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举动，将来也定会破坏他的计划。于是他坐了下来，亲笔写了一封信（因为他不信任别人办这样细致的事情），这是一篇较长的要求信，信中写道：“倘若陛下认为办这等重要的国事须要格外的小心细致，使我又想提起刚才陛下告诉我的话，如有冒犯我恳请陛下饶恕我。……我同陛下一样相信王后陛下会对您所告诉她的严守秘密；但是由于过分信赖血缘上的亲戚，从科布伦茨却有许多消息传到维多利亚王后或太子与太子妃那里，或传到魏玛或巴登，我所严守的秘密就会一下子泄露开来。仅此一件事就足以使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不再相信我们，这会破坏全局的。这样破坏的结果，将是不可避免地要同奥地利交战。”
  “倘若必要宣战，这是由事情本身的状况和君主的责任所决定的，而并非由那些包藏的祸心所致，奥地利也不会给陛下以最后可以承认的权利。倘若我想陛下以前者的原因而宣战，那我会带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和较为自由的心态。我请求陛下相信我不仅仅是为了有利于陛下的事业起见，也是为了有利于陛下的高贵人格起见而作此想。也许我的顾虑是毫无意义的，即使真的是这样，陛下喜欢不顾我的顾虑，我该想是上帝在指导陛下的心，我决不会因此而不尽全我的职责。但是我还是想要让自己的良心满意，我恭敬地请求陛下是否可以让我发一电报，传信差回到萨尔茨堡。只要借口说有紧要的内阁公事，就可以传他回来。明天一早，可以派遣另一个信差，不然仍派遣那个追回来的信差，也无不可。……我深信陛下有宽恕的美德，所以我也相信陛下即使不同意我的提议，也会宽恕我的，我之所以这样忠诚不二地为君主做事，不仅仅是要尽我的职责，更是要使陛下的高贵人格得到满意。”
  五十年前，一位政治家认为有必要要给一位君主写这样的一封信。如果不是依靠这位政治家，这位君主将不过是历史里头的一个充数的罢了！当我们一面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难道不作这样的想像，一个出入宫廷的人不是求得荣华富贵就是乞求君主的恕罪吗？此时由于在加斯泰因进行的事情，写这封信的人盘算了许久，他希望会有个圆满的答复。他奋斗了许久，终于获得了君主的同意。无论是上帝或是良心、责任或是国事的需要，全与这许多国事无关。他不过是一个棋盘上的好手，走了几步让人琢磨不透的棋，将他的对头赶人一个角落里要吃掉他。当他正在同他的主人磋商条款的最棘手的问题时，他感觉这样不停地与君主争论实在让他倍感心力交瘁，眼见他的计划遭到破坏，因为这一切都已被宫廷的闲谈所泄露殆尽。他想到一个计划就这样的被闲言碎语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倘若奥古斯塔将这个秘密告诉了维多利亚王妃（太子妃），王妃就会传到她那英国母亲那儿去（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英国女王就可以写信给维也纳或德累斯顿，就可以用外交手段或由仇敌之手，破坏全盘计划。我们能责怪俾斯麦越来越瞧不起君王吗？我们所诧异的就是他仍是一个君主党！
  因为在所有的亲贵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扶助俾斯麦的。脏特烈常常会反对君主的小心谨慎，他也是受制于他的夫人的（夫人的知识比他高）；他将许多极好的英国观念介绍给普鲁士，却既无力量又无勇气同国人抗争以使国人接受。只有一次他显得很凶，那是在俾斯麦颁布法令限制新闻自由之后，一次太子与太子妃出巡，在但泽受到公众的欢迎。在市政厅的欢迎会上，他壮着胆子说道：“可惜我到这里的时候，正值政府与人民不和，我听说这件事后非常诧异。所以此时的法律我并不清楚，事先我也没听说此类事情。”
  君主读到他儿子的这篇演说（普鲁士各报都有刊登）很是生气，并不是因为太子作民主党的演说家，而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接受过纪律的军人，相信这样一来，服从命令本是陆军的基础，如今这一点也濒临危险的边缘。十年前他自己诚然也处过这样的位置，但是却从未让他的忿怒走出自己的屋子之外。他记得当克里米亚之战时，他也是默默无语地服从命令，他的儿子今日竟当众宣布异议，这令他更为愤怒。俾斯麦在干什么！君主现在这样发怒，宰相是很容易劝动君主重重惩罚太子。君主有权传太子回来，将他迁调以示惩罚，甚至于将他幽禁在炮台里，对于这些俾斯麦全都想到了。但是俾斯麦却反过来劝说君主宽赦太子，他是不是要讨好太子呢？不见得！俾斯麦或许是这样想的，一旦加罪于太子，反倒给太子添了光荣！君主很喜欢从《圣经》中引经据典，俾斯麦对君主说：“您对付这位少年需要极为小心。当您在发怒的时候，切勿贸然决定一件事情，一切都应从国家大事为重，假若少年的弗里兹同他的父亲发生争执，人们会更加同情儿子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论，太子是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c　”他就是用这些小心谨慎的字句，调停了父子间的矛盾。
  他现在最恨俾斯麦，有许多贬斥俾斯麦的反对民主党政策的言论，且不肯再去听内阁里的不同意见，那是因为他会坚决地反对俾斯麦。过了一段时间，当他们俩人再次会面时，俾斯麦问腓特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到内阁来，因为再过几年，内阁就会是太子的了，太子应该发表意见，这样就可以容易过渡。
  这句话使太子如同遭受电击一般，俾斯麦说“他相信（据我看来是这样），我想把路先铺好，以便于我过渡一下去听从于他。我有好几年都不能忘记他说话时的那种骄傲的口气。我还看见（俾斯麦三十年后写了这件事情）他的脖子向后微倾，那张发红的脸向左斜着看我。我竭力忍着我的怒气，想到卡罗斯与阿尔巴，我回答说我的过渡是指朝代……我在心里期盼他不要幻想有一天我会作他的阁臣，我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他的怒气来的也快，消的也快。最后他说的几句话却是很和气。”
  我们想像这两个人站在一间阴冷的大厅里的情景，当时他们都穿着军服戴着佩刀俾斯麦觉得自己蒙受了巨大的羞辱，他那傲骨受到了摧残！从未有过什么人这样蔑视他。热血沸腾，使他刹那间想拔刀相向，然而他却默默地忍了下来，忍受他的羞辱。他猜度自己对头的想法，强迫自己低声下气地说：“我绝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三、持不同政见者
  俾斯麦有许多对头是因为血统关系而反对他，此外还有许多对头是因为志向、性情等原因而反对他，也有许多是因为理念的不同而反对他。后来俾斯麦将这些对头分为第一等、第二等及第三等仇人。
  他只同罗恩一个人是完全和谐的。俾斯麦同任何阁臣、军捞出入宫廷的人、各党派的首领之间缺乏实实在在的信任。据他看来，《十字报》和路德维希格拉赫都太过于极端。而自由党却又看俾斯麦是个易走极端之人。俾斯麦惟有对罗恩一人才表现出男子汉应有的大度与交情，并不受一些不同的见解所干扰。有一次，他准了罗恩六个月的假期，心里本是很不情愿的，他说：“如果我没有你的政治法权的扶助，是很难进行下去的，因为我们俩相处的时间是最久的。”
  他找乔特尔来帮他的忙，这个乔特尔是一位音乐家，也是乔安娜的朋友，俾斯麦因此也极为信任他。不料几个星期后，他们之间就有了冲突。乔特尔写信劝他说，关于丹麦问题，他必须得到舆论的帮助；他又说，倘若俾斯麦与他意见相左，他宁愿回去当一个音乐家，而二人交情依旧。第二天，俾斯麦就传他来问话，他“低声细气，虽然是很受扰动”地说道：“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写那样一封信呢？倘若你妄想你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我的决定。我索性告诉你，像你这个年纪的人，是不能做这样的事啦。…你对我了解颇深，且很早就了解我的为人，难道你能够想我同一个小军官一样粗心躁气地办这样的大事，你不知道我要在上帝面前对我的行为负责吗？我一想就无法忍受，只要一想就会有两个夜晚失眠，无法安睡。你的辞职是毫无理由的……我要你体会你是怎样伤了我的心！‘乔特尔立即请求宽恕，要收回他的信。俾斯麦说：”这样一来，我们俩之间什么芥蒂都消除了。……你若是再与我意见不同，你不要写信，要和我面对面的商谈。……“
  俾斯麦就是这样的孤立无援，这个朋友和他已有十五年的交情了，同他夫人相识却远不止十五年，如今却是在作俾斯麦的属员，要必恭必敬地上他的奏折。他对事情的见解与普通观念相同，这一点却使这位政治家难以安寝。但面对报纸的指责他却不为所动，他忿忿地想：布鲁图，你也来反对我！这件事虽最终被粉饰好了，然而他们二人的交情却如同破碎的镜子一般很难如从前一样。乔特尔不能如施勒策一样赢得俾斯麦的敬重，他永远不过是个有才干的帮手，是一个擅长音乐的人。
  外交部中所有的人都反对这位总长，但这对俾斯麦来说却是“不必烦心”。当他得知驻扎外国的使臣们反对他的时候，他会在一个新的区域采取自卫的办法。出使佛罗伦萨的乌泽多姆和驻巴黎的戈尔茨都想当外交总长，他们直接写信给君主，低毁外交总长的政策。但是君主对他的外交总长是深信不疑的，君主将这些信交给俾斯麦，由他自己去答复他们。如果是在腓特烈威廉时代，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在以前俾斯麦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也曾写私人信函给君主和格拉赫反对他自己的上司，如今他当上了宰相后，却不肯容忍这样的事发生。这位有天才的人，带着特有的自信，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基于道德之上的。戈尔茨与乌泽多姆所作的事是不能与他从前所作的事相提并论的，他是不允许他们也做类似的事情的。戈尔茨伯爵原是他派驻巴黎的。他给戈尔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可以说是同类信中的一个独特范本，在这封信中，他可以将公事与平时的问候混在一起，天衣无缝。他这样写道：“没有人会这样反对总长的见解和报告，但是你的报告并非是
  习惯意义上的报告，你的报告颇有些像总长的奏折，劝君主采取一种反对的政策。……如此的见解冲突会误事的，也不会有什么用处。因为这样的冲突只会导致犹豫不决，据我看来，无论什么政策都比犹豫不决的政策要好。……我很看重你的政治见解。同时，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傻子。我也准备接受你指责我说这纯粹是自欺欺人！我告诉你，我在最后两个星期所努力做的事就是你的报告中的提议，你听着，你的心里将会为我的爱国精神与见解所佩服！”
  “但是你既然已坦白地说出你想攻击现在的政策，你说假若你能做得到反其道而行之，我怎能打定主意将我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告诉你呢？……倘若要使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害，我作为一位外交部长是要绝对地开诚布公，连同我的政策的最后一个字，都要对巴黎驻使讲得明明白白。我要推倒与其他阁臣、参政间的一切障碍，包括那些在暗处运动的障碍，及其与两院、与报馆、与外国宫廷的障碍。但是必定不可以因为阁臣与使臣竞争，以一宗陷害我所管辖机构的纲纪而增加障碍。……今晚是圣诞夜，下属们都告假走开了。我很少写这么长的信，无论给谁写信，我都不会超过这封信的四分之一长的。今天，我之所以写这么长，是因为我拿不定主义是否应写公事信给你……用你的报告的疏远腔调。……倘若你推翻内阁，你必定要在这里和在报章内推翻，当反对党的首领，不能以你现在的地位推翻。你既然要决意推翻这一切，我就要以你自己的格言作指导。当爱国主义与朋友交情相冲突时，必定以爱国主义为重。我会使你相信，我的爱国主义是很强固很纯粹的，交情虽不能与之相比，却仍然可以是很好的。”
  这样的一封信足以使写信人收兵！俾斯麦虽是真的有些发怒，却仍是用很高明的手段，敬词加上恐吓，使得这封信更具有威力，并且表示作为朋友他会感到很伤心。他的恐吓虽然不是太明显，但却足以让他的劲敌晓得，倘若戈尔茨果真要尝试来推翻他，戈尔茨今后恐怕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俾斯麦晓得戈尔茨是君主所喜欢的人，所以他就用官话来拒绝他。像是一粒药丸，外面包上一层糖衣，使得戈尔茨误以为他的长官敬重他，赞誉他。这种方法使戈尔茨满心欢喜，因为这位驻使一向是喜欢听别人的恭维的。这封信（我们只引了其中的四分之一）很有美术家的才能，如果我们再仔细地观察一番，就会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