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的文笔被俾斯麦赏识。布赫尔在伦敦认得李卜克内西，这时候他正在开始他一生中最辛苦的时代。外交部向他敞开了大门，并奠定了他升迁的基础。倘若他奉命而行，不发表他自己的见解，他可以希望有体面的升耀。
  他是一个毫不动人，身体赢弱的人。当他能够暂时摆脱公务的时候，他喜欢撇开人们与报纸，在树林里闲游，同时带着一个绿色标本箱放草或苔的标本，他认得所有的鸟，他又是一个老鳏夫，养着他的姊妹，自己吃得很少，不喝烈性酒。他一回去同俾斯麦办事，就不分昼夜了。倘若他去看戏，他先要把他的座位的号数告诉他的东家，以便有事就可以喊他回来。他是一个很精明的思想家，写的东西是很有条理的。他写过不可胜数的英语论文、法文短简和德意志律的草本。他虽然不喜欢俾斯麦，却把灵魂卖给了他。他的东家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因为他停止表示自己的任何见解，这样就能够暗示给俾斯麦改良，且能够从俾斯麦的脸色就晓得他的批评是否有效。他是俾斯麦的无价之宝，俾斯麦称他是“真珠子”。俾斯麦向来未这样称赞过别人，他又称赞他道：“他是我的忠心朋友，是屡次批评我的人。”他却不这样称赞阿比肯。有一次他说这个可贵而忠心于他的阿比肯是他的苦力。
  俾斯麦要求所有议员说话时要简练，文章要精悍通俗。这些人当中如台德曼与布赫尔都能够说话写文达到神斯麦简短的要求，又常能够在当天晚上与第二天早上之间把各自的公务办完，是向来不会看到俾斯麦不耐烦的。说话不要带情绪，写东西不要用过火的字眼。关于说话与写东西，俾斯麦曾发明几条极有价值的规则：“字句越浅白，印象越有力。”又道：“无论一个地方多么繁复，只要用几句话就控出心脏。”凡是在他手下办事的人，必须要在十分钟以内把一篇一百多节的法律草稿作一个报告。要具备这样人门的工夫，自然要多磨炼。“当他要晓得一个经济问题时，五大篇长的简报他都嫌太长。
  他很有忍耐性。初听虽不高兴，后来却利用这样的反对。他并不是铁一般无热情的人。我们有必要晓得这个凭冲动用事的人的真正性情。当他的神经受了扰动时，他捻自己的眉毛与别人捻胡子正好相反，台德曼遇到这样的日子时，常在公文卷宗里头放好一件关于简单公务的公文。“倘若我一进屋就看见他在窗口向外望，满脸厌世神色，且我看见他要捻他的眉毛时，我就给他一件关于无足轻重的话柄和极短报告。”他顶多就说：“你以为最好怎么办，就可以照着办。还有别的么？”于是台德曼走出去。第二天早上，当这位上司正在床边时，他肯很有耐心地听报告，一连好几点钟都可以。
  因为俾斯麦习惯于迟起床，他的公事要等到中午才开始办。他从十二点到六点，又从九点至半夜，他很辛苦地办公事。他喜欢在晚上办事。他很想议院开会开到晚上很迟的时候，如同英国一样。一个人晚上办事很有效率，说话也说得好些，较为通融些。在早上的时候，人们一般是不揭别人的短处的。
  当他心平气和的时候，他同许多有神经病的人一样，要他的属员格外的努力。一篇大稿子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在这一个钟头里，文书们也许被他惊动十次。“在署里的文书们要小跑着工作。无论什么都要加倍地快节奏，即便神经很坚强的人，也易于坍塌下来。”台德曼却说道：“他向来从未对我激烈过……我记不起他对我说话是不是用上等人与上等人说话的腔调。他对我们是很客气的，为其他大臣们做出了表率。但是我们却要小心，千万别使他不耐烦，千万别刺激他的神经，属员们是很怕这位上司的。他们晓得，即使是犯了最小的疏忽，都会挨骂的，他们在这样狂怒的大岁面前发抖。”
  他住着一间宽敞又无几件家具的房子，里面有一盏高高的银灯照着。他半个身子靠着椅桌听人报告，很快就断定该怎么办理。台德曼说，他在六年里头不记得俾斯麦有什么事不是当机立断地处理。当他口里说叫人写的时候。他向来都是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的话如同洪水冲泄出来。他往往口里说着两三句几乎相同的话，后来才择定要用哪一句。他不能容忍任何的打岔（一打岔就失去了线索），就很难晓得他的意思。
  1877年底，他口头说要我写一个报告给皇帝，其实是写立宪以来所有我们的政党关系发展的情形。他口不停地说了五个小时。他说得比平常快，我极其为难地把他所说的话诸多要点写下来。房里太热，我恐怕要抽筋，便很快打定主意脱了褂子，只穿了内衣往下写。俾斯麦王爵很诧异地看了看我。但是一会儿的工夫之后，他点点头，表示他明白我的意思，不停地往下说。当我誉清我所写的东西（一百五十大页）时候……我看见全文如同行云流水，我很惊奇。……是一篇完全的、一往直前的文章，既无复述，亦无说出题外之处。“
  以办公事而言，他待人既用专制手段，同时也表示体恤，对办别的事而言，他表示拘泥细枝末节，却又以礼待人。因为他既不耐烦，也没有闲暇任裁缝量他的尺寸。裁缝给他做衣服时就只好用眼量。倘若做得不合身，裁缝就会接到如下一封信：“你向来同我做衣都是很合身的，但是你好像失掉了这种本事，你好像猜度我越老越小越瘦了——这是很少发生的事……自从1870年以来，你所送来的衣服都不合我穿，而在你觉得大概办得很好。我想不到你会这样不太注意人的身份的变化进程。”当这位大文章家有机会责备一个极好的下人时，就是用这样带着尖刻谐趣的话语。
  当他与他的同列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很骄傲的，他自然不能容忍他的同事们，所以他待同僚还不如待他的参议员，因为同僚们不能维护自己。有几位大臣说他是“自大到没人愿与之接近的程度。”就他待下属一事，海军大臣斯彼士写道：“他叫我留下来，同我讨论我本部的事，就如同一位老师教训一个蠢而不听话的小学生一样……无论什么时候我试插一句嘴，他都会和我生气，我只好一句也不说地让步。”一个人就是这样在半个钟头里一直不被俾斯麦所敬重。攸连堡当部长时被俾斯麦不公平地对待，他写了一封尖利的抗议信，俾斯麦回敬道：“看了你的信我得到一个印象，你说我错怪了你，必得求你饶恕我。我认为你不能怪我，至多只能怪我不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攸连堡家里将把这封信作为宝贝一代一代传下去。其他几位部长同俾斯麦彼此友好相处，承蒙他的抬举之后，此后必然觉得同他相处不来，随后便失了地位。从前虽然做过几时的好友，最终变成了仇敌——因为俾斯麦希望别人感激他，他却从不感谢人。
  他极少地表示感谢。遇着他感谢人的时候，他会做他人所不能摹仿的表示。1870年的战役中，有一天他骑马在勃兰登堡门下走过时，在皇帝之后，毛奇与罗恩之间，他一眼看见他所率部下的属员们都在一个特别月台之上，他的鞍钮挂了三顶桂冕，他取下一顶投向他的部众。
  九、是超人还是骗子
  在1860年间，有一天晚上，普鲁士大使、施勒茨、克雷、霍尔施坦和孩子们的先生在俄都的大使馆里围着火炉闲谈，谈到灵魂不死的问题。霍尔施坦尝试证明惟有身后之名是靠得住的，永不消亡。俾斯麦伸手取炉台上的一杯酒，说道：“霍尔施坦先生，让我告诉你吧，我看这一杯酒比三十页柏克的《世界通史》值钱得多。
  他有诸多优点。他这样不好名声就是其中之一。他不只是当学生时就看不起名，到年岁大时还是这样——或者说这就是他与拿破仑最不相同之处。假使拿破仑不赞美普鲁塔赫，不贪光荣，他会永远是一个不值评论的人。当柏克的《世界通史》增补至一千八百七十余年的大事时，俾斯麦实在不想在这里头占到三十页。他晓得自己的力量。在克莱尔的几本著作里头，他在其中几段论政治天才的若于行之下，画两条或三条线。等到克莱尔八十岁生日时，俾斯麦写信给他说，他自己怎样的真诚尊重他，对于无论哪一位德意志作者，他却始终未这样表示过。我们要记得，五十年前，克莱尔曾从一位比俾斯麦还要伟大得多的人那里接过几封相似的信。
  俾斯麦对待同世的人的赞许是冷冷的。他既看不起当世的人，所以也不喜欢他们的称赞。有一天在帝国议会，利希特责备俾斯麦不懂得经济学。俾斯麦在说过他能够安详地等待他的同国的人们裁判之后，却小心加一句道：“我不能说后世——所以为这样的考虑是过于情绪的。”他每遇一些人聚在议会门前要看他坐马车到会，他就常常不高兴。他说他很晓得一个被人憎恶的大臣要露出什么样的面目，人民怨恨他到要唾他；现在看来，他要怎样做出另外一种面目。威廉请他来行钉旗的典礼，其中有一面有俾斯麦的军衣与他的名字，他不肯去，他说，跑去一次，他所得的至多不过是伤风。当皇帝送他几颗金刚石以备他嵌在宝星上的时候，还带着两句极能感动人的话说到：“这就是我所能送你的最后的宝星，且是专为你而设的。”俾斯麦在家里说道：“送一桶莱茵酒，或一匹好马，使我更喜欢。”
  许多俾斯麦的画像只令他好笑。他看见人家把他画成一个主和平的白安供儿，穿着露胸的衣服，他的秃头上戴着一圈琉璃草与椿叶，他看见他的诸多的“超越可能”很诧异。最早为他建立的石像，他很不喜欢。他曾对国人说，他不喜欢这样的感激。“当我在科隆，从我的石像旁边走过时，我不晓得往哪方转变……当我在启星根外出散步时，我遇着一种我的僵石化的代表，我见着极其难过。”
  他是一个实干家，所以他不为好名所动。他无所得于名，但舆论却不然，这是有用于他的，就值得培植，所以他更带着骂世主义，培植一种俾斯麦的传统故事，因为他要这种故事感动与他同世的人们，自己却并不为之所动。他自己虽不能忍受看见自己的石像，却喜欢记载他的功业与奇怪性情，只要这种记载能作为一种有用的宣传，济柏尔奉命写一部书，说威廉一世为德意志帝国奠定基础的事迹。俾斯麦任由这位历史学家看卷宗，但先要由布施选择过，只许济柏尔看“不危险”的案卷。一经选择后，其结果就是这七本书不久就变得毫无价值。希西基尔与布施及其他几个人，先要把稿子给他看过，他就在稿子里删去他所不愿让人看见的话，提议添加什么，有些地方他因为嫌恭维的话语还不够，他就加以批评，他还给希西基尔几封他挑选过的私人信件，其中有几封是1870年写的，1877年才公布于世。
  每逢在公众面前露面，他都要仔细考虑一下这样做带来的政治效果。在宫里他曾大发牢骚，对皇后的总管大臣不合礼节的欢迎他表示不满。当他坐火车经过奥地利时，命令把车上的百叶窗都关上，以兔在那个关键时刻，因群众对他的欢呼而使维也纳同事难堪。
  俾斯麦十分善于利用报馆，这一点无人能比。他的部下时刻都得为登报预备材料，不是提议这件事，就是概括那件事，要不就辩驳一件事。在利用毒药方面，他是个好手；正像在控制新闻来源方面他极为精通一样，即将刊登的新闻或是从德国的穷乡僻壤送到柏林来，或是从其它国家的首都送来，总而言之，要给读者一个十分客观的感觉。他有时在书房里亲自口授关于自己的奇闻轶事，然后登报，但做的好像是从瑞典的首都发到波茨坦的。所有这样的事，他都做得很巧妙，连对他极为忠心的台德曼也不得不说他是个“大魔鬼，比浮士德还厉害”。1872年间，阿尼姆有奥古斯塔作后盾，俾斯麦口授给布施一篇论说，内容主要是“一位居高位的贵妇想换掉宰相”。当他讨论奥地利的时候，他让布赫尔装作《科隆报》的通信员，从波美拉尼亚的斯托尔普偶然得到消息。
  1874年前后，教会争执极为厉害，有人企图开枪率下死他。几个月前，他曾极其蔑视地对帝国议会说：“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自始至终都有许多仇敌。从加龙河到维斯杜拉，贝尔特到台伯河，在德意志的几条河边、奥德河边与莱茵河的周围地区，你随处都可体会到我是那时最有权势，同时也是国内最遭怨恨的人。”（说这句他很得意）可是他不知道，那时正有一个比利时的人扬言要把他的头送给巴黎的大主教。因为你斯麦正在作战反对罗马，于是招致了这个宗教狂的怨恨，他说：“我愿意杀死这个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