者都洗耳恭听，他们以为大作家巴金定会故弄玄虚地发表一篇宏谈大论，却没想他的讲话如此简单明了，又是那么谦虚平和。也许正因为巴金的诚实，大厅里忽然爆发出一阵掌声。
  东京往事与《神·鬼·人》（2）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在我即将出版的《选集》中，第一卷中选了我在日本写的短篇小说《鬼》，它使我回忆起一些事情，我找出我的短篇集《神·鬼·人》，把另外的两篇也读了。这三个短篇都是当年我在日本写成的。前两篇写于横滨，后一篇是我迁到东京以后四月上旬某一天的亲身经历。”巴金到达东京以后，曾出席过无数次欢迎活动和读者座谈会。特别让他兴奋和难忘的是，出席东京朝日讲堂的讲演时，他首次当着日本读者发表的《文学生活五十年》。巴金是以真诚与坦率的性格向日本读者畅谈他已经走过的漫长文学之路。他面对黑压压听众说道：“来日本前我在北平住了好几个月，先在沈从文家里作客，后来章靳以租了房子办《文学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去了。我认识曹禺，就是靳以介绍的。曹禺在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春假期间他和同学们到日本旅行。他回来在三座门大街谈起日本的一些情况，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兴趣。这年七月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同吴朗西、伍禅他们谈起，他们主张我住在日本朋友家里，认为这样学习日文比较方便。正好他们过去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语，他可能有条件接待我。吴朗西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个叫黎德瑞的中国人，还说黎是书店职员，想到日本学习日文，不久回信来了，他欢迎我到他们家作客。于是我十一月到了横滨。”
  如烟往事早已在巴金的心海中沉淀。他似乎在极力从记忆深井里搜寻日本横滨的点点滴滴。他记得当年是以黎德瑞的化名踏上这片陌生土地的，那位经吴朗西引荐的日本人武田，亲自把他从横滨港接到自己家里。武田一家人的音容笑貌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巴金的头脑中不仅有笑脸，也有挥之不去的阴暗，日本警察对他的到来始终虎视眈眈，有时在大清早闯进武田家里审查和盘问他。日本警察那可怖的眼睛在巴金心里打下了烙印，他常常把横滨的警察与正在中国东北横行的关东军联系在一起。也许正由于这两个印象在巴金心里起了作用，所以才促使这位想学日语的中国作家在横滨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神》里，再现了可恶的日本败类影子。当然，巴金写作并不完全为揭露人间阴暗面，他所有作品都是为着展示人类的光明。所以他也描写了武田家生活和他那修建在横滨本牧町山上的“精致小木屋”。
  “大家也许都知道，我的小说《神》中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我把长谷川写成‘一个公司职员，办的是笔墨上的事’，唯一的原因是：万一武田君看到我的小说，他也不会相信长谷川就是他自己。这说明武田君是个十分老实的人。我的朋友认识武田的时候，他还不是信佛念经的人。这样的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在另一次读者座谈会上，巴金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