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就这么拖着，可他老嫉恨着我一夜不归家这件事，自始至终不相信我，认定我那夜肯定是和别的男人睡觉去了。他觉得我真脏，从此他不再碰我，有时我有了欲望，主动去“勾引”他，他却像见了瘟神似的，躲我远远的。就这样，我做起了活寡妇。
  表面看来，我们的家和别人的家没有什么两样，两口子一样地吃饭、说话，只是到了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像陌生人那样，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
  关于离婚，我们经常谈，他有时也笑着告诉我，他生理上有了冲动时，会忍不住自己动手“解决”一下，但再怎么难熬他也坚决不碰我一下。
  这样的日子慢慢地我也习惯了，虽然也时时想到过离婚，但也只是心里想想，真要那么去做，往往就犹豫了。
  促使我坚决和他离婚的，是在他到广州出差的那段时间。
  因为一个项目，他要到广州考察三个月。他在广州的第一个月，会偶尔打个电话回来，问问孩子最近怎么样，听不听话，在学校里调不调皮，反正话题都是围绕孩子的。
  第二个月，他打电话回来的次数比较频繁了一点儿，他开始向我倾诉对我的思念之情。他说他以前每天和我在一起时不觉得，现在离开了，还是觉得老婆好。他的这些话，我听了很感动，觉得夫妻之间分开一段时间对增加感情还是有好处的。
  不过，他每次挂电话前的那一句“叮嘱”，却像个苍蝇似的，让我怎么想怎么觉得难受：我不在家，你自己要当心一点儿啊，别有什么事！
  要说我也真是傻，刚开始我还以为他这是关心我的话呢，慢慢地我就琢磨出了不对劲的地方：什么叫“当心一点儿”、“别有什么事”啊？他这不是暗示我不要红杏出墙，给他戴绿帽子吗？
  我感觉很恼火，这么不放心自己的老婆，好像自己的老婆真像他所说的那样，他一离开就要给他“出点什么事”似的。他把我当什么了？
  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不久他就变本加厉起来了，或许觉得在电话里“叮嘱”还不放心，还要用短信来让我牢牢记住自己要恪守妇道：
  女人还是安分一点比较好；
  到了南方，我才明白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乱成什么样了，这儿到处是鸡，我想不明白，一个女人，为了那么点儿钱，怎么就这么贱呢；
  过去犯了错不怕，就怕有错不改；
  把儿子带好，晚上少出去玩……
  这都是什么事呀？我这是造了什么孽，让我受这样的侮辱，我哪儿不安分了？他还把我和那些“鸡”相提并论，让我看在儿子的分上，少出去和别人“玩”？这像是老公说的话吗，简直太过分了。
  我伤心极了，绝望极了。我知道我们的感情已是覆水难收，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爱悠悠，恨也悠悠……
  我下定决心，他一从广州回来，我就和他离婚，说什么我都要离婚，这日子没法过了，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发疯了。
  这时，“吱”的一声，手机里又传来了一条短信：
  亲爱的，我想你了……你要保重啊！
  “保重”个屁！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骂这样的粗话，狠狠地把手机摔到了墙上。
  走下婚姻列车
  我茫然地，才猛然发现，原来和我同行的人竟是那么多。阳光依然普照着大地，可是人们的脸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沮丧？为什么我们被婚姻弄得如此狼狈？是我们毁了婚姻，还是婚姻毁了我们？
  我和吴远光离婚后，许多朋友都不明白，这么好的老公，我为什么要和他离婚？每次有人问起，我都会笑笑，告诉他们，很简单，我们性格合不来！别人不好再追问下去，我也永远不会把真相告诉他们。这是我的私事，不希望别人知道。
  是的，我老公他是个好人，但他的悲剧就是太偏执、太固执，总喜欢往死胡同里钻。他的婚姻悲剧都源于他的旧观念，难道他不知道他的坚持在现代社会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么？没有人让他背负如此沉重的十字架，是他自己扛了起来。
  贞操，对女人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尤其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伦理里，它更是滴满了女人的血和泪。“忠臣不事二君，好女不嫁二夫”，明摆着没有道理的事，却这么一代代真理似的被后人继承下来了。哪怕老公是性无能或早年去世，或者是恶人、流氓、精神病等，作为妻子都必须守节，不能改嫁，否则就是坏女人或不贞洁的女人。
  毫无疑问，贞操是一种陈旧的、封建的观念，持有这样的观念在当今社会很容易伤害自己和他人。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的文章中曾说，男人可以纳妾，却要求女人从一而终，这种社会的不公是对女性的歧视。
  我们的社会应该对女性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从社会层面上讲，女性是不是处女，那是她个人的隐私，别人无权干涉，隐私权在我国是受法律保护的。当然，对女性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并不是纵容“性开放”，而是要求人们要理性地看待这种事情。
  贞操，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它是女人的“专利”，是套在女人身上的枷锁。这副沉重的、沾满了“女人的血和泪”的枷锁，以其蛮横霸道的无赖嘴脸，不知迷住了多少蒙昧男人的心窍，亦不知埋葬了多少女人的幸福。
  我们在感叹梅梅的不幸遭遇时，也为现代社会竟然还有吴远光这样冥顽不化的男人而感到震惊。他可真是封建思想的孝子贤孙啊，竟然把这么“明摆着没有道理的事”，也“真理似的继承下来了”。
  ——我茫然地走下婚姻列车……阳光依然普照着大地，可是人们的脸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沮丧？为什么我们被婚姻弄得如此狼狈？是我们毁了婚姻，还是婚姻毁了我们？
  作者借梅梅之口，在这里发出了天问般的感慨，读来让人感到了锥心的疼痛。它似乎在警示我们：曾经在漫长的岁月里被那些卫道士们奉若珍宝的所谓贞操，此刻该是它穷途末路的时候了。
  结局从婚姻之初就已注定
  到北京做打工妹
  我出生在四川的一个贫困山区，19岁念高二那年，父亲得了一场病。虽然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总算治好了父亲的病，但成绩一向很好的我却不得不选择了辍学，否则一贫如洗的家庭是供养不起我和弟弟两个人同时念书的费用的。为了不让正在读初中的弟弟失去读书的机会，已经懂得人世艰难的我，便主动放弃了高考——虽然凭我的成绩考上大学并非难事！
  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独自一人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北京。由于我没有学历，又没有任何特长，到北京求职时我四处碰壁。折腾了一个月，就在我快把从家里带来的那点儿钱花光时，我终于幸运地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北京通州的一家商场里做化妆品推销员。
  我必须完成规定的销售业绩，才能拿到每个月500元的保底工资。工资虽然有点儿低，但超额完成任务后，我还可以按比例拿提成。平均下来，我的月收入在七八百元左右。比起那些在饭店里当服务员的姐妹，我的工资应该算不低了。但若比起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白领，我的这点儿收入恐怕只够她们每个月买化妆品的钱。
  不过，我已经相当满足，毕竟我的收入除了每个月的房租和生活费外，还能存下200元寄回老家供弟弟读书及补贴家用。一想到弟弟能安心地坐在教室里读书、身体虚弱的父亲不用再为弟弟的学费及日常开销发愁，我无论多苦多累，都感到无比的欣慰与自豪！
  刚到北京时，我因为对什么事都不太懂，最初几天住在一家便宜的旅馆，幸好后来遇到了一个比我早来北京打工的老乡，暂时就挤到了她的出租屋里。找到工作后，这位老乡告诉我，靠近通州繁华地段的房子比较贵，像我这点儿工资，最好到郊区农村租房子，那儿的房子要便宜得多。
  我在她的建议下到附近的村子里看了一下，发现这儿的房租果然比我上班附近的便宜了许多，但也要200多块钱一个月。这儿原先是农村，随着北京的高速发展，慢慢的，周边的农村也变得像城市一样住上了商品楼，有多余房子的，就用来出租。
  这儿农民的土地都已被征用，因此已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人了。虽然这儿的农民“化蛹为蝶”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们的变化却非常快，早已没有了真正农民的淳朴与憨厚。
  租给我房子的那个女房东，我和她第一次打交道时，对她的印象就不太好。她的一居室开价月租270元，并且要先交一个月房租作为押金。
  这种价格和规则，虽然并不是她自己私自定的，但在囊中羞涩的我看来，却有点儿霸王条款的味道，于是我便硬着头皮问她能不能便宜一点儿，或是取消押金。没想到女房东根本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她狠狠地白了我一眼，冷冷地说：“你们外地人，就是事多。真是，没钱还租什么楼房，住小平房倒是便宜，你干吗还到我这儿租楼房？哪里便宜你到哪里去好了，我可没工夫跟你们这种人在这里磨嘴皮子——嘁，真是！”
  她那鄙夷、不屑的语气，深深地刺伤了一向自尊的我，让我觉得非常难堪。我想扭头就走，但当时天已经快黑了，而我实在不愿意再挤在老乡的出租屋里，因为她已经有了男朋友，在那儿住久了，我无疑会成为让人生厌的“电灯泡”。
  我只好忍着气，租下了这个小单间。不过这样一来，准备寄给家里的那200块钱算是泡了汤。
  这儿的村民，一方面瞧不起我们这些外地人，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房子租给我们，靠收租金过着很滋润的日子，就像奴隶主的吃喝拉撒睡都靠奴隶伺候着，却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一样。
  那个女房东就常向我炫耀说，她家有十多套房子用于出租，一个月光收房租就有近万元钱的收入。此外，她家里每年在村里分红也可以分得几万元钱。因此，她的生活悠闲得很，除了收房租就是看电视、打麻将和做美容。
  女房东的话，让我羡慕得真想躲到一个没人看见的角落里大哭一场。
  这个世界真是太不公平了，我每天得在商场里站8个小时，摆着笑脸向顾客推销化妆品，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口干舌燥。即使这样，我每个月也只能挣几百块钱，还要拿出将近一半来给那个吃喝不愁、游手好闲的女房东！
  在商场里做推销化妆品的工作也并非旱涝保收，几乎干不了多久，我就会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被炒一次鱿鱼。
  在北京的第一年，我就换了三次工作。每次换工作，我都要重新租房，这是令我相当头疼的事。我讨厌费尽心思地和房东讨价还价，而每次搬走时，房东都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扣我的押金。这让经济窘迫的我既心疼，又无可奈何。
  一个女孩独自在外漂泊，很不容易，我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孤苦无助的日子，好想有一个依靠。
  到北京的第二年春天，通过一位老乡介绍，我认识了在某文化公司做编辑的老乡杨明。杨明戴着一副眼镜，文文弱弱的像一个书生，正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在遥远的异乡，能听到久违的乡音，我们都感到很亲切。很快，我们就相恋了。
  我成了“北京人”（1）
  杨明虽然是个“文化人”，但在文化公司打工，收入也不是很高。虽然工作比我体面一些，但和我一样，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他同样是个漂泊在外的异乡人。我们在一起，共同语言较多，很能谈得来，我从他那儿，慢慢地找到了一些温暖的感觉。可就在我们相恋时，一个本来与我毫不相干的男人闯入了我的生活，打破了我那还算宁静的生活。
  来北京的第二年夏天，我因为换了一份工作，又不得不跟着换了一处出租屋。租房给我的，是一个名叫王宁的男人。王宁30来岁的样子，长得不错，人也和善，我租下他的房子后，他就常来我这儿串门，没话找话地和我聊天。
  我那时有了一点恋爱经历，所以很快就看出他很喜欢我，想让我做他的女朋友。怕“耽误”人家，于是我就找了个机会告诉他，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想以此婉转地拒绝他的追求。但王宁却对我的“拒绝”置之不理，还像以前那样来看我，对我更加关心、体贴。后来，他竟然每天都开着车到我上班的地方来看我，中午上班时甚至还帮我买来盒饭，陪我一起吃。
  我和住在海淀区的男朋友杨明由于互相离得较远，加之两人每天都要忙于工作，几乎每个礼拜才能见上一面，这就给王宁提供了不少接近我的机会。我对王宁的第一印象就不坏，现在他对我又这样殷勤，时间一长我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好，但毕竟我已经有了男朋友，所以就刻意和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