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他开始加倍努力，他想做既有利于君主又利于自身的事。以忠于君主而增加自己的势力，以扶助君主而改变自己的前程，以暂时巩固君主权利而为自己将来的势力奠定基础。当他第一次与君王以比较亲密的方式接触时，武士阶级所特有的情越来越浓厚，变作君主主义，后来他称之为“封建情”。
  后来他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培养起来的情操，原本就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他写了一封很保密的信给他的未婚妻：“你说到君主，不要用一种很轻描淡写的语调来称呼，我与你都容易犯这种毛病。我们不该讲一些对君主不礼貌的话，就像我们不该说些对我们父母不礼貌的话一样。即使是君主做错了事情，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曾向君主宣誓效忠过，我们应当尊重他才是。”以前的哪一封信都没有这封信口气严厉。他屡屡劝他的夫人尊敬他的君主，就如她屡屡劝她的丈夫要敬重上帝。他们双方都各有各的信念。他的祖先的血液仍在他的血管里流淌，他的祖先诚然常常不服从君主的命令，却绝不欺君。他一面拿君主与他的父母相比，对于他的父母，只有他才有资格怀疑他们。他一面注意这个大家族，威严高居，别的人都在其下面，对这个家族顶礼膜拜。他今日的这种状况，是他为了家族门弟所不得不为之，这并没有抹煞他的傲气，他仍然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个政党。尽管有人敷衍他，他仍是一个批评家。将来怎样却无从得知，也许他会成为君王的顾问与指挥，但他却是君王的臣仆！
  无论做怎样的牺牲，这个年少议员必定是离不开演讲台的，除了在此，否则他是无法施展他的力量与睿智的。如果每年都要召开议会月p　么他必定要同他所厌恶的自由党投票选举。他该做些什么呢？给君主带来麻烦是不忠的，所以俾斯麦的策划就是将这个重大问题置于不表决之列。当提议犹太人的问题时，俾斯麦就不想出席，因为他对于这件事与政府的态度并不一致。后来他却愿意出席，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变成极右派的诸多领袖之一，他针对左派提倡的“人民平等”作了演讲，说这是“令人讨厌的人道主义空谈”。
  他很傲慢地说道：“我并不是犹太人的仇敌，即使他们仇恨我，我也会饶恕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都爱他们，据我个人意见，我愿给他们全部权利，除了不能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占据许多主要席位。……据我看来，对于上帝是如何恩惠的话并非空话……但是我只能将那些带来福音的话作为上帝的意志……倘若我们将国家的宗教基础给撤掉了，国家就会变作不过是许多偶然凑在一起的权利，也不过是一座城墙，是极为不稳固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例如共产党的观念，我是看不明白的……因为我们不能侵犯人民所信仰的基督教。”
  凡是专制君主、专制大臣，都无一例外的是这种腔调。假设俾斯麦的外祖父门肯也用这种腔调说话，他的君主是不会怪他的。假使老门肯不用这种文明主义教养他的女儿，她是不会把这种主义灌入她儿子心里的。也许小俾斯麦是因为不喜欢他的母亲的缘故，才会变作一个自由派——假如从他的父亲那里吸收了许多反动观念！俾斯麦少年时代羡慕弥拉波与皮尔受过拜伦的诗歌的吸引。
  俾斯麦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五分钟后，传最底层社会的一个人作他的证人。“当我代表君主时，我没想到要服从一个犹太人，我承认在这种情形下，我会觉得我受到极深的侮辱。……我同较下层的人民有着相同的情感，在他们当中，我决不会引以为耻。”其实他绝对不愿服从君主的无论什么代表，无论是犹太人，抑或是基督教人。尽管他自己也是君主的一个代表，但是强迫自己服从君主，是与他的本性所不合的。
  只有当他同未婚妻见面时，或者是在思念她时，他的傲气才会稍稍被柔情所淡化。在未婚妻生病时，他一点也不理会那些住在赖安菲尔的基督徒们，因为他们只信奉上帝，说只要祈祷就可以治病。他根本不信这一套，他相信医学，竭力主张吃药，他认为药是上帝赠给人类的。
  “当我的思想开始趋向你现在的生活方向时，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我的悲喜因你而变换，尽管我们总是争吵……这使我很不快乐，但是我仍然是一手指在唇上，一手按在心口，静静地为你祈祷。……我非常害怕你会变得越来越骄傲……也许以后你会更加瞧不起并不热闹的赖安菲尔。”有时她就用这种胆怯的语言，道出她内心实实在在的恐惧。她曾用一种很可怕的语气写道：“亲爱的，你是一个令人可怕的热血人。”
  俾斯麦很为婚期的临近而兴奋，他用一种很迷人的手法写信说道：“你盼望我在一个和煦的晚上穿着一件黑色的天鹅绒上衣，帽子上插着一只很大的驼鸟羽毛，走到你的窗下，轻轻低唱‘我们私奔吧’等等（我现在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唱得也不错），我在中午时候跑来见你，穿着绿色的骑马服，带着红色的皮手套，双手拥抱你，既不唱歌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搂着你，我这样做你会喜欢吗？”当他劝她请几位朋友作他们的蜜月伴侣时，她却不肯。
  他们的婚期定在订婚六个月后举行。在婚礼上，有人送给新娘一块手帕，并在手帕里包了一朵白玫瑰花，以此为她祝福。新郎在喝了许多香摈酒后猛然看到了这朵花，新娘尚未来得及解释，这个鲁莽的新郎就已用雪茄烟将花烧毁。
  他们过了一个很长的蜜月。俾斯麦同他的父亲一样带着新娘子周游世界。他写信告诉他妹妹：“我是老了，所有的新鲜景致对我来说都是很平淡的，惟有在乔安娜的脸上露出笑容时，那才是我最大的快乐。”所有读过这封信的人都不会晓得他是三十二岁的人。他还写信给他的哥哥：“大的花费还在后面，我花光了一百个金腓特烈（币名）之后，乔安娜还得添上她的二百元，这些钱她原是预备买银器的。不买银器也罢，用瓷器喝茶，味道还不是一样？况且我们还有许多结婚礼物。我们这次蜜月旅行，共花掉七百五十元。共计旅行五十七天，每天花十三元……在我们外出旅游期间，我有六条母牛都害病死了，都还是些不错的牛。”
  他原是一个冒险家，如今却变得多么老实。当他旅行时，无论是独自一个人，或是同夫人在一起，他出手都是极为阔绰的，毫无吝惜之色。但是当他蜜月归来时，他却将花费的总数用五十七来除，平摊每一天的花费。在他给他哥哥的信中，他说死了六只母牛，这很让他可惜。从这里我们看出他其实是个随环境不同而量人而出的人。
  十一、危机时刻
  1848年3　月19日，俾斯麦正在探望一个邻居，大概是正在与他的朋友们讨论政治，此时国内局势紧张，政治气味很浓。正在这时，突然来了一辆马车，马车里的人走下车来，满脸都掩饰不住惊恐的神情。他们告诉俾斯麦和他的朋友们，说他们是从柏林逃难过来的，柏林正在闹革命，国王也被闹革命的群众囚禁起来。因为议会没有召开会议，俾斯麦闲来无事，就携同夫人到申豪森过冬——他娶妻之后，只有这六个月是过得最安静的。在最后这两个星期，他同别人一样，心里也是非常着急。因为新近巴黎乱民闹事，把国王赶跑了，又宣布成立共和国。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在德意志境内各处的政府都罢免了一些反动派大臣的职务，起用了一些主张自由的人做官。可惜太迟了，3　月18日，柏林的群众在街上同军队发生了冲突，之后君主命令军官们将他们的队伍收回。其实大可不必发这个命令，因为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出于恐惧心理，而不是从内心里同情人民。俾斯麦一听到这些消息，赶紧回到了申豪森。
  现在他觉得这件事与他的性命相关。他原是替反动派说话的，那些愤怒的群众如果不来抢夺他的财产，不杀他，还会对谁下手。他自然想到他的家产，现在已为人夫的他对财产关注倍至，他当然想保护这一切。况且这种事激起了他的傲性与勇敢，所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攻红党。他的脾气促使他动用了武力。他立即动手，搜集他手中所有的防卫工具。第二天一早，有委员们从市镇来到申豪森，号召人们挂黑、红、金三色大旗。地主们却让农民反抗这些委员，并将他们赶走，“农民们果然极听地主的话，立即将他们赶走，许多妇女也上阵帮忙。”俾斯麦在教堂顶上挂了一面白底黑十字旗，搜集武器，在他自己家中找出二十杆鸟枪，在村中搜集出五十杆枪，派人骑马到市镇买火药。
  他随即带着他那有胆量的夫人，在邻近的村子里巡视一周，发觉大多数人都愿意与他同往柏林，解放国王（因为那时流传着腓特烈威廉被囚的消息。）他的一位邻居，是自由党派，恐吓俾斯麦，极力煽动农民，不让农民跟随俾斯麦前往柏林。俾斯麦说道：“若你敢煽动众人，我就开枪打死你。老实对你说，我要打死你，我说到做到，所以你还是不要煽动为好。”
  他说完这些话后，又变成了一名政客，只身前往柏林。在路上，他探望波茨坦，向同党的军长们打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告诉他，君主不许他们攻占柏林，这使将士们很忿恨。俾斯麦一听到这话，他就知道这位君主实在无用，对君主不应再抱任何希望，只能为自己做点事。要让普鲁士威廉亲王发令，别人劝他应该去找王妃。
  奥古斯塔王妃比俾斯麦年长四岁，这时她嫁给亲王已快二十年了。随着腓特烈威廉的癔病越来越显露，他们更加迫不及待地想登上宝座取而代之。腓特烈威廉没有儿子，现在乱事一起，王妃便认为一生的愿望都化作泡影，看来这兄弟二人都没有作君主的命。威廉亲王在动乱中跑到孔雀岛上躲避起来，包括最亲密、最效忠于他的人都不知他究竟在何处，但这却给了他那美貌而霸道的妻子一个极好的施展本领的机会。她想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王后之一，因为她敢拿她的头颅来冒险，她要她的儿子继承王位。她同自由党的领袖芬克磋商这件事。她一面谋划这个阴谋，一面听说君主党的领袖来拜见她，在客厅里见他实在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
  “她在仆人的客厅里接见我，她坐在一张椅子上，不肯告诉我她的丈夫哪里去了。她说她的责任在于保护她儿子应有的权利。她所说的话，是根据君主和她的丈夫都无法保住自己的地位而别有意味地说的。她表明了她的想法，并认为在她儿子尚未成年时她需要幕后听政。”
  站在那里的就是那位忠君的俾斯麦，他心神不宁，极想找到那位躲藏起来的亲王。希望这位亲王能有勇敢地反对闹事者的举动。他在仆人的客厅里会见亲王的夫人，她坐在一张粗木椅上。她早已不对君王和她丈夫心存什么希望，她惟一的期望就是保留这顶王冕给她的儿子。她把这个计划（几乎是大逆不道）告诉这个议会议员，这个她几乎素不相识的人。俾斯麦的计划却与她恰恰相反，我们不知道俾斯麦当时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但我们可以从他后来说芬克的话中略知一二。“芬克以他的党友们的名义，也许是奉更高阶层的人的旨意，求我劝说议会，要求君主退位，撇开普鲁士亲王不管，估计是先得到过他的允许。普鲁士亲王王妃要求在她儿子年轻时由她幕后听政。我宣称我反对这样提议，反过来我还弹劾提议这个计划的人们，定他们‘大逆不道’之罪。……芬克后来很坦然地抛弃了这个计划，抛弃得很容易，他还说，若无右翼帮助，必定不能使君主退位，他以为我是代表右翼的。我同他是在某个旅馆楼下会面的，我们谈了许多话，大多是不便诉诸笔墨的。”
  最后这句话是在事后四十年写的，就能使我从字里行间看出多重要的东西，这个老家伙是不肯轻易说破的，他很清楚为什么在结束时要这么说：“我绝未向威廉皇帝说过这件事，即使奥古斯塔王后成为我的死敌时，我也从未说破过这件事一一但是保持沉默是一件很难的事，它对我生平所养成的责任心和性格来说，是一次很大的考验。”奥古斯塔王后是绝对不会饶恕这位议员的政治上的贞节。
  俾斯麦为君主忠心耿耿，并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上文所写的情况，只是俾斯麦效忠的第一次举动，也许是以后许多举动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况且这个时候正是他很瞧不起腓特烈威廉的时候。在这种危机时刻，他的许多情感推翻了他的理性，因为他的情感是承于胆识，承于忿恨，承于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