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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喧声》报将他描绘成一个猎人。他很生气地对赫因罗厄说：“他们攻击我的政策，我不过付之一笑罢了。打猎却不是开玩笑的事，打猎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他喜欢讪笑官样文章，无论在哪里（在议院是这样，在家也是这样，况且他很少呆在别处的），他都摆出一种天生贵族的镇静。只有对着他的亲人们，对着他的秘书们时他才显露出他的特别之处，意在使他们有机会把他的这许多特别之处告诉后人。
  这时候他已经在欧洲享有盛名了，在柏林的外交家都说他是大魔术师，是查拉士图。在外国京都出版的书信与传记中也满载他的名字。梅里美说一件事将要发生时，“除非俾斯麦决定不要发生”。俾斯麦在推勒里做贵客，左拉把他描绘得极为形象，说道：“当公司发起人沙喀尔特很得意的在大厅里同他的情妇（这个情妇是他与皇帝两个人所共有的）手拉手的漫步时，她的亲夫却跟在背后。俾斯麦伯爵，原是一个魁梧的猎人，此刻正在与几位客人消遣，忽然间爆发出一阵轰笑声，他的两眼带着嘲笑的神色。”
  这时候他的名誉与他本人的人品是相符的。世人也将他当作是一个不讲道德的大家，他的坦白与诡诈常常掺杂在一起，令人难以识透。本尼格森说道：“他用不同寻常的手段骗了法兰西。外交原本就是世界上诸多最善骗人的事之一，但当俾斯麦用这种巧妙的手段欺骗别人，却使人无法不对其赞叹不已。”当时的外交家，并不说他是个英雄。无论是彼此谈论，或是书信往来，却不由自主地说起他的手段。例如贝斯特说道：“俾斯麦在加斯泰因说过‘我们绝没想到为德国而取得德意志的奥地利。我们会很容易地想到荷兰。’过了几个月之后，荷兰公使从柏林调往伦敦，这位公使曾告诉我说，俾斯麦对他说，没有人想到荷兰，倒是有人想到奥地利的几个操德语的省份。”
  其实俾斯麦最想做的就是要使他的左邻右舍们与仇敌们不安。在他作学生的时候就常用这种方法。他说这两句话或许是有意使听者传播，无论在什么人面前，他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最有力量的骂人字眼。他尤其喜欢骂他的对头们是匪类；当他最高兴的时候，他会说：“他是一个傻子！”——这样是表示友谊，他现在就是这样的随心所欲地批评别人，这是他祭骛不驯的写照，他喜欢这样骂人。自己喜欢说人家是什么，就说什么，即使对君主也是这样，他知道他能够这样做，这可以带给他一生的快乐。
  弗莱塔格的批语虽带着仇视的色彩，却是很引人注意的：“俾斯麦只能在一个出于黑夜而人于白昼的时代有行得通的可能……在浪漫派与美术派之间，有一片狭窄的学识地带，是那些旅行好事者与漂亮的贵族公子们所特有的区域……我看俾斯麦好像是从这个无思想时期来得较迟的惟一的一个人。他最令人关注的特色，就是不敬，无论判断什么，都是任意而为之，用自己作判断的标准。所以这个人不能做一个学派的发起人；他的诸多过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过错……现在的君主不愿撇开他，除非俾斯麦自己愿意走开；不声不响的在那儿发闷是无用的……一个不很了解自己的人，一个极为任性的人，他的祖先也是不甚发达的，然而他就是这样浮到表面上来，居然于危险而不顾，拥有真正超群的品质，同普鲁士的光荣与伟大合而为一。有如无论什么人打击他，同时就是打击国家一样。”
  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他是与众不同的！虽然有许多人与弗莱塔格观点相同，说俾斯麦有许多超群之才，这许多才能又是有利于国的。总的说来，在这个时期（正好在他的那个政党大竞争之前与这个政党大竞争之后），他还是与全部政敌，与全部阶级，格格不人的。“我要你们所要的，但是我所用的方法与你们不同”，他在新的帝国议会里面，敢说这两句话。“我如果不反抗你们，你们就会得出结论，说我把事情看得无足轻重。我从不这样认为，我想你们应该喜欢的。”（听者很受感动）当他被逼迫承认巴登为北德意志联盟的一分子的时候说：“诸位先生，不必这样热心催问为何那样靠前站，要满意于享受你们所已得到的，不要贪得你们所未得的……我也许是办错了，也许是I　办错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我同你们意见不和，我将按照我对于时局的见解来办事。”
  一个人这样对待人民的代表，自然成为同事们眼中的专制者。他既把北德意志联盟当作自己亲手创造的，又要求对其有节制权，同时还要节制普鲁士。那时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诉苦说：“不满意他的专制行动，自从罗恩退位以来，他的行为令人更加难以忍受，哪怕是极小的反对意见，他都不能容忍。”罗恩辞职不过是暂时的，他批评地写道：“在召开会议时，他把自己的位置看得过高，几乎只有他一个人说话，他好像被过去的错误所缠绕，他相信用知识的灵敏……就能够推倒时局的诸多困难……就政党而言，我属于保守的反对派，因为我不愿人家捂住我的双眼，违背我的意志，牵着我的鼻子走，至于走到哪里，惟有上帝知道。俾斯麦现在同从前一样，不理睬他的那些最可靠的与最肯帮助他的朋友们，反而对他们毫不客气。”梯尔是一位次长，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位长官还是和以前一样自以为是，常说些牢骚话，有时遇到他并不太了解的小事还要干预，有时却执拗地不肯干预一些重要的事情。不要紧！倘若他的身体完全康复，我们就有意神秘地问他，‘欧洲是什么价钱’？”
  因为人人都怕这个专制者，就没有一个人敢作哪怕是最小的决定，这使他非常愤怒。他的夫人从乡下写信给乔特尔，说道：“你几乎不会相信俾斯麦怎样的发怒，因为在柏林的人们无论什么小事都要请他批示或决定……你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位伟大的舵手如果什么事都麻烦他，就会令他极为苦恼。”当他不在柏林的时候，倘若诸事不能尽如他意，他就写道：“我很懊恼我在第二段所说的话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我是很少麻烦这些先生们的，他们强追个有病的人回头三次说这样的事，实在是近于藐视。”
  当他变作一个独唱者时，还要唱第一段，合唱者只好不出声，无人愿同这个最有势力也最有个性的人联手办事。在新德国筹备好之前，德意志的知识界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躲开，既无章程亦无一定的意向以反对。无论在书信里或是在谈话里，我们从未听说过什么有名的知识界人士曾做过俾斯麦的座上客。曾有几件公文交给特赖奇克，任他处置，也曾说过施贝尔哈根的新小说，或许会收到路透的感谢信——好几年所说的不过这样。埃克哈特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他第一次拜访你斯麦，所见的客人都是贵宾，他们对俾斯麦说话时称呼“你”。在别的地方，这班贵族们往往都是他的对头。埃克哈特问道：“我们怎样解释这样的人会成为德意志的第一人物的亲密朋友，成为习惯于与他相聚的人。曾几何时德意志民族的知识界首领，与这家人不相往来，就是来往的话，也是极少的。”
  这时候俾斯麦只喜欢同犹太人交流，他说拉萨尔是一个最聪明的人，他常常同拉萨尔谈到深夜，还不想同他分手。他让巴里施洛德作他的秘密办事人员，这个人常到他家里找他，后来又受委托替俾斯麦管理产业。还有一个医生名科恩，为俾斯麦做了好几年的私人医生，并且还是他的朋友，一直到科恩死去。俾斯麦非常信任犹太人，并把他的健康与产业都托付与他们。“同西姆松的往来让我感觉非常快乐……他是一个有真正才学的人，当他来访的时候，是最有趣的——我对于大多数来拜访我的人却不会说这句话。他满腔都是真正的爱国情懦；他就像是一个名贵器皿，里面装了许多最高贵的东西。”俾斯麦写过许多描写人的性格的文字。上文所说的两句话，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在二十年前，当他尚在耶尔福议会当秘书的时候，他曾挖苦过这个西姆松。他说：“假使我父亲看见我在这里为一个犹太教授做秘书，他会从棺材里坐起来的。”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争论，西姆松居然称俾斯麦是一个跳索人，想必俾斯麦一定不会忘记这两件事。后来他极口称赞狄斯累利。我们不能不问他为什么这样看重巴里施罗德，却不看重郝斯曼；看重科恩，却不看重费利克斯；看重拉萨尔，不看重李卜克内西；看重西姆松，不看重利希特；看重狄斯累利，不看重索尔兹巴利。
  到了现在俾斯麦早已不再对犹太人抱有什么成见了。连同他少年时的诸多成见也都抛之脑后了。就是在私下里他也绝不说反对犹太人的话，但是我们几乎无法怀疑——虽有理由——他那一阶级所带来的普遍的成见，对于这件事，到底有多少摆脱不开。二十年前他发表过反对犹太人做官的言论，后来他又通过一条法律解放犹太人。他坚持认为普鲁士既无国教，政府对于这许多事情，绝不能袒护任何一方。他在议会恭维犹太人，因为“他们治国有特长”，私下里他说“敬父母，笃爱妻室，好行慈善”，是犹太人最崇高的美德。他提倡贵族与犹太人通婚。他引导利纳尔，斯特蓝，加雪洛与其他诸侯家作证，这几家与犹太人通婚，掉过来说，最妙莫过于德意志信奉基督教的男子与犹太女子结婚。关于这件事，“我却不晓得我应该劝我的儿子如何去做。”到了晚年，他说一句俏皮话概括犹太人的社会与生物学的价值，他说道：“犹太血与德意志各族的血液合起来就如同金子一般地宝贵，我们是绝对不可轻视的。”
  对于各种教派的人，他的态度还是冷淡的。包括基督教徒与犹太人部臣和党魁，国内外的王公。他对待他的老朋友们，也是很冷淡的，几乎只有一个人能让他热心对待，这个人就是罗恩。在1869年间，这两个人中只要有一个有想脱逃的举动，另一个就会抓住这一个人的领带，谁也不许谁告退，这种情景是很感动人的，却多少带点演夸张戏的味道。当罗思很郑重地考虑宰相所引的辞职书的表面价值的时候，他写道：“我的朋友，昨晚我与你分手之后，我不停地想你，想你所做出的决定，这使我一刻也不能安宁。请你在位上务必留一条出路……你要记得，你昨天呈奉君主的信，是不够真诚的…你信中要人们原谅之类的话是不真诚的，都不过是假惭愧的腔调。或许从写信人的地位来看，无论怎样他是不能认错的。你切勿烧毁了你的船……你若烧船，就是当着全国人的面毁了你的地位，整个欧洲都会耻笑你的……人家会说你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你知道自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不必费力证明这一点了。你的永不改变的挚友……”
  他一方面并不袒护君主的行为，另一方面却为君主找出几句借口的话，这种高人一等的举动，多么让人心动！他的见解多么准确呀！他的缄默之处多么威严呀！几个月之后，那时罗恩因为在海军问题上与俾斯麦产生分歧，罗恩为此很不高兴，决意要辞职——这一次他是很认真的，却也同样无济于事，——俾斯麦从瓦森写了一封信警告他，说：“你是否还记得在1862年9　月我们两个人立了约，我毫不犹豫的同你拉起手的时候，我的确是想到尼朴甫的，然而我却从未想到我们联手办事七年之后，在海军问题上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分歧…你该用一种局外人的态度，读一下8　月14日的口号……我看这个问题并没有这样严重，就如同让你在上帝与国家的利益面前应该舍君主（君主今年七十二岁了）而去，同样的道理。或许由你的辞职，使同事们都为此受到谴责，我亦不可脱逃。”在这封信里，每个字都是精心思考的，使每个字都能激发罗恩的力量。当俾斯麦从前隐居的时候，是罗恩把他拖入仕途。现在罗恩的辞退将不利于俾斯麦，他的这封信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在罗恩身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俾斯麦是极为利己的，这一向都是俾斯麦的派头。
  两天后，这位刚刚才极力劝罗恩以负责与自制为重的俾斯麦，却坐在同一书桌旁，写一封很愤怒的信给罗恩说：“没有人有权力让我为一件一意孤行的事而牺牲我的性命、我的健康、我的诚实与稳妥的名誉。我有三十六个小时没睡觉了。我呕吐了一夜，我的头很烫，裹了冷布还是热。这足够使我发狂了！你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