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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不是的，只不过是宰相想调一个议会的邮务官当邮务总长，内阁却不肯同意罢了。
  十五、瓦森别墅
  “我吃完早饭读过报纸以后，便穿上打猎的靴子，在森林里随便走，爬山，涉泽，研究地理学，筹划养花草的地方。我一回到家，就把我的马备好……还是做同样的事……这里有茂密丛生的小树，还有许多已被砍伐的木材，荒地，养花苗的土地，溪流，泽地，野草地，金雀花，牡鹿，山鹞，密不透风的山楼丛林与橡树林，还有其他我所喜欢的东西。那时候我常常聆听鸽子、苍驾与芬的叫声，不然就是听佃户们诉说野猪祸害庄稼之苦。我怎样能够使你全部领略这种生活？”
  这是俾斯麦从瓦森写来的信，这个地方离赖安菲尔不远，当俾斯麦初次探望这个地方，在他的田产上游逛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在为国奋斗，为国家赢得了许多胜利。他为此得了很多酬金，他把国家所赏他的钱拿来置田买地。过了几年之后，他宣称：“不该拿钱来赏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很难接受钱财，但是到了后来我竟收受了。最难为情的是这笔款不是由君主给我的，是由议院给我的。我同议员们很凶地吵了这么多年，我不愿意从他们手上拿钱。”当时自由党议员们曾提议过，说不必赏罗恩和俾斯麦钱财，免除对他们的追究就够了。但是俾斯麦虽然觉得难为情，却仍然收受了这笔钱，可见他年纪愈大愈喜欢钱财与家产——但是以他个人而论，他向来都不是一个擅长经营的人，因为他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以稳妥的投资方式来增加他的私人财产。
  他对钱财的欲望与他的傲性相冲突，当他最初与议员们奋斗的时候，议院曾宣布大臣们若是不合宪法地滥用公款，国家可以剥夺他的个人财产，以资赔偿。俾斯麦曾考虑，不如把他的产业交待给他的哥哥。“遇着新君主登位，这样的充公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一旦把我的产业让给我的哥哥，会给人一种印象认为我着急，认为我在钱财上有问题，我却不愿意发生这种事。况且我在上议院的席位，是依赖我是尼朴甫的地主。”他虽然反对将财产让给他的哥哥，但是他却不得不这么办。他失去了在上议院的席位虽然会使这件事公布出来，且会引发各种令人难堪的评论，但他还是一意孤行，把产业卖给他哥哥。他讲了以下几点让人关注的理由：“我想在这里度我的暮年，这个想法已在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我有点迷信，有几种考虑促使我卖出田产……我的光景，或是我的儿女们的光景，使我同你要价不能十分低于我向外人所索要的价格。”
  四年后，议会因为他做了他们从前认为不应作的事，给了他许多钱，那时候俾斯麦已经成为一个大富翁了，但他仍想将尼朴甫的田产尽快卖出去。从两岁到二十八岁都是在这里过的，很多年前，当他初次出租这地方时，他不觉得极其伤心么？现在当他从瓦森骑马赶往尼朴甫的时候，他还说“他们总要麻烦我，在那里，我对树木比对人有更多的话说”，到了晚年，这个他少年时的家，将成为他的天堂。他却毫不在乎，从瓦森立即写信给他哥哥：“我宁愿卖给菲烈特或卖给你，但是价钱不能太低于市价。”他不再说他的迷信，也不再说他很舍不得田地与住宅，他从前在申豪森与尼朴甫都说过这种话。
  他的确喜欢瓦森的森林；但是相比之下他还是更喜欢其他的几处地方。瓦森的住宅也比不上申豪森的大宅。“它的外观像一所医院，因为这所房子两侧延展像两个长翼。总体看来，这所房子是很平常的，有许多窗子，既不像一座城堡又不像一座罗马式的别墅。”当柯雪林住在里头的时候，就是这样评价这房子的。由于森林并无其它收人，只能建造锯木厂或造纸厂。“这将要花费10万元左右，但是每日都能够把松树变作许多纸张。”他从前有过一个时期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大自然的人，现在却变得那么的实际，变成了一个经济家，一个极为顾家的人！
  他是一个一刻也闲不住的人，他初次来看这个地方时就动手为瓦森的森林与住宅增添生机。“你打发人去申豪森把红玻璃杯。雕花椅子、一两架能锁的橱柜、剩下的几张床都挪过来……桌子可以从柏林搬来。君主的屋子，为什么要我们为其提供家具呀？我要坐马车出去看森林、牡鹿、阳光……我不能写得太多，因为墨水使我的神经激动。……你不久就得来，让孩子跟你同来，我猜在某个地方可以买到床。不要带女仆来，因为那里已有一个洗衣服的女人，她曾替布曼特尔洗过三年衣服……你也不必带厨子或女仆来，除非你自己要用他们。带些厚的深绿色的布料作窗帷，遮住玻璃门，我们就如同隐藏在密林深处而不会被人看到了。我想在你来之前我不会回柏林的。你告诉别人说我身体很不好，不想走长路，我情愿失去已得到的东西，我想你，你快来。”
  这是俾斯麦最欢乐的时候。他离开柏林不再操劳公事了。他知道他的夫人快来了，家里没有客人，没有电报，只有管猎场的、管森林的人，马匹、钱财是足够用的。他处在这种环境中，可见日子还是很好过的。然而他却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是这样消遣的，一个星期后，他又想办公事了；若是不想办公事，他的老脾气就要发作，他又要做事，要发号施令。当他在乡下隐居的时候，他还想掌权。当他指着一位邻居的田产所说的这样一句话很能体现他的性情：“每天晚上我都想把那块地取来，等到了第二天早上再看见这块地时我又不动心了。”俾斯麦的激情与他的和缓，他的政策的全部节奏，都包容在这一句话里头了。
  他在乡下觉得他的客人们很蠢笨。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请德意志最聪明的人来。除非是一位阁臣、一位秘书或一位政党首领来见他，不然的话，他就没有什么贵客。他坐在十多个亲戚里头，其中有三个是聋子，其余的人谈话时都要大声喊叫，这三个人才能听见。有人曾这样写过：“他很和气地对待他们，这令他们非常高兴直到近十点钟才回家。”柯雪林有时也到这里来。“他来了，我们同坐在行军床上……他们一边畅谈，一面聆听乔特尔为他们所创作的音乐。”
  在接待客人时俾斯麦往往觉得很劳累，他对乔特尔承认，柯雪林是他幼年朋友，但觉得他让他疲倦，盼望他早点走。
  现在他最喜欢的，还是莫特利，俾斯麦之所以喜欢这位有兴致且十分坦率的美国人，就是期望性情较为平和的人来平定他自己的天生不安宁。无论是君主，或是乔安娜，都没有这个资格，这两个人都是他所尊敬的，除此之外，他看不起全世界的人。君主与乔安娜都是常伴他左右的人，没有鲜明的个性与独到的见解，威廉年纪已老，又不甚聪明，俾斯麦的夫人乔安娜是过于温柔而无阅历。他们两个人的情性都比较温和，却不能使他安静。莫特利的安静是与世无争的，是自然的，却是卓尔不群的；他是俾斯麦的一个忠诚朋友，却无求于他。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莫特利非常独立，在俾斯麦所知的人中，无人能在这一点上与他相比。在一群心怀恶意与蠢笨的人中，他能够完全依赖莫特利，他是俾斯麦的真正的朋友。俾斯麦只有对莫特利才写这样脱俗的信。俾斯麦向来是让人等回信的，对至亲至近的人也是这样，他却屡次主动写信给莫特利，都是用以下的腔调——大多用德文，有时也用英文：“约克，我的宝贝——你到底在哪里？你连一封信也不写给我，你干什么去了？我同黑奴一样，从早劳碌到晚，你却闲得无事可做——你与其游手好闲，不如写信给我了？我是不能按时写信的，有五天的时间我几乎抽不出一点散步的时间，但是你这个懒惰的老东西，什么事使你忘却了老朋友？当我正要上床睡觉时，忽然看到照片上你的双眼，我宁可少睡点觉，挤出点时间追忆往事。你为什么永不到柏林来？从维也纳到这里还不到一个美国人度假旅游所走的路程的四分之一，在这个令人乏味的生活中，我和我的夫人都很想再见你一面。你几时想来？如果你来，我发誓要腾出时间来陪你故地重游，在某酒店里同你共饮一瓶酒。你不要理会政治了，来看我吧。我答应你把联合旗高高挂在房顶上，谈天说地，开一瓶上好的白酒……不要忘记老朋友，不要忘记老朋友的夫人，我的夫人也同我一样非常热切地想见你，你若不来，至少也要来封信。”
  当莫特利被派为驻伦敦大使时，他们二人近在飓尺，俾斯麦从瓦森写信给他，说道：“你该把你的寓所搬到波美拉尼亚森林来，这会给我们带来欢乐。对你这样的一个航海旅行家来说，这不过是旧日从柏林往格了根的路程。你扶住你夫人，上一辆马车，二十分钟就到车站，再花三十分钟后就到了柏林，从柏林到我这里也不过半日的路程…你能来是最好不过的。我的夫人，我的女儿，我自己与男孩子们，都会欣喜若狂的；我们就会如同往日般地快乐……我被这个念头深深地吸引住了，你若不肯来，我必定会气病的，这是不利于政治局面的。”
  他是真心喜爱莫特利，他爱妻子还带着多少为夫为父的责任，他喜欢这个美国人，是既无用意又无理由的。这两个人开始交往密切时起，俾斯麦不过才十七岁，他喜欢这个美国人六十多年不改。对于俾斯麦来说莫特利在某些方面弥补了他的不足。如从前泽尔特之于歌德。莫特利在男人中给俾斯麦的感觉如同玛尔维妮在女人中给俾斯麦的感觉一样，既随和，又是个极聪明的人。他还是个有兴致的人，同时既富于阅历又很谨慎。这个德意志人会从来自年轻国度的人群里找着他最好的朋友，并非偶然。
  乔安娜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在冲突时期，她因为怕有人谋杀她的丈夫而整夜睡不着，他屡次说她“失眠，心跳，沮丧”。他送她到几处有矿泉的地方疗养。在她四十岁时，她写信给女儿，自称“老母”。当儿女们逐渐长大后，摆脱孩子的束缚后，她又如同母亲照顾儿子那样照顾自己的丈夫。她后半生所惟一关切的事就是照应他的身体，减轻他的烦恼，伺候他、保护他。为此她什么都抛弃了——她的欲望，她的消遣，她的见解；她绝不敢劝他；当他在柯尼希格雷茨的时候，她不直接写信给他说她心里的想法，只有让她的朋友乔特尔去间接地探问，她是否可以先到维也纳。她就是这样深爱着她的丈夫，不肯炫耀自己。有一次俾斯麦夫妇同柯雪林出游，俾斯麦问乔安娜，喜欢再往前去，还是返回。她答道：“随你喜欢，你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当俾斯麦在瓦森有病的时候，她“日夜陪伴他，只有吃饭时走开一会儿，她很安静地坐在屋里，或看书，或做活，或替他做事。”
  他的儿女们也是非常温顺，作父亲的不要求什么，他们不敢做什么。俾斯麦说玛丽应该学写点东西，他一听说这个十六岁的女孩觉得写东西是一件很难的事，他就不再让她写。他追忆他的少年事时很伤心，这使他比较纵容儿女。他虽然是个立过奇功的人，心里却对世间的任何人抱有怀疑态度，当他对柯雪林说他不打算教育他的儿子们出去作官时，他流露出愤世的心境。他说道：“作官得不到什么好处，还要在世上银十字架。”当他在尼科尔斯堡时候，正逢他儿子的生日。他写给他一封信，一开始说的就是政治新闻。他不久就感觉到他所处的两难地位，他是政治家的同时又是教育家，他说道：“当一个人处在政治战场中，老是有许多对头，必要挥拳打倒那些更有气力的，使他们不能再翻身，随后剩下那些较为无气力的——若在私人生活中作这种事，人家就会当作是一种卑劣的行径。”他要他的儿子们时常保持精力充沛。他每每称赞儿子们，只是称赞他们有奋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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