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势力的党是新的民族自由党，这个党的名称表示两个世界的通融。拉斯克、特韦斯胜、科尔肯贝克、温鲁，这几位都是普鲁士议会的议员，还有汉诺威的本尼格森都是领袖；重要的是实业与轮船公司的股东们供给费用，教授们供给公式。俾斯麦数了一下人数，对于为数不多的几件形式上的事作了让步，看见新国家的灵魂正在他的联邦会里有完全的势力，很高兴。全会共有四十三票，他虽然只能控制十七票、但他处在会长地位，比奥地利从前在德意志所操纵的权力还大得多。俾斯麦写信给罗恩说：“普鲁士王所控制德意志权力，是形式上的，我从不放在心上。但我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使他有实权的事上来了，使他的控制成为事实。”
  俾斯麦要增加君主、宰相、陆军这三方的权力，在旧议会里所撇开不必奋斗的，在新的帝国议会里则要开始为此奋斗：代表议会有权不给陆军钱，现在为此争论得很凶：“一个人苦战五年才能得到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东西，一个人因为这件事耗费了一年的美好时光，牺牲了他的精力……随后那些全然不知这种战斗的先生们，在这里有这种举动…，我只能请他们读《查理四世》剧本第一幕的最初几场。那时有一个大臣向哈瑞伯希要几个犯人，他觉得怎么样，贺特斯波尔受了伤很劳累，这个人对他说了很多关于火气和内伤的话，使他很讨厌。”随后，议员们为帝国议会要求有投票决定供给军需的权力。如果让他们有这样的权力，就是说议院有权决定陆军人数。俾斯麦在台上异常生气地说：“假如有一个在柯尼希格雷茨因打仗而残废的人，问你这几场血战有什么收获？你怎么回答他呢？他对他统一德意志这件事还没有办到，不久总会办到……但我们已经办到。下议院有投票规定军用供给的权力，这种权力逐年用下去将危及普鲁士的陆军。……我们所以在普鲁士城堡之外同奥地利作战，就是要避免危害普鲁士陆军。”
  十六年前俾斯麦曾站在这个讲台上演说，反对与奥地利打仗，而所有的自由党人因为奥尔米茨的国耻，在院里吵闹要打仗。那时俾斯麦大声说，“打过这样的仗后……你们有胆量面对一个因战争而伤残的人，对丧失了儿子的父亲说：”你们虽已大受损失了，但你们要与我们同乐，因为联合的宪法已经得救了‘吗？“现在的议会里也一定有人听过俾斯麦那对的演说，有人回忆起他所说的正是拉多维茨从前所要的，要在普鲁士统治之下的一种德意志联合用F　除奥地利是在十六年后所办到的。那时悍斯麦既不是一个伯爵，也不是一个国家官员，他会受到很不公道的耻笑，到现在，他只能够复述拉多维茨的演说。他的真正原因是他从前反对打仗，而与新近所引发的战争有相同的目的，那就是制订一个新的德意志宪法。对于此次打仗受伤的人们，俾斯麦的内阁也不能给他们较好的安慰，不能超过拉多维茨的战争补偿，现在德意志统一大业还未完成，南德意志的民主党虽然为统一而努力，但不幸德意志请王公无不表示反对。只有巴登的元首赞同，他是威廉国王的女婿，当俾斯麦召集南德意志讨论关税联合的时候，他们都反对，以为这么联合”必定造成德国的初步统一“，当巴伐利亚大使为他的君主的普鲁士劲敌开始喝彩的时候，他脸色很难看。那时是赫因罗厄王爵当巴伐利亚领袖，曾记载过这件事。他反对巴伐利亚人联盟，巴伐利亚宫廷与巴伐利亚社会也是这样。巴伐利亚是敬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领袖却不断地反对北方的耶稣教主义，因为”维特尔斯巴赫朝的历史地位“，巴伐利亚什么也不要，只要一个德意志”诸邦的联合“（并不要一个”联合国“），宁愿与奥地利，不愿与普鲁士结合。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后，赫因罗厄在普鲁士与法国战争上发表观点，曾说：”这两国如果打仗，巴伐利亚与奥地利愿帮法兰西。“直到1870年初，符腾堡’宁愿变作法兰西的一员，不愿变作普鲁士的一员”。但是在这个时候，就不用滥用作为乱杀人民的利器。符腾堡的女王是俄罗斯人，却正在那里阴谋反对普鲁士。赫因罗厄发表他的德意志统一的观点中最妙的证明就是黑森的大公，这位可敬的先生在1868年秋，以他的大臣达尔维克作后盾，告诉斯特拉斯堡的镇守官，现在正是法兰西攻击普鲁士的时候，同时这位大公以黑森的莱茵河西边的海口作为礼物，要求拿破仑三世牺牲巴登，赔偿他的损失。
  俾斯麦在等待时机，行动方案快设计出来了，各邦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上面来。1870年春天，他对符腾堡大使说：“考虑到策略问题，我们与南方的联盟并不稳固，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其他方面，我们根本用不着与南方联盟。很难说谁是我们最不友好的仇敌，谁是你们的独立派，谁是你们的民主派。在稳妥的政治家看来，先来的事肯定要处理的，可以暂缓的事后处理……当我投饵猎鹿的时候，第一个来唤饵的鹿，我并不开枪打它，等到全群的鹿都来了我才会再开枪。”
  十三、遏制法兰西
  在最后十年间，尤其是在最后十个月间，俾斯麦的眼光特别关注法兰西，只有法兰西这个国家才能阻止他，使他难以达到目的。这位外交家志在统一德意志，而不在于征服法兰西，因为他最得意的就是当普奥交战时，他略施小计便阻止了法兰西的干预。他是一个性情暴烈的人，他虽然觉得打仗“是人类的自然性情”，但是他之所以要贵族们协助治国，并不是因为仇视平民，正如他之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主张将打仗作为改良民族的手段，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带有危险性的打猎，喜欢深人人迹罕至的森林，也不是因为他喜欢决斗与操练。人们引用他所说所写的话不下一万句，但是他从未说过，因为要磨练少年，所以才颂扬打仗。在他所写的关于战争的书信里，他从未说过战争的伟大，只说战争是件很残酷的事。况且他曾在波希米亚亲眼看见过战争，他后来变得很不喜欢打仗——现在他的儿子们都在长大成人，他尤其不喜欢打仗。他很郑重地说过好几次（不光对他所想与之缓和的外国人说，对他自己的亲信也这么说）。他目睹过硝烟弥漫的战场，尤其是见过医院，这使他对于战争更为审慎。
  这种改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更明白他自己所做的事。他在欧洲的名声越大，他被骂的范围就越广，他就越看不起军官们的战术。他在作了几个月宰相之后，说了一句概括的话：“人们的蠢笨，比我所想像得还厉害。”因为他从来不晓得什么是害怕——这一点他很像Sieqfried　，尤其像哈根——他毫无畏惧的把这剂毒药（即战争）放在他的药箱里，倘若别的药都无济于事，他决定用这剂最有力的毒药。俾斯麦成为德意志人中的校校者，不仅仅是他勇猛无比，还在于他的智勇双全。
  俾斯麦认为征服法兰西对他来说并无什么利处，相比这下，他更喜欢从外交上征服法兰西。他有好几次都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866年底他对议会说过一番追忆从前的话：“我们同法国打仗得不到什么，即使打胜也无用。拿破仑三世与从前的几位帝王不同，他承认和平会有利于这两个民族的发展，法兰西不愿看见德意志请邦以奥地利为领袖而统一，成为强国。即使是一个推进到莱茵河的法兰西——也不可能与统一的德意志抗衡……惟有一个与奥地利分离的德意志才能够减少发生仇视关系的概率。倘若法兰西精明地裁判她自己的利益，我想她也会不愿看见普鲁士与奥地利的衰落。”十年前，俾斯麦同拿破仑三世在符腾堡谈话时曾说过：“你会陷在泥里的。”
  俾斯麦利用比利时玩弄拿破仑三世足有五年，等到俾斯麦觉得力量充足的时候，他就劝说拿破仑三世夺取卢森堡，因为这个法国人对土地贪得无厌，看见普鲁士强大便会着急。拿破仑三世只想夺取土地——尼斯、比都、德里弗斯、兰道抑或在卢森堡，什么地方都可以。拿破仑三世的诸多要求，大概都是因为他想提高威望。他并不决意要求得到法兰西所最需要的，却是毫无定见的尝试夺取他临时所想得的。俾斯麦把比利时献给法兰西，说得尤其慷慨，现在德意志的联邦会已经解散了，他更能慷慨地拿卢森堡献给拿破仑三世，并赶快宣布普鲁士对于卢森堡的权利已经消失。荷兰王曾作卢森堡的国王三十年，若得了几百万法郎，就肯卖给拿破仑三世。俾斯麦以为这是使法兰西满意的最便宜又最便利的方法。俾斯麦想拿一件已成的事实来对付帝国议会，曾同贝内德蒂示意：“赶快在买约上签字，随即通知我们。”
  德意志人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整个德意志都在大喊，绝不亚于从前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计划那样大喊，他们喊道：“这块土地，历史上原是德意志的，绝不能落到我们的世仇之手。”法兰西尚未做好准备，普鲁士的参谋部就要打仗。俾斯麦阻拦打仗，他公布与南方诸邦所订立的攻守同盟条约以警告他们的对头；同时他激起荷兰的恐惧，他绝不肯对荷兰王说明他到底想干什么。当一位机灵的匈牙利军长忽然改变话柄，谈到与法兰西打仗的前程，俾斯麦也不会因人家的出其不意的提问而说出实话来。这位军长说道：“当他晓得我已经知道他的秘密时，我至今还能记得他的两眼怎样发光。他很能节制自己，这不能不让人佩服，他很和气地说道，‘我绝不想同法兰西打仗。”’他随即请这个匈牙利人让拿破仑三世把贝内德蒂调回去。“况且我的君主从我与贝内德蒂所读过的条约中知道我对于比利时到底存有什么样的态度，至于卢森堡，我不想问在那国的大多数人是否亲附法兰西，我不过说，‘拿去吧’。‘”当这位匈牙利人在推勒里说这件事的时候，拿破仑三世说道：“我知道他为什么讨厌贝内德蒂；他答应过我们的事太多了。况且俾斯麦并不想将其所有的东西都奉献给我们。”
  俾斯麦并不想同法兰西打仗。他同一个议员谈话时是这样说的：“我不能说战争是绝对不能避免的，因为我并不见得这样做会给我们或是法国带来什么真正的利益，武力并非解决一切的手段……除非是为国家的体面起见（不要与所谓的国威相混淆），或为最严重的性命攸关的利益起见，不然的话，无论什么人都不应该随便宣战。无论什么当政的大臣，即使是他自己相信在一个指定时期内战事在所难免，那都不应该做一个罪魁祸首。假若各国的外交部长常常要追随他们的君主或他们的陆军司令官前往战场，历史就不会记载这么多战争。我亲身到过战场，也目睹过陆军医院，那里的情景惨不忍睹。我看见许多年轻人躺在那里；当我从窗口向外看去，看见许多残疾人在威廉大街上走着。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当他走的时候，抬头看见外交部的大楼时，会这样想‘是坐在楼上的那个人，制造出这场可怕的战争的。假使不是他，我现在还是一个四肢健全，身体健壮的一个汉子’。假使我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或因为奢望，或因为追求民族的荣耀，而使我的国家打仗，我要责备自己，我的心也不会有一刻安宁。”
  他的心腹乔特尔记载过同样的谈话，这些话有时是在写字桌上谈的，有时在晚上无事的时候谈的，这些谈话都是很真实，很坦率的；比在演说台上所说的字斟句酌的话要由衷得多。当闲谈的时候，既用不着说上帝，又用不着顾及君主，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就会坦露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一个下棋的人冥思苦想，怎样激动又怎样节制他的内心；而且我们还可以想像一下，在一所观象台的一间安静与寂寞的屋子里，我们站在一座记录地震的仪器面前，这个仪器的指针是如何准确无误地记载着地心的震动。
  荷兰王害怕这种地底下的扰动，便把这个法兰西人的贡献公之于众。德意志人一片激动，街头巷尾无人不在谈不久就要实现的割让。4　月1　日早上贝内得蒂去见俾斯麦祝贺他的生日。这位大使要“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俾斯麦赶紧阻止了他，说道：“我现在没有时间办事，我必须到帝国议会去答复他们关于卢森堡问题的临时洁问。你若肯与我同往，我将把我答复的大意告诉你。我不愿听打断磋商的话，因为中止磋商就意味着与法兰西断绝关系。倘若我得了正式报告说卖出土地，我不能不在议会宣布。我们到了，我必得进去。贵大使有一件公文给我吗？”
  本尼格森因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番爱国的宏论，而名声鹊起。他要在法兰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