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大事。”威廉与奥古斯塔夫妇在科布伦茨建造了一座宫殿，宫殿之豪华排场堪与莫愁宫相婢美。
  这是威廉与俾斯麦第二次发生政治上的冲突。四年前，威廉要同奥地利作战，俾斯麦却要去奥尔米茨议和。威廉认为派他的政治对头到法兰克福当大使，就表示他已屈服于奥地利，如今这位亲王又恐怕被俄罗斯所屈辱。难道神斯麦是个懦夫吗？他气愤至极，写信给曼陀菲尔道：“无论怎样，这个人的政治活动看上去像个高年级的小学生。”
  其实这对俾斯麦来说是第一次跌身于大型政治活动。当黑海之战时（即克里米亚之战），他变成一个欧洲的政治家。他认为无论普鲁士做什么，都会使奥地利坐收渔人之利。因为这个道理，他不愿意“将我们敏捷而坚固的战船与奥地利的生了蛀虫的战船合作，重大的时机，给普鲁士的成长带来有利之机，我们要无畏地（甚至残忍地）利用时机。……无论怎样，当事变发展的时候，帮助我们发展的动力就会越大。”只有奥地利承认了普鲁士在德意志的独尊地位时，普鲁士才应该帮助维也纳，但是这位主意不定的君主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今天与奥地利订立了攻守同盟条约，明天却免去了主持这个政策的人的职务。柏林人都在说：“今天在莫愁宫里，君主与英、法两国同眠，明天早上却与俄国同时起床。”
  第二年，俾斯麦更与宫廷的见解相分歧。他去过巴黎一次，并无什么特别的使命，回来的时候，带着这样一种念头，以为普鲁士并无不能与拿破仑三世联手的可能，只要环境有利于普鲁士，他的这种思想在莫愁宫遭受到极大的憎恶。格拉赫写了一封极为虔诚的信反对‘与这样的魔鬼保持同调“。君主也显露了对俾斯麦极不喜欢。后来他又第二次赴巴黎，这次他是奉公办事，但他的联手拿破仑三世的观念却愈加强烈。
  在1857年与1861年之间，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有过四次亲密的谈话，最后一次谈话极令人吃惊。拿破仑三世满口胡言，也许俾斯麦也是如此，他们这次谈话是在色当会晤的。在克里米亚之战与在巴黎签署合约之后，只是这一次，使拿破仑三世有一种自己是欧洲最有全权独断的人的感觉。那位在殿前等候拜见他的普鲁士使者，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虽然这样说，他接待俾斯麦却是极为隆重的，这很让俾斯麦引以为荣。皇后只是敷衍他，但他却被皇帝与皇后深深吸引，他说拿破仑三世是一个极为聪明也极为和蔼的人。皇后厄热尼要比她的画像还要美貌、大方。他对我们说：“我很是称赞她，因为她是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女人……这不仅仅是指她的美貌。”（厄热尼说俾斯麦：“他比巴黎人还要好说话。”）俾斯麦执笔写这个暴发户的忽然间得势，写得很挖苦，很看不起，又带有些讥笑的语气称是那次革命反让拿破仑三世做了皇帝。然而在公事上或与私人交谈时却说着恭维拿破仑三世的话，这就能看出俾斯麦的本质，是一个真正的普鲁士人，而且是一个君主派、正统派，现在说巴黎，说这两个暴发户，说得最多的也莫过于他啦。不管是现在或是今后，他还是与法国投不了脾气，却与英国的交情甚好。巴黎今天虽能使他着迷，但是相信不久，他就要说法国的种种不是。但他为什么没有说拿破仑三世的不好呢？是不是拿破仑三世优待他，他才对拿破仑三世这样热心？
  俾斯麦是一个冷冰冰的人，当国内尝试革命或改为民主制时，他在议会中将心头怒火熄灭，用一种料事如神的态度，冷冰冰地一点不为道德所动，而执意要用武力于涉。他知道拿破仑三世会很认真地同被征服的俄罗斯联盟，而且他还知道奥地利也正同沙皇修好。要想使普鲁士不处于太孤立的状况，免于被毁灭的危险，那么普鲁士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呢？同法国联盟！法皇迁就他的一半条件，承认要求以莱茵河作边界是一件很糊涂的事，又说法国只想在地中海发展。
  “法兰西人善于陆战，不善海战。因此他很想通过海战而征服法国。普鲁士要发展，必定要取得汉诺威、什列斯维希与霍尔施坦，随后成为二等海权国，以便与法国联合牵制英国。既然存有这种目的，倘若我国为意大利而与奥地利发生事端，我想普鲁士应该处于中立。我想你应该就这件事来试探一下君主的意思。”
  俾斯麦说：“陛下对我所说的这些话令我十分欣喜：首先能从这件事证明您是相信我的；其次，我虽然是惟一的一名普鲁士外交官，也能回国后严守秘密，甚至对于我的君主我都不会对他泄露半点——因为我的君主绝不会容忍有这样的提议，其实让君主知道这些事情是很不慎重的，因为如果君主知道这件事情，他会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是极其危险的。”
  拿破仑三世说：“这不只是不慎重，简直可以说是阴险！”
  俾斯麦说：“你会陷于泥潭的。”拿破仑三世知道他的含义，感谢俾斯麦说话坦白，答应他不再提这件事情。
  俾斯麦第一次在欧洲战场上崭露头脚，就表现得极为不凡。他很机灵，有胆识，有责任心。他不让任何人干预德意志的事情，在尚无人能看见火光之前，他就先用脚将这火光踏灭。他虽视奥地利为仇敌，但他还是这样做；他虽然决定劝君主与法国联盟（在所有的普鲁士大臣中，只有他一人有这样的计划），他也要这样做！他对自己说道：“你现在是这样一副令人可疑的样子。”——这么伶俐的法国人会提出这样不小心的计划，实在让人惊讶。我们猜测难道拿破仑三世明白而且看穿这个普鲁士人的新外交政策了吗？他想以坦白的话也逼对方说出坦白的话吗？
  倘若他真是这样想，那他就是大错而特错了。因为俾斯麦只有在吓唬人或虚张声势的时候，他才说出坦白的话。当他的对手完全相信他时，他就绝不再讲坦白的话了。他这样回答拿破仑三世，本是想取得他的信任，然而他真的成功了。他真的像他所答应的，在报告中将详情都隐去了不谈。但当他一回国，他就全盘托出告诉了格拉赫与君主。他虽然对拿破仑三世说只有他一个普鲁士人敢于隐藏他的提议，在国内他确实是惟一的一个普鲁士人敢于劝君主请拿破仑三世来柏林——那时候，《十字报》却常常撰文指责法兰西皇帝的种种不是。在俾斯麦的从政生涯中，这位大实行家是第一次反对波茨坦的浪漫派，反对专制派，我们看见他第一次抛弃一个党派的宗旨，他却从未宣誓要忠于这一党的。他给格拉赫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有种种理由来与他分道扬镰。牺牲了专；别派的基础宗旨，由一个党人变作一个政治家，愿意抛弃自己从前的决定。
  “那个人（拿破仑三世）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很少称赞别人，容易发现别人的短处，不易发觉别人的长处，也许这正是我的弱点……倘若你是指可以推行法兰西与他的正统主义的宗旨，我必然表示赞同，我完全可以将此意置于我的普鲁士爱国主义之下。我只是因为法国会牵动我的祖国，所以我才会注意法国。我们只能与法国发生政治上的关系，在我看来这个国家不过是政治棋盘上的一粒棋子，是一只比较重要的棋子。我在下这盘棋时，心中存有的惟一使命就是为了国家为了君主。我为我的国家利益而进行外交活动，我认为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别人，对于外国人都不能有个人的喜、怒、恩、怨，存有这样的喜怒恩怨就不是忠君也不是忠国。……在我看来，就连君主也不能使国家利益受制于这种恩怨喜怒之下……”
  “我想问你，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内阁，有哪个会比奥地利内阁更加阻碍我们普鲁士的发展，有哪个会比奥地利内阁更能削减我们在德意志的热力？……以外国而论，除了英国和英国仆人，我一生都不对他们表示同情，这种情感我至今都无法摆脱。但是他人不接受我们的友谊，只要有人证明给我看，是否有一种可靠的且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来解决这一切。假如我看见我们的军队开炮攻打法国人、俄国人、英国人或是奥国人，我都是同样的满意。”
  “这几个国家之中，何曾有任何一国表示过什么，即使表示过，可他表示的又是什么？是停止革命？我们的办法，就好似一旦他们不危及我们，我们就会饶恕他所有的一切。如果他们不悔过，而且以为荣耀，那么我们在宗旨上也就不必太过于吹毛求疵。……我们若是要寻找革命的发源地，应该在英国找而不是法国。除非是在德意志或罗马寻找较早的发源地。…在近代的政治世界中，试问有几个朝代不是根深于革命的？试考虑西班牙、葡萄牙、巴西、美洲的全部共和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希腊、瑞典……英国。就今日的德意志请邦侯王所取得的土地而言，有一部分是从皇帝和帝国中获得的……有一部分是从自己的产业中得到的，所有这些都无法证明来历是完全正统的，就说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是完全不靠革命所取得的。……即使以往的革命并不能说明这一切，只是使人如同《浮士德》中的女巫一样，关于这些现象，说道：”这里有一个瓶子，我有时也自己吃几口，现在什么恶气味也没了‘——但是我们还常常不够贞洁，还禁不住为相爱而拥抱。“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俾斯麦。在他致格拉赫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政治生活中的许多情况。在他八十二岁时，他所持的见解还是同他在四十二岁时所持的一样。譬如自由党的侦探局办事很得力，如同政府的侦探局一样。一位议员曾记得几年前，这位贵族公子曾垢骂过那些在巷战革命中获得王公侯伯之位的人，在那封信中他说了些什么？他当然说：“原来是这样！”“既是这样，我们都是最初革命的。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却不在乎革命不革命，只在乎从前是什么时候革命的！所谓上帝惠赐的王冕，本不是从上帝那儿得来的，古时人民反抗王公贵族的大志，阶级斗争与诸候们之间的竞争，使用武力来决定谁会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他们今日还是要这样做！既然是这样，一个霍亨索伦怎么就会比一个拿破仑更加正统吗？为什么一个罗曼诺夫朝的沙皇就配作帝王？而一个萨伏依氏的公候就不配呢？有什么可以证明贵族就应该享受这些权利？这是不是一个实行阶级对抗的人第一次宣布的关于帝王与贵族的真实情况？
  其实不然，俾斯麦在七年之前就已知道，如同今天一样。明天他会正式地不承认，犹如七年前不承认一样，那时他在自己的土地上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阶级特权。他在本国就是这样办的。在外国却不是这样，觉得可以自由动作，只要觉得有利于本国，就可以这样做，他对于外交事务并没有什么成见。在本国已断定的事，在外国就可以变作感情用事；在本国当做国家的理由的，在外国就会被耻笑为“浪漫主义”。俾斯麦的基本观念就是度量本国政策与外交政策，要用不同标准来度量，我们可以说是他学习黎塞留，介绍给德意志这两样标准。以这样划分，就会5　；发全部的错误，在本国的德意志人因而久受痛苦，都因为这种错误。在外国却不然，俾斯麦自己所谓势力的增长，国家的势力也随之增长。
  到了这里，我们就会对俾斯麦的势力有个大致的概念，他的意志是不受感情或宗教所动摇的，专门用于增强本国势力，耻笑许多催促十九世纪欧洲前进的诸多观念。当他的意志在国外赢得许多胜利时，本国正在躁路国人许多权利时——这许多权利无论什么政治家都不可强行夺取的，俾斯麦不仅仅喜欢看军队放炮攻打外国人，也同样喜欢看军队炮击德意志人，只要他认为这一切可以有利于普鲁士即可。后来，只因为普鲁士的一些反叛者们不采用他的方法而想管理自己的土地，俾斯麦就想动用军队镇压。
  四、内心的渴望
  当君主已宣召俾斯麦到上议院时，他就非常注意有关费用问题，他写信给哥哥说：“其实这是一个鲁莽的主意，但是我还是要做一段时间，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我对政府是具有影响力的。运用这样的影响力是否有利，是否合适，却是一个有争论余地的问题，我向来都倾向于否认的——有时也被从爱国主义和个人奢望考虑所打动，我也会寻找机会以便实行自己的政治计划。……我只要能够掌舵六个月。”不久他觉得有些为难就打算避开，不求再次人选，他利用在柏林的两个地位，在当地的朋友人定要投票反对政府，或当他需要投票反对他的朋友们时，他就悄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