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私底下摸到A在近旁的手，抓住用劲握了握，问：“我们不是坏人，对吧？”A说：“不是吧，我猜想。”我又问：“我们做的事是有意义的，对吧？”A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也用劲握握我的手——比我刚才更加用劲。
  不知为什么，我们正走着的人行道上，差不多所有人都朝同我们相反的方向走，弄得我们两个人变成了某种障碍。照常规来说，明明是他们在逆向行走，可是，每个人都对我们怒目而视，好像说是我们走错方向了。我不由叫了声A的名字，A说：“走，走，走。”我就跟着他走。我一直说A比我清醒比我理智比我好，那么既然连A这种人才也不以为意，我还以什么为意呢？A说，人做事，要多用用脑子。
  走着走着，A说：“我要在这里附近一带租房子——最好是买房子——最好是老死在这里。我从小对这里有特殊的好感。这里地段实在是太好了。”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这里地段太好了，因为随便哪个白痴也会说这里地段太好了。能住在这里的人，可能钱多得不得不深居简出，以免被人害死，所以我从没见过这号人。这时我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路口正中间立着一个岗亭——空的。岗亭很圆，玻璃窗擦得极亮，晶莹剔透的样子。我捅A一下，说：“喏，你睡这个岗亭好啦。便宜得很。这个地方也不错，闹中取静，你一个人住住也够了。”
  高考前十三个月（4）
  A很不可思议地看看我，看了很久。路口的红灯变成绿灯，绿灯又变成红灯，变来变去，忙得不能再忙。我说“干什么？”A摇摇头，叹着气答道：“我么是小脑有问题，你么是大脑有问题。”
  红灯又变成绿灯了，我们过马路。我扭头看着A，问：“何以见得？”
  A没有马上说话，而是伸手拉了我一把，把我拉近他一些。一个人骑着助动车“突突突”和我擦身而过，过去之后回头说了句什么，没好声气。我说：“他说什么？”A说：“他叫你走路长眼睛。”我很气地说：“这不公平。我从来最恨骑助动车的人。”A笑起来：“呵呵呵！你这不是大脑有问题的症状么？”他拉着我过马路，像爷爷拉着孙女。不一会儿，我们就站在路口，转身望着马路对过——就刚才，我们还站在那个马路对过望着现在站的地方呢。生平第一次，我发现一条马路有两个马路对过。
  “为什么？”我穷追猛打。
  A愣了一下：“什么为什么？”
  “小脑大脑这一类的事情呗。”
  “有关你的大脑，”A笑眯眯地说，“我也不多发表意见了，反正已经有公论，对吧？”
  我急于知道他的小脑，无暇他顾，就说：“暂且算是这样。那么小脑又是怎么一回事？”
  A哈哈笑起来：“咦，你不在乎啊？真的大脑有问题啊？”
  我们笔直地往前走。逗处有无数杂七杂八的东西——车、房子、人、电线杆……惟独地平线失落了。因为看不见地平线，所以没有停下的念头——东西实在多，多得叫人一点办法也没有。A呢，在我的旁边，慢慢吞吞地说起他自己来了。
  “直到现在，我走路有时也会摇来摇去。小时候，我这个人好像两个人一样，而且这两个人还总是作对，没有统一步调的时候。我小时候走路老是左脚踢右脚，要么右脚踢左脚，总之是互相踢。老师叫我们往左转，我往右转；老师叫我们往右转，我往左转。老师叫我们举左手，我举右手；老师叫我们举右手，我举左手。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你看我现在样子还可以吧？我小时候是说不出的怪，虽然五官端正、四肢发达，但是看上去就是有什么地方难受。我有时想，说不定我真是两个人，阴差阳错成了一个人，也末可知。后来慢慢好了些。现在想起来也还是有点吓人——你想，有两个什么人在我里面滚成一团地厮打！他们都说我小脑有点不发达。我自己更倾向于认为我是两个人。唉，也不知道那两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我瞪着A，说实话有点怕。A看来态度和善，表情安详。当我的目光遇上他的目光时，我看不出什么两个人——可是，那也不一定，说不定他眼睛里很深很深，深到什么也没有的地方……A注视着我，半晌，突然笑出声来说：“喂，不要怕呀，你！”我于是也笑了。我们又一次从一个马路对过走到另一个马路对过。
  我们还在走，一直走，不知疲倦地走，穷走，大走特走。脚下的世界是最实在的，而身边的世界是最玄虚的。到底哪个世界更大一些呢？
  “我的成长历程，”A接着说，“可以说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进行的。或者说，是那一个人否定那另一个人，那另一个人又反过来否定那一个人——不断地否定来否定去；我自己是觉得没有意思，可又由不得我。这样一说，好像变成有三个人了，变成我自己是另两个人之外的一个人了，那我倒没有考虑过。总之不清楚。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爸对我要求很高。我做一件事，他总是说我这里不好、那里又如何如何。有点烦对吧？但问题在于我发现他似乎说得很对。你知道吗？我爸爸不是那种思想贫乏、随波逐流的货色。他说什么，我就有充分的理由想：嗯，是这样的。于是我不停地反省自己。我里面的两个人不停地否定来否定去，也有时势均力敌。别人不明白我这种情况，总是说我小脑不对劲。我想，知道什么啊，你们！假如也有两个人在你们那儿针锋相对，你们就懂了。虽然如此，父亲的要求还是使我的自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挫，造成现在这种状况。”
  我问：“现在是什么状况？”
  他深深吸口气，吸了好多好多气，胸腔明显扩大一圈。过后，又长长吐气。全世界都是他吐出的气，真不可思议。他回答我道：“腼腆。”
  我大笑：“什么？太离谱的话别说么。”
  “腼腆并不就指看见陌生人或者谈话时脸红不好意思。我说的腼腆，是在心底对外界一种本能的抵抗。懂不懂？”
  我没再笑。走路成了我和A谈话的一部分——并不是谈话成了走路的一部分，是走路成了谈话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正在走路，我很可能会害怕起来，逃掉，也可能会不当一回事地大笑。走路使我和A彼此信任，使我们的谈话变得无比沉重，重得像天边最大最黑的积雨云，叫人不大好受，胸闷。
  我问A：“你爸是干什么的？”
  我没料到，一听这个问题，A马上流露出一种强烈厌恶和抵制的情绪，满脸不悦的神色，说：“什么叫我爸是干什么的？”我立刻改口说：“我的意思是你爸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看看我，脸色舒缓下来，目光在我脸上停顿了些许时候，又回复了平日的和气，笑笑说：“我爸爸啊。他啊——他很喜欢管人。”说完，停了停，最后一个字还在空气里悬浮了一会儿，刚要消失，他又说：“我爸他很喜欢管人的。”
  高考前十三个月（5）
  接着，A望着前方的眼神突然兴奋起来，他叫道：“哦，看那边——那边——嗯，嗯……”手臂伸得老长老长，嘴里却怎么也说不出个词儿来。我大笑，往远处看——原来太阳在往下倾斜，苍白的天空静静地燃烧起来。我说：“嗯，很好看。”A奇怪地瞥我一眼，好像说：很好看？我理直气壮道：“总是好看喽。”
  A撤下手臂，定定地望着在燃烧的天空，说：“我小的时候，喜欢玩火——喜欢玩火，懂不懂？蛮正常的事情。烧东西。再也没有比烧东西更好玩的事了。有一次，我爸拿来一个扁平的盒子，外面用白纸包着。我想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就用火烧。我认为，把盒子烧掉么，里面的东西就出来了——我不一定真的不懂，只是极想烧；现在想来，假如肯相信的话，好像也并无不可。于是一盒巧克力被我烧掉了。”他顿一下，接着说：“你想想看，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会露出什么来呢？”
  说到这里，他看看我，眼睛里没有问询，只有问询以外的一切表情。“很多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很热切地期待揭晓这个谜底：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露出来的仍是天空。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露出来的是天空，是天空，又是天空，还是天空，总是天空，没完没了地是天空。所以我想，我们一直说宇宙是伟大的、神秘的，其实宇宙是伟大而不神秘。伟大到顶的东西就没有什么谜了。总之天空烧来烧去还是天空，天空背后仍是天空。我们所笃信的常识之类玩意儿，大概只在离地一万米的距离内有效，一万米以外，我们算什么东西，你说？——真烦死人。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真是。”
  A颓唐地结束了他对天空的一番议论。他再议论，太阳还是在烧天空。我也弄不清他是比较倾向于烧还是比较倾向于不烧。他的话里有些什么，我也听到了，听听倒好像很有道理，只是越听越觉得世界末日要到了。世界末日难道真的要到了吗？
  我说：“哎，我跟你说呀，我很喜欢走路。”A说：“谁不知道？你要不要印许多广告单去发？”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走路？”“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上海的马路。”A说：“当然了。你是什么都无所谓的。你只要有地方给你荡就可以了。”
  我问A：“你今天是不是不开心？”A说：“我有什么不开心？我不要太开心哦。你看我还一直在笑。”我就不说话了。太阳还是在烧天空。我知道A不开心。我也不开心。不管是谁，只要站在随便什么地方看看，就会发现没有理由开心。不开心。没劲。
  我看着燃烧的天空底下，公共汽车怒火冲冠地跑过来，怒火冲冠地跑过去。车里的人自然麻木不仁，不知道车子着火了。实际上整个地球都着火了。灭顶大火灾。我们电影看得太多。未来水世界，火星撞地球，怪兽哥斯拉——电影里越凶险，我们越安全。其实地球真的天天着火，撞车、分班、煤气泄漏——谁是安全的？谁？
  我找到A的手，暗暗握了握。
  高考后五个月（1）
  我不知道高考只过去了五个月。算了算才想清楚。想清楚之后，我开心死了。假如时间一直可以这样拉长了过，那有多好。
  于是我去问A，知不知道高考到现在过去了多少时间。A马上说：“五个月呀。”我说：“襄没城，我恨死你了。”A笑笑说：“我知道，你想时间被拉长了，就让你占到便宜了。你怎么不想已经到年底，要世界末日了？”
  我说：“骗人的——真的啊？”A似笑非笑，说：“要么我们来验证一次好了。到1999年12月31日一过，就什么都明白了。”我看看A。他穿着一件深蓝和白色镶拼的衣服，好像是Reebok，非常非常好看，怎么也不像马上要世界末日的样子。我想，深蓝和白色放在一起，总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只要放得得当，就洒脱得要命，要飞起来的。我又想，真恐怖，他怎么能穿这么一点点衣服——他不冷吗？
  在1999年12月31日以前，A在我眼里还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就像神仙一样。我想，一个神仙做了我的男朋友，我有多么幸运啊！我的额骨头触到天花板了（上海话，表示运气极其好。）。于是我扭头看看A，伸出五指捏捏他的胳膊——温暖的。他转过来，对我出示好脾气的笑容。我想：乖乖！（差不多是“天啊”的意思。）
  1999年12月31日，下午我乘车出发，去找A。出门之前，我在电话里对A说：“哎，我出来了。”他说：“哦，你出来好了。”我说：“你怎么样？”他说：“我等你。我在人民广场等你。”我不由记起，从前我曾经在人民广场给他打过电话——当时我还在心里想着：我们所说的人民广场，到底包含了多大的范围呢？包括延安东路吗？包括西藏路吗？包不包括黄陂路？包不包括威海路？到底有多大呢？
  A所说的人民广场又是指哪里？
  我乘隧道六线去人民广场。车厢里有几百个人，我直挺挺地挤在中间，什么也不用拉。隧道六线有几个驾驶风格极端蛮横的司机，让你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甩出窗外——不过这一个不是的，这一个刹起车来很轻很轻，仿佛一个小孩小心翼翼地牵了牵你大衣的下摆。我的随身听在放杨乃文的歌。我不时抬头，看许许多多手臂挂在三角形拉手上，在我头顶上方荡来荡去。这样几乎是一件相当舒服的事。
  车子开到靠近隧道人口的地方被塞住了，很久很久没有动。车厢里的人开始有点烦躁，陌生人和陌生人面面相觑，脸上很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