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1885年索尔兹巴利再出来当国的时候，俾斯麦就乘机在非洲得着一两处立足之地，他能够不派舰队，不然至少也未放一炮，就把事情办成了。这就是他的“要五个球的许多把戏”之一，作者不必详叙这件事了，因为德国不再有一个殖民地的世界政策了。俾斯麦办这种的交涉确是一位最好的政治家，因为他阻止这个少年帝国趋向于展拓的冲动，他的方法是许多时候要顾虑帝国所处的地位。俾斯麦绝不梦想让德意志尝试与英吉利争雄，要作一个世界的帝国。他曾考虑到英国人大力推行殖民政策的地理优势不是德国人所能比的。成立帝国以后二十年间，他的外交政策是被一个基本观念所指导，就是说，“不再要土地只求更安稳！”这个新帝国处于不利的地位，他却要不停的操心要维持这个新帝国，他的得意，接连被这样操心所掩盖。当他鼓励法兰西发起一个伟大的殖民地带国时（设使只要法兰西人分心，不注意于收复阿尔萨斯），他见着必要阻止德意志的帝国主义先导们，不肯给他们以帝国的充分帮助，不然的话，无论怎样只肯给他们以一种很小心而修改过的帮助。我们已经知道他不想取得非德意志族而是白种人的土地。他也是一样的小心不肯取得黑人的土地，他认为这样的办法利少而弊多。据俾斯麦看来，德意志的将来并不在于水土。
  他曾同一个生于非洲的白人讨论伊明巴沙问题，他说道：“这件事与我很有危险，你的非洲地图是很好的，但是我的地图在欧洲，我们在中间，一面是俄罗斯，一面是法兰西；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虽然这样说，在1880年，他个人的威望在欧洲是很大的。当英国提起一次反对德意志人在西南非洲获得土地的时候，他对英国大使说下列一番骄傲的话：“倘若我们实在想建立殖民地的话，克伦威尔贵族怎样能反驳我们做这样事的权利？因为同时英国政府正在授同样的权利给好望角殖民地的殖民政府。这样老实不客气的自私自利是当面羞辱我们的民族情感，我请贵大臣请克伦威尔贵族注意。……我们很想知道，英国所能运用的极广泛的殖民权利，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拥有。……现在把与独立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原则不能两立的理想和要求，这样的骄横提出来，我们的信赖动摇了。”
  到了1887年底，整个欧洲地位，尤其是德意志的地位变得危险时，老皇帝已九十高龄，太子又得了致命伤，他的大使与他的儿子同英国长谈，俾斯麦把其中的许多观念总括起来。他用法文写信给索尔兹巴利贵族，解释德意志的联盟政策的许多意义，同时示意英国应该同德意志联手。
  “我们的军队是全数阶级人民，不分上下贵贱形成的，……前几百年的战争，有发生于朝代的心境的，或发生于君主的奢望，现在变作不可能了。……由此看来，我们的兵力必定首先为自卫而设立的，只能当国人都深信有必要抵抗他人攻击，然后发起反击的。……德意志帝国……不能不考虑其因反对德意志而能成立的联盟问题，我们假设奥地利被他国征服，或变作弱国，或变作仇视我们了，既是这样，我们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就变得孤立了，一面有俄罗斯，一面有法兰西，或许这两国联合起来……奥地利、德意志。与此时的英国相同，同属于富强的国家，……所以爱和平，维护和平，奥地利和英国都曾坦白地承认德意志帝国变为衰弱的状况是不利，但是法国与俄罗斯会恐吓我们的。……”
  “有两国的利害与我们是相关的，只是我们不能说定这两个国家是否会抛弃我们，无论哪一位德意志皇帝只能采用一种政策，这个政策就是保护诸友邦的独立，这些友邦同我们自己一样，都是满意于在欧洲中现有的政治地位。所以我们避免与俄罗斯作战，只要这样的避免与我们的平安能并容又只要无事情发生以责问奥地利、匈牙利的独立，我们的一件要紧事情，就是这个国接连成为强国。我们的欲望就是要保护在东方利益（这个利益是与我们无分的）的诸友邦，将由于合力……以变作势力强盛，足以强逼俄罗斯不敢用兵。……倘若和局不能免于被破坏，足以用来有效地抗拒俄罗斯。只要无害于德意志的利益，我们将守中立。有人认定无论哪一位德意志皇帝将以兵力取夺俄罗斯，以便推测或致弱我们所欲帮助的诸国，这是无稽之谈。”
  在这几年里头，俾斯麦屡次以这种条件，提议与索尔兹巴利商量联盟；这位英国首相却不肯束缚自己。德意志的最后目的是一个障碍。索尔兹巴利愿意联盟以反对俄罗斯，却不愿意联盟以反对法兰西，所以他拖延解决这个问题，他答复俾斯麦的话有酸有甜：“可惜我们不是生活在彼得时代月p　时候是贵族当权，我们能实行一种积极的政策，有如在维也纳会议之后，‘使英国变作欧洲最富的国，受他国最尊重的国’。现在是民主制当权，我们有政党制度，凡是一个英国政府都要直接依赖于舆论的潮流，这就是这种制度之赐，这一代只能够审时度势。”
  十七、好斗的老头子
  俾斯麦现在七十二岁了。帝国议会反对他，他恐吓说：“只要我还有权力，我将永远奋斗！”
  他已经同他的两个对头讲和了。首先，他逐渐同中央党说妥，取消了大部分反对这些党员的办法，停战时他对议会倔强地说：“我们把军械放在战场上，但是我们却不收藏起来。”1879年冬天，温德赫斯特又一次出现在俾斯麦议院的晚餐会上，他很受欢迎。新教皇曾写信给皇帝及俾斯麦，说再过几年他把基督宝星赐给这位近代的路德。这个大宝星面上用的是拉丁文。俾斯麦一边读一边笑。报上说：“普特卡默已经去罗马求神父说服俾斯麦用新的拼音法。”
  俾斯麦与保守党和解，同时也是审时度势的办法，与他同中央党和解有关，当1877年选举时，保守党赢得几票，民族自由党就失去几票。俾斯麦因此赞成两党分离。本尼格森是比较听话的政客，拉斯克却较为跋扈。因此俾斯麦要本尼格森人内阁，以便孤立拉斯克。本尼格森猜到了俾斯麦的意图，不愿孤身人险，要求他的另外两个同党也加入内阁。因为这个条件，俾斯麦的计划失败了。挣斯麦虽然要本尼格森作同事，却赶快推开他说：“本尼格森与米凯尔两人都完全依赖舆论，我不能同这样不胜任的人共事，他们比四年级的小学生好不了多少。”
  俾斯麦之所以回到他少年时候的政党，是保护税造成的。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有十四年之久，后来在1879年改行保护政策。在他看来，保护政策不仅是增加国家权力的一种方法。他想通过官办铁路与间接税来减轻财政负担，以此巩固帝国。他急于要介绍新税，一想到法兰西赔兵费，有三千九百万的盈余，就很惋惜。他说：“政府倒不如缺少款项，以便介绍新税。”这样的新税最让第四阶层的人受苦，却阻止不住他重税于“人民的奢侈品”：烟草，啤酒，糖，咖啡，煤油。整个德国此时第一次听到了这样的口号：“保护实业与农业。”俾斯麦实行新税的理由是很有特色的：“自由贸易是一个理想，很值得怀好意的德国人想像的，将来有一天是可以办到。关于这个问题我科学理解的程度，也如与众多活机体的行为有关的问题一样，医学并未解开这么多隐谜。……由此可以推用于国家的许多问题。我对科学的抽象示教看得很冷淡，我以平时阅历裁判。……按照我的感觉，我们现在把税则弄到这么低……我看见我们流失了许多血……我们必须输新血给德意志的身体。”
  他说“按照我的感觉”，如同二十五年前一样，他拿阅历与科学对抗，嘲笑知性的考虑，说是“感情”。悍斯麦其实想取消帝国议会节制预算之权。他今天跟队前一样，都要抽所得税，为帝国尽力筹款。这是保守党的办法。
  两年之后，选举了一百个自由党员和一百个中央党员。这两党都许诺反对改变经济政策。议会里有一个反对俾斯麦的多数派。夫赖塔格在此时的一封私信里说：“这次选举是一个表征，表现出来给俾斯麦自己，给我们的人民，给外国人看的。选举的结果就表示一个人（他曾把他的影子与脸面强加于民族之上）的见解是无法对待的，表示这样的见解将到末日了。……他的手段已经失去许多效力了。这个大演剧家原来是由狮子、狼、狐狸杂凑而成的，现在人民已经知道了。德国人逐渐明白过来，了解这个人，他们以为他是个大人物，是个好人，他却没有一个顾名誉的人与一个良友所应有的名利属性。……他退位的时候到了。但他是这样大块，这样肥胖，又这样机灵。”
  这时候帝国成立已有十年了，开始冲突也二十年了。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又与国人奋斗了。他必须先造成一个大多数，然后通过一个立法的新议案。他不得不依赖于善改变的联盟，如同他的外交政策一样。他对任何反对意见都是狂怒的，严厉咒骂，他骂中央党、阿尔萨斯人、波兰人、社会党——骂他们是帝国的仇敌！我们听他在演讲台上说话，他好像是一个返老还童的选手。1880年他说：“我生活过，恋爱过，也曾奋斗过，我并不是不想过安静日子。我之所以守位不去，是由于皇帝的意志，我不能在皇帝年高时离他而去。”过了一年，这时候选举不利于他，他说：“如果上帝让我死的话，我将死在这个被敌攻陷的缺口里。一匹有血性的马要跑到倒地为止。有一个时期，我曾有过告退的想法……不如告诉你们，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想法了。既来之，则安之。除了皇帝的意志，其他什么都不能使我下马。如果我告退，自然有许多人幸灾乐祸，因此我更坚定信念了……我决计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为祖国效劳到底。”
  又过了一年，俾斯麦说：“除了因为我以责任为重外，还能有什么让我坚守不走吗？这件事并没有多少乐趣。早时，我愿意做事，也很热心很有希望地办事。只有很少的几件事能达到预期目的，那时候我年少身体又好，现在我年老又多病。什么事使我守位不走呀？你们难道以为我站在这里，就像在一个打乌鸦的人的小屋前面的一对囚鸦，任凭那么多鸟啄我，忍受羞辱而不能报复吗？……如果皇帝要我告退，我是非常乐意同各位辞行的，永远的辞行。”
  他就是这样表示他的怒意和怨恨的。他的话很激烈，滔滔不绝。他的演说并无装饰，不用动情的句子。他说出长而有力的语句，怒目注视台下，两眼发火，乱骂一通，使他的对手们在那阵子喘不出气来。随后，他拿起公文包转头就走了。他们看着那个穿黄领蓝色制服的大块头走出门去，一面厌恶他，一面却又敬重他。俾斯麦却越来越看不起那些仇敌了。
  有时候他说的话，就像一个预言家的劝诫，不然就含着讽刺。他在帝国议会说：“我不能否认在这最后二十年间常要被一种‘类似’所麻烦，就是我们德意志历史与条顿族诸神的古史之间的类似。众民族的兴旺在大战之后不几年就完了。……随后洛基（世传德意志的仇敌）就来了，分党的怨恨，使其滋养于朝代与宪法的奋争中，于众多部族芥蒂中，于党派竞争中。这就把不和的因素灌入我们的公共生活中……洛基，这个分党的鬼，就把浩特尔领错了路。使他攻打自己的祖国，使之受致命伤。——倘若从1866年至1870年我们民族的所有功业坍塌下来，我将在上帝面前，在历史面前控告你们伤害祖国……在我们年轻时，民族前进的动力是极其不同的，那时候的政治生活概念要比现在好得多。现在许多不良因素都不能被肃清，将来等我们都死光了，你们将会看到许多事情在德意志怎样发展！”
  1881年的选举虽然有反对社会党法律，民主党也赢得几票。在普特卡默手下，重大的市镇都宣布了戒严。莱比锡的社会党领袖们因为刊行禁报而被监禁了。虽然这样，以前答应的劳工法律还是实行了，颁布了劳工疾病保险条例（帮助政府的巴姆贝格尔说它是靠不住的）之后，又增设了意外保险法，1888年又制定了年老抚恤金与残废恤金法。还在俾斯麦未同拉萨尔谈论之前，他就规划好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概略，上文提到的新法律就是趋向于这种主义的脚步。
  国家社会主义里有保护劳工的意思，并不始于俾斯麦。拿破仑三世，还有几个人，都在俾斯麦之前。就德意志帝国而言，俾斯麦却是先导。“现在时候到了，我们应该体会在社会党的诸多要求中，哪些是合理的，这些合理的成分与现行政制合而为一究竟能到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