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他们会来杀你的头，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来杀我的头。”
  俾斯麦似乎看到在君主的背后有奥古斯塔的影子在闪烁，他回答说：“陛下，那么再后来呢？”
  “再后来吗，我们都已死了！”
  “是呀，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都会死了！我们迟早是要死的，还有比这样死更体面的吗？我应该为我的君主我的领袖奋战而死。君主愿意以您的血来祭奠上帝所赐给您的权利吗？为了上帝的恩泽，拿自己的身体与牺牲生命作赌注，无论是死在绞架上抑或死在战场上，这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君主切勿想到路易十六，他在活的时候和死的时候都是一个懦夫，在历史上也并非是一个出色的人物。陛下还不如想一想查理一世，他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战败后，不动声色地走向绞架，带着一种王者之气从容就死，他在历史上永远不失为一个高贵的人物。陛下已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奋斗。您是不能投降的，哪怕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您都必须抗争到底！”
  “我越是这样说，君主的精神就越发振作，也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军人，决心要为自己的王位与国家而奋斗。……他是一个普鲁士军官中的模范，如果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不会畏惧死亡，会去拼命打仗，会听从一切命令。但是当要他为自己而斗争时，他却畏惧那些在他之上的人们或是害怕世界对他的指责，这时他就会变得很懦弱。当他在巴登为夫人祝寿时，他已失去了自信，现在我的鼓动下，在不过几分钟之内他的自信又恢复了，也开始高兴起来。……我们还未到柏林，君主的兴致极高，浑身充满了劲，从他对那些前来迎接他的大臣与官吏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俾斯麦是在事过三十年后写这段，事情的前后变化犹如一出戏剧那样令人惊异，这件事也是俾斯麦的诸多杰作之一。这次他并不是强逼一个对头投降，也不是强逼他的君主主战，他不过是尝试弓；诱这个发怒的君主改变立场转而赞同他的演讲，然而他自己却也认为这番演说是不该说的。俾斯麦坐在那辆小车上，觉得良心上有点过意不去。他虽然可以对一个对头承认他不该说“铁血”这两个字，但是当他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宰相后，却不向君主认错。所以他激励自己要努力说服君主。威廉的好战心被俾斯麦所激发，为将来的局势打下了基础。
  即使俾斯麦的所有手段可以归功于他天生的机警与善于谋划，但这却也是他内心最深处的感觉。从他最初的几次决斗起，俾斯麦一直是作好活到老，战到老的准备。他生平没有一次会害怕过要牺牲生命。这位宰相的勇猛却是极其真实的，君主原是个军人，浑身都是胆，他是最能真实地领略俾斯麦的胆识，这也是激发君主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君主只要一犯懦弱病，俾斯麦就用这种良方来治他的病。
  二、君臣之间
  “我与亲王不合，这个人必定要用一些细腻的手段来对付。”这是俾斯麦所说的；说这话时，威廉已经当了摄政，在俾斯麦未当宰相的前四年，易主之后，他为了自己对格拉赫指出种种为难之处。那时最重大的问题是，他是否适合于普鲁士。施勒策（带着又是爱他又是恨他的心情）却不敢说他是适合的。君主是惟一的普鲁士人，能否把普鲁士交给他，让他用政治手段去摆布？第一是要先抓住威廉，现在则是要把威廉抱得紧紧的。俾斯麦对付威廉的手段就如同一个有手段的男人对付他所爱的女人一样，晓得他不能完全相信她的爱情，如同一个创造家对付一个资本家，要依靠这个资本家供给他的资本来制造新机器——因为俾斯麦就是一个建造家。在这两个人的奋斗之中，彼此又是相互需要的，在不声不响的奋斗中（这两个人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的并不是为权利而只是为自制的奋斗中，在这样无穷大规模的争雄之中，每个人都各有一份功劳一份责任。我们难说哪一位更劳苦功高一些。一位是年纪较老且只有一般才智的君主，却要任用一位年纪较轻的人作宰相，还要事事迁就他，他不过是一个贵族公子，却有极高的天赋，是位才子2　一位是有勇有谋的政治家，却常常要忍受一位犹豫不决的君主，读者试分析一下哪一方更为难些？那位骑马的老年人，时常不信任他所骑的那匹骏马，而那匹骏马却也时常不甘心受羁勒。
  他们君臣二人讨论国事时，各抒己见，因而往往是尚未讨论出什么结果便不欢而散，每当这时两人便恨不得立刻分道扬镰。但是当彼此都不能再忍受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以此作为一种灵敏的手段），作臣子的就会告诉君主说他要辞职，君王就恐慌起来，赶紧让步。他们也有狂怒地相持不下的时候，一般文字记载的只不过是些小规模的争吵罢了。
  早在俾斯麦与君主尚未得权之前，俾斯麦还在当大使时，就已预料到今天的这种情形。今天当他每日与君主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他就用比较宏观的手段处理事情。他饱阅人情世故，论及他的特长，那就是他极善于出入宫廷。有时他是一个军人，但他常常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自居，不然的话他会使君主害怕的，君主此时已有七十二岁了。尽管君主已到了古稀之年，然而却时不时的大发脾气，有时甚至会一气之下将公文揉成一团。君主发过怒后，俾斯麦微笑着思考着这纸公文，看着揉成的那个皱橙团，觉得有意思极了，如同一位大画家看到画像上的皱纹会觉得更有趣味。俾斯麦不过是新近才学到这样的本领，那就是遇到君主发脾气时一定要保持镇静。他并不怪君主。因为他知道君主是个直爽的人，不象味特烈威廉那样口是心非——这位君主会欺骗他的大臣们，会拿这一位大臣打那一位大臣。威廉一世却不是这样，这位愿承担全部责任的君主会无条件地信任他的。
  俾斯麦在担任国事的时候，深知君主的性情，所以他认为君主不是那种乘人之危的小人。但是君主却是花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地了解了俾斯麦的为人，等俾斯麦在宰相一职上已作出了许多成绩后，他才把他的许多成见抛在了一边。他与俾斯麦携手办事，本是不甚情愿的，所以在开始的那几年，他的那诸多皇亲国戚和朋友们都竭力想破坏他们的君臣之交。一开始的政客们就派亲信的人去面见君主，求他免去新宰相的职务。这位老君主眼看着他的人民并未对他表示同情感到十分难过。在早些时候，有人恨他，称他为“需弹亲王”，他却不在乎别人的态度；现在正处在所谓的自由时代，他又开始赢得这样的同访。他任俾斯麦为宰相之后四个月，有一个军官，原是君主的老朋友，写了一封信给君主说道：“人民是忠于陛下的，但是他们也会牢牢地抱住他们的权利不肯放手……我乞求上帝的恩惠，请它免去一种可怕的误会所带来许多不利的后果！
  这样的话语使他发怒，反抗使他更为执拗。他带着一种少年人的怒气写信回复这位军官，并在他认为重要的语句旁加注了两三行密圈加以强调。他回信说道：“我一向都是这样说，说我绝对信任我的人民，因为我知道我的人民也信任我！但我贬斥那些想通过我的手使人民不再信任我，不再爱戴我的卑劣行为。……人人都知道有人要想达到这一目的会不择手段的。……我不是已经让了四百万吗——我真的是很不幸！……一个人这样利用他的权利，就是说将决算减少到这等地步，有如将所有国事都停下来不办，只配将他关在疯人院里！我来问你宪法里头有哪一条说到凡事只有政府让步而议员们决不让步？”
  这是一位君主写给一个不做官的人的信，我们相信，只有在他的良心被搅的不得安宁时，他才会写出如此愤怒的话来，这位虔敬的人正是为了他的宰相同上帝争论。
  当有紧急情况发生时，他每次都必定要先呼吁上帝，然后才肯将给君主的信发出。在耶稣诞辰那一天，君主送给他一条手杖，他将这比作“艾伦的棍子”，可惜这个比喻并不太妙。凡是有较大的计划等待决策时，俾斯麦总是会先慢慢地同威廉商议，随后才将决定权夺到自己手中，在尚未决定之前，俾斯麦又要很周密地观察君主的心态。他写信给罗恩说道：“君主的心在那一边。…，君主的感情是反对我的。”当动员令尚未发给罗恩之前：“明天一定要君主发布号令，否则一旦拖到复活节前的那个礼拜日，他的主意又该变了。”过了几年他又说道：“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啦，这样总是不停地同君主争论，我实在不想干了。”
  威廉开始并不欣赏俾斯麦，俾斯麦同样也不喜欢威廉。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才能超过君主，所以往往会骄傲自满，其实俾斯麦的为人就是这样。在他少年的时候，他喜欢仔细观察他所见到的人的身体状况及气色，到了年龄稍大一些时，他就开始研究他人的学识，以便使自己知道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会胜过这个潜在的对头。在威廉当储君及以后作君主时，等到再后来他俩成为共事的君臣时，俾斯麦开始存有两种感情，若无这样的感情他是绝对不能忍受他所处的地位的。再以后俾斯麦的心态又发生了变化，开始将君主视作封建制的主人，又视君主为父。俾斯麦结婚不久曾写信给他的夫人说：“我已宣誓效忠于他的血统。”现在俾斯麦每天都与威廉接近，似乎要成为君主的保护人，他那封建制的忠诚精神，范围也越来越广。况且这种精神在一见到须眉皓白的君主的威重天颜时会变得更加浓厚。俾斯麦到了晚年会对君主说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如同父与子，当父亲发脾气或做一些任性的事时，作儿子的必定要无可奈何，只有甘心忍受。俾斯麦说这话时却忘记了在他少年时，他却并不很敬重他的父亲。
  在他慢慢地使君主听他的话的那些年间，他却逐渐体恤让步于他的君主。威廉死后，他的这种感情愈来愈浓，正与他憎恶威廉二世相反俾斯麦说得更加煽情，意在留给后人看。在头十几年间屡次出现危机的时候，俾斯麦常趋向于他那性情执拗的君主，那时他还有机会亲眼看见威廉的勇猛——在战场上纵横及后来几次遇到暗杀临危不惧的时候。
  威廉只怕一件事，那就是王后的关于“战略方针”的批评，俾斯麦憎恶那些干预政事的女人，尤其憎恶奥古斯塔，这种憎恶是从三月间的那一天在波茨坦的仆人的大厅与她谈话时引起的。无论他怎样敬重王室都无法减轻他对王后的憎恶之情，俾斯麦有时也会很宽容女性，会说“女人也有女人的权利”，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他的厌恶。
  俾斯麦说过，他同奥古斯塔之间的斗争是“我生平最恶的恶战”。奥古斯塔的潜力是充分发挥于枕边与帐里的，她会对君主说俾斯麦是如何如何地瞧不起他的夫人，是如何如何地说她的坏话。除此之外她别也无计可施，如果她有任何政治观点或印象的理由来反对俾斯麦，那么即使是她打败了也是可嘉的；然而她却除了空泛的人道主义借口外，就没有任何可以摆出的理由反对俾斯麦。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她害怕再有一个1848年，在她的心目中，她认为俾斯麦会给她的丈夫带来不利的影响。然而她却没有想到三月间发生的事原是她的错误，并非俾斯麦之错。不肯听从她的计划，要保留君位给她丈夫的也是俾斯麦；她诬陷他有种种卑劣的动机，所以既不扶持他，也不肯将保存君主权利的功劳归功于他。
  俾斯麦那多疑与愤世嫉俗的性格使得他总以为许多人要与他作对，但在奥古斯塔一事上，我们却要体恤他的确受了她二十六年的苦。因为他的对头是个女人，并且贵为皇后，而他却毫无抵抗的武器，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无论什么时候，君主一旦受了王后的蛊惑（君主往往是在用早餐时，被奥古斯塔为达到某种目的所写的信函所激动），俾斯麦就能看透君主的内心所想。最初俾斯麦如果问君主这是不是王后幕后所指示，他得到的惟一结果不过是“君主说一句很尖利的否认的话。即使是真受了蛊惑，君主也会板着脸不承认的。”
  当街斯麦动员君主来反对王后时，他就会将这一剂药用许多离奇与恭维的话包起来。1865年他与君主在加斯泰因讨论奥地利条约，这一次又有许多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俾斯麦的政策。君主于是对俾斯麦说，他刚将这件事秘密地告诉过王后。俾斯麦回家，对君主这样处理国家大事感到十分绝望，然而他却预料到君主会有此等举动，将来也定会破坏他的计划。于是他坐了下来，亲笔写了一封信（因为他不信任别人办这样细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