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克拉猛地一转身，沿着林荫路向公园门口疾步走去。
  “伊斯克拉！……”
  她没有放慢脚步，好象还走得更快了，只见两条小辫子在身后不住摆动。萨什卡追上去，从后面抱住她。
  “伊斯克拉，我刚才是开玩笑。我是装疯卖傻逗你开心的。”
  他用嘴唇小心地触了一下她的帽子，伊斯克拉没有动，他放大胆子，用嘴唇觅着她的头发、后脑勺和裸露的颈项，吻了起来。
  “你说我是胆小鬼，胆小鬼？所以我来气了……你什么都能理解，对吧？你是我的聪明姑娘，而且……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可我们还象孩子似的。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是工人阶级了……”
  他的两只手顺着她的大衣模下去，触到她隆起的胸脯，停了下来，小心地接了按——伊斯克拉象木头人似的一动也不动。他更加放肆了，不但紧紧按着她隆起的胸脯，还不住地抚摩、揉搓。
  “这就好了。这就对了。你是个聪明姑娘，你……”
  伊斯克拉的脑子里象有个大锤咯咯地敲着，心跳急剧加速。但是她鼓足勇气，平静地说：“真和那回在楼梯底下遇到的情况一样。不同的只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谁家可去了。”
  她从容地把萨什卡的两手板开，头也不回地走了。刚一走出公园大门，她就哭了。由于委屈和失望，由于多少天来埋在心底的痛苦，由于自己有意识地、坚定地选择了孤独，她哭了。直至来到家门口，也无法收住泪水。她习惯地在门口停住脚步，尽力擦干眼泪，试图使自己平静下来，或者至少装出点笑容；然而她既没有平静下来，也装不出笑脸，只好叹息一声，走进房间。
  妈妈坐在桌旁抽烟，象往常一样，神情冷峻地在翻破了的列宁著作上划着重点，在书中夹上很多书签，并且整段整段地做着摘录。
  伊斯克拉不声不响地脱去大衣，走回自己那个角落。她在桌前坐下，打开叶赛宁诗集，可是，连叶赛宁的诗在她眼前也变得模模糊糊的。
  不一会儿，她察觉到妈妈站在身后，便连同凳子一起转了过来。
  她们彼此对视了好一会儿。母女两人长得一模一样的眼睛此刻连目光也一模一样。妈妈在床上坐下，两手合掌插进膝间。
  “该去上学了，伊斯克拉。应该做点事，否则你会无谓地糟蹋掉自己。”
  “是该去上学。我明天就去。”
  母亲满面愁容，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知道，痛苦是不容易习惯的。但是你要学会合理地消耗这种感情，让它够你用一辈子。”
  “你的意思是，将来还会遇到许多痛苦？”
  “如果你永远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肯定你是不会变的，——将来就会有相当多的痛苦。有一些人天生就是感受痛苦多于快乐，你就是这种天性。所以你要为未来着想。”
  “未来，”女儿叹了口气，“未来是什么样的，妈妈？”
  第二天，伊斯克拉便去上学了。第一个教学季度快要结束了，这是一个漫长而难熬的季度，仿佛有四分之一世纪那样长。打分数、频频地叫学生上黑板、批改测验卷子和作文，似乎一切如常，只是学校里不见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罗马欣校长，而瓦莲金娜·安德罗诺夫娜则摆出一副公事公办、冷冰冰的样子，总是故意对每个人都称呼“您”，打“优”打得很苛刻，就是给伊斯克拉也不无得意地打了个“中”。
  “您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再回答一遍。”
  “我不愿意。”伊斯克拉说，尽管在此之前她还从未得过这样低的分数。
  这次谈话之后，过了几天，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回来了。他仍旧在原来那间办公室里办公，但是现在那里面静悄悄的。歌咏活动停止了，校长把自己的手风琴带回了家。
  他背着这个手风琴，在街上遇见了瓦利卡。瓦利卡一声不响地抢过手风琴，与校长并肩走着。
  “这么说，又派您回来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
  “派回来了，”校长愁眉不展地回答说，“起先撤了职，后来又把我找去，派我回来了。”
  他连自己都不清楚，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让他留任。他不知道，而且始终没有得知，是性情平和的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科瓦连科为此奔波了整整一个星期：从一个机关跑到另一个机关，从一个办公室奔到另一个办公室，耐心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候接见，到哪儿他都这样说：“不能撤掉罗马欣的职务。不能这样做，同志们！要是您也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就继续上告。我要去莫斯科，去教育人民委员部，我要告到中央。”
  某一级领导听进去了，把罗马欣找来，详细询问了情况，警告了一番，给他恢复了原职。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重又接管了学校，不过他再也不搞歌咏活动了。瓦利卡把他的破旧的手风琴送回了家。
  阿尔乔姆和若尔卡·蓝德斯把维卡的课桌挪到教室尽边上的角落里，靠墙放着，现在这张课桌再没有人坐了。
  他们常去维卡的坟墓，在那里栽上花，在坟堆上植上草皮。萨什卡·斯塔梅斯金不声不响地运来一副他在工厂焊得的铁栅栏。若尔卡给这副栅栏涂上了只有他才能找到的最明快的天蓝色油漆。
  后来，节日来到了。11月7日他们参加了游行。全市居民都走上街头，乐队的演奏和人们的歌声响遏行云。他们也尽情地唱着，直唱得嗓音嘶哑。
  智慧赋予我们钢铁般的翅膀，
  火红的发动机代替了心脏！……
  “可是维卡不在人间了，”他们高声唱完这首歌以后，济娜说，“她再也不会回来了。而我们还活着。我们游行，又笑又唱：‘火红的发动机代替了心脏！’火红的发动机兴许真的代替了我们的心脏？……”
  他们通过了观礼台，不断挥舞着宣传画、标语牌和领袖像，兴奋地高喊“乌拉！”后来，游行队伍乱了，游行的人逐渐散去，歌声停了，只有他们学校的队伍仍旧歌声不断。大家虽说不是齐步，却是齐心地向前走着。同自己的队伍走散了的彼得和罗莎很快加进他们的行列。
  在他们走出喊声和进行曲响彻的广场时，伊斯克拉说：“同学们，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没跟咱们一起来游行。”
  “咱们找他去，好不好？”瓦利卡提议，“他家离这儿不远，我帮他送手风琴去过他家。”
  同学们都去了。开门的是一个上了岁数、神色忧郁的妇人。她用严峻的目光打量着来人，没有说话。
  “我们找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斯克拉说，“我们想向他祝贺节日。”
  “既然来了，就请进吧！”
  在“请进”这句话里没有欢迎的意思，不过同学们还是脱去了大衣。男同学们用手捋平翘起的头发，女同学整理好衣裙，伊斯克拉挑剔地把每个人打量了一遍，然后他们走进一个不大的房间。房间里只摆着几件简单的、不配套的家具，屋角的小柜上放着那个他们很熟悉的手风琴。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坐在桌前，他仍旧穿着那身军便服，扎着骑兵武装带。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他们觉得不好开口，低着头紧张地看着油漆地板，不时偷偷地瞧瞧伊斯克拉。那个妇女一声不响地站在房门口。
  “我们是来向您祝贺伟大的十月革命节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
  “噢，谢谢，既然来了，就坐下吧。玛莎，生上茶炉。”
  那个女人出去了。他们凑合着坐下，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漆布面旧沙发上。
  “说说吧，游行的情况怎么样？”
  “很好。”
  “高兴吧？”
  “高兴。”
  校长提问题时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台布，回答问题的只有伊斯克拉一个人。校长目不转睛地看着桌子。
  “这很好。很好，也很对。”
  “我们还唱歌了。”伊斯克拉意在言外。
  “唱歌，这很好。歌声能振奋精神。”
  他沉默了。同学们也沉默了，他们感到尴尬，不知什么原出，还有些不好意思。
  “您为什么没和我们一起去游行？”济娜忍受不了沉默，开口问道。
  “我？噢，我身体不大舒服。”
  “请大夫看过吗？”莲娜担心地问道，“您病了，怎么不躺在床上？”
  校长顽固地沉默着，眼睛仍旧盯着桌子。
  “您并没有生病，”伊斯克拉低声说，“您……您为什么再也不唱歌了？您为什么把手风琴带回家来了？”
  “我被开除出党了，孩子们，”厄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嘎哑的声音颤抖着，“被开除出我亲爱的党了……”
  他的下颌抖动着，右手颤巍巍地紧压着胸口，揉搓着军装的前襟。同学们不知所措，缄默着。
  “不对！”那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站在门口斩钉截铁地说，“是基层组织把你开除了，我去找过市委的波利亚科娃同志，她答应要把这件事搞清楚。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说过的呀！不许你垂头丧气，不许你这样，听见吗？”
  可是，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此时什么话也没听见。他的眼睛呆呆地盯着一个地方，手仍旧揉搓着军装的前襟。伊斯克拉隔着桌子探过身去，把他的手拉开，紧紧地握在自己手中。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请您看着我，看着我。”
  校长抬起头，眼睛里噙满泪水。
  我们是红色骑兵，
  能说会道的民间歌手把我们来传颂……
  伊斯克拉忽然轻轻唱了起来：
  歌唱那月色溶溶的夜晚，
  歌唱那阴雨绵绵的白昼……
  同学们一起高声接着唱下去。罗莎站了起来，不仅挥手打拍子，还用鞋后跟有节奏地顿着地板。不知为什么，大家全都站了起来，仿佛在唱国歌一般。彼得从小柜上拿起手风琴，摆在校长面前的桌子上。
  布琼尼，来率领我们去勇敢战斗！……
  伊斯克拉高昂着头，没有去擦滚动在双颊上的泪珠，豪情满怀地放声歌唱。大家都纵情高歌。当年的第一骑兵军连长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罗马欣被这激情洋溢的气氛感动了，也站了起来，拿起手风琴。
  我们的生活就是斗争！……
  他们在这个旧手风琴的伴奏下唱了一支又一支歌。后来，他们又喝了茶，坐到很晚很晚，以至回到家都挨了母亲一顿骂。而他们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和满意，甚至很久之后还经常回忆起这个节日。
  可是节日一过，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正常的学校生活。一切都恢复了老样子。
  阿尔乔姆又在黑板前晃来晃去，瓦利卡又在发明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玩意儿，若尔卡又和班里同学交头接耳，帕什卡在单扛上转得大汗淋漓，文静的沃维克在课间休息时间还是看那些被人看残了的小说。
  莲娜又和小狗曼契克、帕什卡一起散步，稳重多了的济娜常和阿尔乔姆约会，并和罗莎结为挚友。
  只有伊斯克拉晚上无处可去，呆在家里看书，任凭萨什卡写来一封又一封绝望的信也不予理睬。
  一切都恢复了老样子。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没有被开除出党，但是他一直郁郁寡欢，而且很少走出办公室。
  与此相反，瓦莲金娜·安德罗诺夫娜却时常对全班同学做出一副笑脸，班里也有人（当然只是个别不太显眼的人）冲她笑笑。
  九年级二班曾经一致要求要讲的那种礼貌渐渐变成了一种徒具形式的礼貌。
  瓦莲金娜·安德罗诺夫娜越发经常地在称呼方面说走嘴，对同学们误称以往说惯了的“你”，至于对那几个她不会称呼错的学生，她就会露出非同一般的笑容，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态度非同一般。
  一切都恢复了老样子，而且终归是要恢复这个样子的。一切都很自然而且正常。
  可是在十一月底的一天，十年一班的美男子尤拉突然闯进九年二班的教室，大敞着门，不顾和善的谢苗·伊萨科维奇老师正在上课，瞪圆眼睛扫视着惊异的全班同学，拼命喊道：“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柳别列茨基回来了！……”
  教室里刹时间鸦雀无声。伊斯克拉慢慢地站起来，这时若尔卡·蓝德斯突然喊叫起来。他发了狂似地大声喊着，用两个拳头使劲地捶着桌子。阿尔乔姆抓住若尔卡的手，抱住他的肩膀，若尔卡在阿尔乔姆的怀里挣扎着，仍旧狂喊不止。同学们纷纷跳离座位，又叫又嚷，详细地询问尤拉，抹着眼泪，谁也没有注意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