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战争，一面却围坐在家中的火炉旁取暖。一个大臣也可以很容易地在这里大吹大擂，一面却叫手持钢枪的军人在雪地中流血，来决定是否可以打胜仗赢得美名……一个执政者毫无理由的就要宣战，是祸国殃民的行为，战争的理由应当是在战后还能站得住脚的，这样的理由才是有力量的。战争结束后，你们将会以另外的眼光看待发生过的这一切。你们要有胆量面对那些在沉思自己的田产为什么一夜之间化为灰烬的农民，面对那些受了伤残废的人，面对那些儿子已阵亡的父亲们，你对他们说，‘你们虽是极为痛苦，但是要与我们同乐，因为统一的宪法已经得救啦’。”
  他说完这些挖苦的话之后，转向左边说：“人民们要说这下普鲁士是很体面啦，最奇怪地是自由党特别喜欢说。但是你们却不能将普鲁士的陆军变作议院的陆军，3　月19日陆军……已经被认作被征服之列。普鲁士的陆军永远是君主的陆军，以服从君主为天职。我们感谢上帝，普鲁士陆军不必证明他的勇气……普鲁士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洁身自好，不与民主政治作无谓的联盟，我看普鲁士的体面就在于此。”他接着替奥地利说话，他说道：“奥地利是德意志种族的一个强国，幸亏统辖异族，从前却是德意志各邦军队所征服的对象……我认为奥地利是一个古老的德国的代表与继承者，常常很风光地利用德意志的利剑。”
  这是俾斯麦三十五岁时所说的话，最后他说了一句诅咒的话，反对那些仅仅为统一宪法而流血的人们，因为想统一而撇开奥地利的人们——十六年后，他却因为这样的联合而流血。俾斯麦就是这样为普鲁士辩护。然而我们却无法证明这番演说是一种外交手段，将好战与反对奥地利的计划隐藏在背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君主的全部参政大臣们都是反对打仗的，附和奥地利。他们的理由是奥地利的维也纳是反动的巢穴。俾斯麦要同他们并肩前进，只要他需要他们作为自己前进的利器，他就不能不这样做。现在时机到了，只要他用一大篇演说帮助政府与君主，他就会稳获这两方的支持与帮助。这时候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赢得一部分权力。得到权力之后，他就可以行使这种权力，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扶持国家。俾斯麦所有传统的贵族公子的精神和门肯氏所介绍的新思想共同发展的结果使他变作袒护奥尔米茨的人。
  他的算盘打得不错，他这番大演说的效果是替自己闯开了一条当外交官的道路。他在国家蒙受耻辱时，却毅然胆敢袒护这样的耻辱，必定适合于在联邦议院代表这个国家，因为在那里，他还是需要同奥地利合作的。他早已在两年前就订好了计划，那时他说道：“只有将事情变得极糟，那样才有扭转的可能，从现在开始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像克莱斯特和我这样的人，在官场上将会找到我们的位置。”现在时机到了，在他演说后四个星期，政府就派他当安哈特的大使。他写信给夫人说道：“我并没有四处走动，只是听天由命。这份差使是很好的。公爵是个无能之辈，驻使就是公爵。在那里以一个独立的公爵的身份统治诸事是很舒服的……”
  他从前从未写过“统治”两个字。他现在好像是用粗大铁锤用力一击，声音震动了那里的森林。因为安哈特计划没有成功，他对于第二步有点犹豫，心里踌躇是辞退他申豪森的车夫好，还是留着好。随后他又以地主的资格没想，又语含讥讽地说：“我看出卖家产是一种鲁莽的举动，我之所以想出卖，却有种种的理由，在上帝面前是说不过去的。”
  他历数他的同党朋友们所取得的地位，提议辞了堤坝总管不干。宣布他“只愿在申豪森，或尼朴甫或赖安菲尔当地方行政长官。……假设我们一定住在申豪森，我该再雇一个车夫。但我若是奉命到别处办事，用惯了某人就不想换别人。”
  他说“办事”二字，我们好像听见一个人刚刚丢掉了自己的职位，现在急于要找饭吃的意思。其实他仍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主，他是绝对不会在众人之下做事的，他常常竭力避免服从任何人。现在他完全陷人政治的漩涡之中，他不再考虑自己过私人的日常生活。他在申豪森时，是一日也离不开夫人，他虽然要在那里工作，但因为夫人不在那里，所以他就极不情愿到那里去。他不能离开柏林，尤其是不能离开宫廷，他说他对柏林和宫廷永远都不会厌倦的。他有好几年没跳舞啦，现在他又跳了起来，乔安娜一个人在赖安菲尔，心中自然吃醋。但是不久俾斯麦就很好地安慰了她。他告诉她，跳过舞后，君主对他说：“最后这半个小时，王后一直向你暗送秋波，你却毫不理会。”有一次俾斯麦写信给乔安娜，描述自殿的仙境，那里有一千个女人和穿制服的男士们。“坐在走廊的白榻上，四周是棕桐树和喷泉，听着优雅的音乐，看着下面旋转的男男女女——真是身处仙境，让人若有所思。”
  其实有许多不太如意的事情，对他纠缠不放。只不过他暂且将这些置之脑后，不予理会，变作一个出入宫廷的宠臣。他写信回家向夫人卖弄自己出入宫廷的手段：有一次从俄国来的一个使馆武官将俄国皇帝和皇后恭维他的话传达给他听，他又转述给他的夫人听，随后又加上自己的批语，说道：“说来确实是好听，但我只愿我们两个人在这房子里静静地坐着，位置最好在尼朴甫，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更舒服些，好过帝王的恩赐。”他是在勃兰登堡君主的庄园里写这封信的，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情景，其实并没有什么事阻挡他们夫妇两人在尼朴甫过舒适的日子。但是宫廷的生活也是不可轻视的。假若俾斯麦能把君主的宫殿拖回家去，一边从事政治，一边与乔安娜过着闲适的日子，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梦想。他最不愿意摆脱的就是终日不停地忙碌，他写信回家却很不满意地说终日不停地忙碌，很让人心烦。这就是他的特点。“我把我的生活描绘给你看：星期六，从上午十点钟起到下午五点钟止，忙碌不休。庆祝宗教节、七点钟召开商务局长会议、阅览公文、随后去拜见曼陀菲尔，然后吃茶点，讨论一些问题直至深夜。回家后再写两封信，到午夜两点钟才人睡。星期日是这样度过的，六点钟起床，七点钟至九点钟，磋商在安哈特一一博恩堡驻使二事，听布沙尔讲经听到十一点，与内阁大臣议事直至中午，外出拜访到下午三点，六点与戈尔茨约会，商讨普鲁士亲王委托我办的一件事，然后在书桌上写这封信到九点，随后去见斯图堡，在午夜一点钟才上床休息。”
  1851年春天，格拉赫军长居然劝好了君主派俾斯麦前往法兰克福。格拉赫说这件事之所以成功，完全是他一手出力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出他事前肯定与他的朋友们详细商量过，尤其是他的计划要通过俾斯麦在联邦议院中方能实行——他将俾斯麦看作是自己在政治上的弟子。俾斯麦极为渴望得到这个差事，他为此想了好几个月（他也是很努力地去争取这个差事），这个差使是极为重要的。在普鲁士想做官却是极不容易，倘若只是一个人，哪怕你有再大的能力，若要爬到上层去，还需要许多秘密的关节。有人若提议升他的官，光提议就要好几次，还要在宫廷内活动，在内阁活动。
  现在他写信给他的夫人，说着地道的外交官的话，这个职务是费了许多力气才得到的，他认为是出于偶然。他之所以得到这个差事，就如同从前的一则“捕鸟者亨利”的故事。说的是，有一天，亨利外出捕鸟，忽然有人请他做皇帝。挥斯麦对于得到这个职务就是带有这种感觉的。他探望夫人后，刚刚回到柏林就给夫人写信，说道：“这里没有人不在谈论法兰克福这个差事，今天报上已经登出这件事了，我却什么也不知道。”第二天又写道：“他们派给我的是一件外交差事。……我想将这个差事长久地保持下去，以便也将你安顿在那里。……也许我对这件事抱有很大的期望，所以也许这件事会失败的。……凡是不能使我享受家庭之乐的差事，我不久就会摆脱开的。”他又说：“假使我甘愿受这种束缚，那就意味着我要失去许多人生的快乐，失去了和你与孩子们第一次过冬和过安闲日子的希望。上帝将会决定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快乐的事。……我尚未对外声明我的想法，也不想在哪一方面活动活动。”又过一天，他说道：“我的可怜的小宝贝，我们要去法兰克福啦，还没有具体的职务，只有一份薪水。”
  俾斯麦解说这一件事，说这是上帝对他命运的一种安排，我们要用“格拉赫”代替“上帝”两个字。他所说的关于房子和家庭，尤其是他所说的“束缚”两字，却是极为真实。他想这必须先要在法兰克福站稳脚跟，因为他既想舒服地过日子，又不想放弃政治。又过了一天，曼陀菲尔问俾斯麦，想不想担当这个职位？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愿意。”他一得到这个差事，他那久已暗藏的傲气全部发泄出来，他去见君主。
  “你一向并无外交阅历，却担任这个外交责任，这表明你是一个胆大的人。”
  “陛下将这样重大的事托付给我，应该是陛下的胆子大。倘若我不称职，就请陛下毫不客气地免去我。我自己不能说凭我的才力能不能称这个职，要等我试了以后才敢说。陛下有胆量任用我，我就有胆量执行。”
  “好呀，我们试试看吧。”
  这次君臣的谈话着重谈如何为国家尽力，但是十三年前，他辞职的时候，只告诉了省长的门卫，说他一走就不再来啦。今天他写信给她的夫人说：“你曾经说过不满意的话，说长官们不肯委派给我官职。今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忽然得了这个差事。从现在看来，这是我们外交差事中最重要的一个职位。”
  他虽然在这封信里流露出他的夫人要他做官的事情，又因为他得不到官做，他的夫人很难过，他却很安详地说：“我并未求这个差事，这是上帝的意思，我只好奉行。我不能做别的……辞去就意味着你无胆量，我诚心诚意地祈祷有一位慈祥的上帝来处理这些事情，不危及我们的幸福，不伤害我们的灵魂。”又过几天，他却改变了这些见解，吩咐要缝制一些丝绸衣服，置手枪，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两种东西，是不叫一个外交家的。他还告诉她，他不过只做几个月的属员，随后就做大使。
  现在乔安娜却开始说不满意的话啦：“你为什么不高兴？”他答道：“在国外诚然是很适意的，但我一想起你和孩子们在乡下，而且隔得很远，我就心怀怜爱，一想起来几乎就要落泪。……你一定要习惯这一点，明年冬天你就要到这个大世界来。如果你不来，我怎么会感到温暖呀？将来有几年，我将不时地请短假回家。……我是上帝的兵，他打发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凡是上帝让做的事都得做好。让我们怀着这样的想法激励自己吧。……我害了想家的病，想你们，想翠绿的春天，想乡下的生活。我的心很沉闷。今天我去见格拉赫军长，用条约和君主的情形来教训我，我却从窗口看底下的花园，园里的野栗树开花了，在风中摇荡，我只想同你一起看，我看得十分人神，并未听见格拉赫说的什么。你的信是昨天到的，我觉得很不快乐，心里以为你病了，躺在床上流泪。……我在法兰克福，最初的薪金是三千元。我要变作一位参政——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参政，现在我却要当参政了。这是上帝惩罚我。……我只想抱你一分钟，告诉你我是多么地爱你，若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会十分难过的。……我忽然得到这样体面的差事，心里却是很痛的，…我比以往都爱你！”
  在他心中，来来去去的就是这些相互冲突的思想。上帝与爱人使他无从选择。他不能坦白地承认他的诸多用意，其实这许多用意都是很合理的，各方面都说得过去。俾斯麦到底害怕什么呢？他不怕权力，也不怕奋斗，也许他看见这官道的阶梯而觉得可怕，这是他少年时就望而生畏的。他虽然并未爬到最顶层，他也是害怕，怕他的长官，怕受强迫，怕作报告，怕长官将他指挥来，指挥去。他的傲骨怕是要被折服。所以他忽然很想回去过田园般的生活，这是他多年所不享的清福。所以他想将乔安娜搂在怀中以求欢乐。但是格拉赫站在他的身旁，正在教训他。还未说完便催俾斯麦动身。这位新任的外交家写信给他的夫人，信尾还附了几句话，可以看出他那奇异的悲喜交加的感情：“你以后写信要写明寄交莱茵河边法兰克福，钦派普鲁士大使馆参赞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