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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与科学么？我们刚才不是听说争权吗？今天，与十年前一样，两个不同的世界，菲尔绍与俾斯麦（把政治改扮成睿智在那里使人发笑地跳）在戴面具跳舞时，两个人暂时讲和，在一起跳舞。这时，那个好斗的马林克洛特，中央党的领袖之一，起身讲话，要把没有灵魂的病理学家哄下去。
  “信奉耶稣的人更为伟大的预见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人人自以为是，于是就纷乱到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步。难道这种预见力就体现在这儿？……我们却不会这样乱糟糟，教会就是传布真理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主题。……当教会形成一个决议时，信天主教的人就要承认这个决定是真的。我们的宗旨在乎法权，你们的宗旨在乎个人的裁决，这就是你我不同的简单区别。所以，经过一千九百年后，我们是统一的，在世界上仍然同从前一样强大，你们却要伤心地看着你们建筑上的砖石一块一块地坍塌下来！”当帝国宰相读到这篇演说时，他会作何感想？难道他不觉得他自己与这个对手的联合更加密切而超过了他同他自己同盟的紧密程度了么？这个信奉天主教的演说家学着俾斯麦的节奏，俾斯麦的派头，大力反对菲尔绍，所用的话语，很像这两个病理学家以前从俾斯麦嘴里听到的话。
  这两位选手各施所能地拼争，他们关于教仪之争的演说成为德意志政治辩论的焦点。不过，温德赫斯特经常打胜仗。俾斯麦无论如何嘲骂他，说他是心吓仇恨的天主教教徒，警告并劝诱中央党反对他们的这个领袖，因为他反对帝国；又嘲笑他说他矮小，说他动弹不得等等，而温德赫斯特静静地反驳道：“我有许多缺点，但我却从不在议院里辩论时发怒。在议院里，我的脉膊每分钟跳六十次，在议院的围墙之外，我的脉博还是每分钟跳动六十次。何况，我的对手因为我矮小的身躯属于中央党，就骂中央党，请问，这是恭维我呢，还是在贬斥我？”
  温德赫斯特说俾斯麦应该把国家权力移交给议院。俾斯麦闻言，伸出颤颤抖抖的手抓住眼前桌子上的玻璃杯，赶紧喝了几口，似乎要把温德赫斯特的话统统喝下去。温德赫斯特依然在往下说：“倘若把宗教从我们的学校里摔出去，谁来担负起教育的责任呢？国家能够胜任这件工作么？国家是否有完成这件工作的条件呢？若是有，请你告诉我有关你新的国家的回答。将来如果不是一个异教的国家，就是一个无神的国家，再不然就是上帝自己在世上。”此时，俾斯麦既不愿意答复，也不能答复，他只是带着个人的不快反驳说：“我出来办事多年，我会证明我维护着普鲁士君主制的宗旨的。”
  第二天辟斯麦开始了反攻，用很激烈的话骂人：“你话里的油不是疗伤的油，是助长怒气火焰的油。我很少听说议员对于纷争要进行劝说或调解……假如这位议员能够知道我所得自于上帝恩惠的一小部分，我求我所信奉的上帝的保佑，来抗拒我会遭遇的悲惨命运……你如果不承认天主教的领袖地位，你将更容易为国家的安定做出贡献。惟有当纷争与革命在国内占优势时，天主教的许多希望才能够成为事实。”
  温德赫斯特立刻答道：“我不是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但是你们大家却好像想要我做些什么……我不愿说出关于宰相对我的攻击我本人作何感想，因为我是在这个议会的议长领导之下，而大臣们好像是不受节制的，我无论对着什么都不会退缩。那位先生问我，我是否还对汉诺威王室效忠。我相信我已经按照《圣经》上的话，凭着我的良心，尽了我当人臣的本分。有人说中央党有自己的秘密计划，从而给一个议员安上了嫌疑犯的罪名，企图以此恐吓这个党。这是我们正实行的近乎于压制言论自由的恐怖主义。我要对这位先生说明，要他相信，当运气好的时候，维持君王专制主义是很容易的；但当运气不佳时，还想强迫人民服从，那是办不到的！”
  温德赫斯特的奋斗就是这样地有声有色。后来他揭示这种强权精神与奋斗之所以能推行的主要原因时，是这么说的：“因为这位先生有比较多的军队，有大量的金钱，这二者都多于我，所以他推行他的见解就会比较有成效。……一个人如果有二百万军队作后盾，他就不难推行他的外交政策！”当温德赫斯特还在那儿演说时，俾斯麦走出了议院，温德赫斯特微笑着给他来了一箭，算作为他送行：“遇着这样攻击的时候，武士的习惯是本人要接受挑战的……若是能够在德意志面前同我的对手谈谈，我会很为这种特殊的荣耀而自豪。”这个大卫就是这样很骄傲地，也很巧妙地用俏皮话把石子凶猛地扔向歌利亚的头。
  但他并未命中目标！俾斯麦很快就发觉自己在这个宗教问题上做了错事。他利用好争斗的皮胡之死，与善于处理外交事务的利奥十三世的即位，遮遮掩掩地收回提案，把他提倡奋斗的责任都推到他的下属们身上。迟至1873年底，安德拉西写道：“无论什么时候，一提到教皇俾斯麦就怒目圆睁，从他嘴里蹦出的话像是在咒骂。他说，教皇会危及各国安全的；他说，教皇是一个革命党，是一个无政府党，不管哪一位帝王，要想保全王位，都必须抗拒这个人。”后来他明白过来：罗马是不会被征服的，于是他就怪罪他的礼部大臣法尔克。当俾斯麦与符膝堡使臣米纳特会谈时，他用很精妙的譬喻说：“国家好像一个宪兵，手执利刃，悄悄地捉拿脚步快的教士。”他说，当婚姻法颁布时，他在瓦森。他正式地对萨克森使臣法里森说：“他们反对我的计划，与我争斗。我只是同中央党作政治斗争，我激怒了全部天主教徒，这根本不是我的过错。我原来是反对这么做的……但是甘豪增与法尔克两个人以辞职威逼我，所以我不得不让步。现在我后悔我签字之前为什么没有读到这几条法律条文，因为里面有许多话是胡说八道……我请你告诉你的君王，最近这两年在普鲁士发生的事情，不该由我负责。”
  不过，一年前俾斯麦唆使这一半人民反对另一半人民，他说：“威胁我们国家的就是那个不会做错事的教皇！无论什么权力，宗教之外的权利，他都是喜欢拿过去就拿过去——宣布我们的法律无效，抽我们的税捐——一言以蔽之，在普鲁土这个国家里，无论什么人都不如这个外国人有权力！”可是现在他却说出了前面所说的话。
  他希望德累斯顿早已忘记了他所说过的话，但是，他错了。欧洲记得，罗马更记得。别人也不会忘记他二十五年前所说的话：“我希望我能够看见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船傻瓜，在基督教会这块礁石上碰个粉碎”！当老格拉赫对俾斯麦提起他还是虔敬派时，他冷冷地回答说，他的意思是说耶稣教教会，罗马占卜人不能不微笑。皮胡在临死前不久说他的大仇敌是一个信奉耶稣教的排力。他留下了这样的预言：“最后有一块大石头滚落到山脚下，把这个巨人碾碎了。”
  三、挥舞惩戒之杖
  1848年3　月18日，威廉逃离柏林以躲避革命。二十三年后，1871年3　月17日，威廉凯旋人柏林当皇帝，人民齐声欢呼来迎接他。第二天，巴黎宣布革命政府成立，全德国人民宣布他们对巴黎的起义者表示同情，这使俾斯麦害怕起来，他说：“这使我又是整个晚上睡不着觉。”在第一次帝国议会（这是打胜仗后第一次选举的）里，只有倍倍尔一个人是社会党，签订和约之后两个星期，他在台上说：“巴黎的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革命高潮的前奏！过不了几年，巴黎革命者的标语口号‘消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得解放’将会变成欧洲全体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众人大笑）倍倍尔接着说，他劝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加入德意志人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以便将来获得解放，那时欧洲人民会得到自决权利，这种权利只有在共和国里才能真正实现。俾斯麦于是说：“你们不必害怕我将对最后的演说者做出的回答。你们都会同意我的看法：没有必要在这个议会里回答他的演讲！”后来，他却说倍倍尔的演说是一道闪电，刹那间照亮了时局。国家与社会都面临危险，必须保护他们自己。因此，必须先消灭这个仇敌。
  拉萨尔死去很久，俾斯麦还同他的继承人来往，始终没有完全忘记拉萨尔的国家社会意识。现在，巴黎革命闹过之后，他丢开社会主义不管不顾了。按照他的计划，他不再需要什么党来对抗自由主义了，所以他们的政策是要通过几部新的法律来保护财产。他还要监禁每次进行社会主义演讲的人。当帝国议会没有通过他的议案时，他敬告他们：“社会民主党已经有了极大进步……几年之内，市侩们将要叫喊我们需要惩办的法律啦。”在下一次选举之后，年轻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里有了十二个议席，他请惩戒之杖来决断，这是上帝统治人类的一种补助措施。他根本不清楚新的思想潮流，他说这是“乌托邦式的胡言乱语，有这种思想的人相信烧熟的鸽子会飞进他们的嘴里。”他又提议用“新鲜空气与阳光来治疗这种违反刑律的疯病。”他要用激烈的办法对付社会党，只是没有成功，因为帝国议会害怕通过非常的法律反对群众中的特别部分。
  现在，一颗子弹缓解了相持不下的紧张形势。
  1878年5　月间，八十岁的老皇帝坐着马车出巡，有一个人开枪向他射击，他是一个衣衫褴楼的学生，是一只可怜虫，是被社会民主党驱逐出党的党员。当俾斯麦得到这一消息时，他拍案叫道：“我抓住他们啦！”
  “尊敬的大臣，你说的是社会党么？”
  “不是的，是自由党！”
  一瞬之间，他就定出了计划。今天谋杀老皇帝的骚动必然会促使自由党要求投票表决，以通过一部非常法律，这样一来就可以抛开自由党了，因为现在教仪之争已经被搁在一边，用不着自由党了。当天他就让司法部大臣起草新的法律，第二天就把草案送给各位大臣看。过了十天，这部早就想实施的法律（匆匆完成，其中存在许多法律错误）就被送到议会成为了议案。推出这部法律的借口是：“我们只有能够越过宪法的许多障碍，然后才能够有力地同社会民主党作战。宪法由于过于从理想上保护个人与政党，因而在几部所谓基本法里面造成了许多障碍。”试图暗杀皇帝事件发生二十天之后，整个议会（除了保守党）根本不赞成这部法律。本尼格森预言说，如若通过这部新的法律，将来会发生许多阴谋事件，远比光明正大要危险得多。凡是被这部法律攻击的各阶级将会极其仇视它。一向遵守法律的人会说：“如果有钱人有了这样的方法作后盾，而几十万国民都不在法律保护之列，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为什么要尊重法律？”本尼格森接着说，这样的一部法律必会产生深远的不良影响。利希特以相同的理由说，这部非常法律给本来是无名的人们预备下了殉道者的名字。
  三个星期之后，从菩提树下大道的一个窗口又射来一枪，这回老皇帝却受了重伤，当时他正在他的马车里走动。暗杀发生后三个小时，内阁参政台德曼送信给俾斯麦，那时他正在大花园里。“我进去找他，看见他在高大的丹麦种狗的陪伴下，在阳光里慢慢地在青草地上散步。我走过去，他很高兴，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散步，新鲜的空气对他大有好处。”
  “有几封很重要的急电。”
  “电报真的这么重要，非得我们在空旷的乡下来处理么？”
  “不幸的是，非常重要。又有人试图刺杀皇帝。子弹射中了皇帝，皇帝受了重伤。”
  俾斯麦猛地站住，用他的橡木手杖重重地往地上一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既然如此，我们立刻解散帝国议会！”
  他匆匆离开大花园，走进房子里去，台德曼边走边把详细情况讲给他听。他一进屋就吩咐随从，准备回柏林。
  今天俾斯麦高兴透了，谁也没有见过什么时候他比今天还高兴。他喜欢这位老皇帝自有他的道理，皇帝在十二年前就把大权交给他，使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施展他的天才。因为老头子执拗，他常常感到不安，还发牢骚，但他并不像藐视别人那样藐视威廉。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