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教育的终极目的从来都是对于人的完美性的追求。就像康德所说的：“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尽管这种理想在现代社会被不断扭曲，大学越来越被看作职业训练场所，但是对于那些真正具有良知，对于人类抱有深切忧患意识的教育家来讲，大学必须保持“对人的培养”这一根本性原则。如费希特所说的：“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而不是去培养人们去适应传统的世界。教育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的，不是首先去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的自我性、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使他们能在目前还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自我作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此时被前所未有地进行扩充，它的任务是“科教兴国”与“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历史告诉我们，当教育过于执着地为别的目的，而非自身服务时，它的效果往往很糟糕。我们错误地估计了教育对于刺激经济的作用，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发挥长远的作用，而非短期内的效益。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杜时忠在考察教育对经济的影响力时发现有关“人力资本”的学说至少存在三个主要缺陷：
  一、教育投资论把国民仅仅看作生产的手段，是经济增长的工具，这从根本上是非人性的。
  二、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制度的目标限定在为经济增长服务上，把重点放在职业培训上，这在实际上根本行不通。一方面，在急剧的社会变化和技术革新的条件下，准确地预测未来的人力需要不可能。第二方面，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要求学校培养大量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却造成其中大量的学非所用，以致造成一个学历社会。
  三、教育投资论鼓励人们，要想取得高收入，就要求高学历，结果带来没有任何好处的学历膨胀社会。
  于是我们发现那些所谓的大学生，在没有理想的牵引下，他们似乎有点像爱因斯坦所说的“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这位伟大的人物说道：“青年人离开学校时，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条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
  任何一所优秀的大学都应以培养学生这种不懈地对于生命本质的追求为自己的责任。这种精神的培养关乎到生命的全过程。人不仅仅是动物，生命从一段黑暗到另一段黑暗，这中间他们有幸走过一段光明的称作人的道路，因此，他们应该在这段光明之中，探究人的意义，寻到灵魂。而理想便是灵魂生活的寄托。
  哲学家周国平曾说：“我喜欢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其中你可以感受到，一方面幻想毫无价值，美毫无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幻想家总是失败者，一个美的追求者总是处处碰壁的倒霉鬼；另一方面，对天边外的秘密的幻想，对美的憧憬，仍然是人生的最高价值，那种在实际生活中即使一败涂地还始终如一地保持幻想和憧憬的人，才是真正的幸运儿。”这种幻想观念其实是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拥有的。
  我想起了哈佛校长陆登庭在北大讲演时所说的一句话，它激起了长久的掌声：“大学帮助学生寻求实用和令人满意的职业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的杰出性是无法用美元和人民币来衡量的。最好的教育不仅使我们在自己的专业中提高生产力，而是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它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欣赏艺术，艺术家欣赏科学，它帮助我们看到用其他方法无法掌握的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它使我们作为个人和我们社区的成员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激动人心的地方
  看，这个激动人心的地方
  “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
  ——纽曼
  一
  13世纪，当一群年轻的僧侣集中在中世纪的修道院中研究“一根针尖上是否可以站立着七位天使时”，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行为会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这种把聪明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传授学习神学知识的方式却造就了大学的最初形态，它是黑暗漫长的中世纪里最伟大的遗产。美国的《生活》杂志把“大学”视为这一千年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延续整个世界文明的场所，也培养了大量全面了解这个世界的智者”。
  在这9个世纪里，尽管大学的模式不断变迁：从最初的意大利的博罗纳大学创立，12世纪的巴黎大学的兴起，到14世纪的牛津、剑桥的古典主义模式，或洪堡19世纪在柏林大学的改革，再或20世纪，美国哈佛、耶鲁大学的如日中天……但是在贯穿历史的主动脉里，大学始终是人类主要精神资源传递与创造者。在18世纪英国红衣主教纽曼《大学的理想》中，大学是我们重温苏格拉底的智慧与但丁的风采的地方，是一个培养性格知识完美的绅士的地方；在19世纪早期德国人洪堡的实践中，大学是发现创造现代科学、探索人类未知领域的地方；在19世纪后期英国人亨利·约翰那里，大学是一个聚集了热情的年轻人，对世界进行讨论的地方；在20世纪初美国人佛莱斯纳的《大学》中，大学是一个有机体，是社会的表征，是批判的把持一些永久性的观念的地方．……简而言之，大学是一个提供理想主义精神的场所，它可以表现在：1．对于伟大的文明的传统的继承；2．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索研究；3．对于个人品质的完善。这种理想使得大学成为激动人心的，让年轻的灵魂在伟大的领域游荡的场所。正如纽曼所说：“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也由于这种理想的支持，从中世纪起，大学就具备了一种孤芳自赏式的独立风格，它试图用精神气质来引导社会。
  二
  灰尘下的历史是如此地光芒四射，这让活在今天的我们感受到一种无法抑制的悲哀。当大学理念已经引导了西方数百年的发展之后，我们的大学却依旧没有成型。中国的大学除了在研究教学实力上落后之外，更重要的是，大学并非是一个让我们感到激动人心的场所。因为，我们的大学普遍缺乏这种理想主义精神。那么，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是什么？
  经过摧残人性的高考试题，你侥幸得到了那张视为生命目标的录取通知书。一张半价的火车票把你带进了大学校园；四年之后，你离开了这里，在这段最为青春的岁月里，你得到了什么？150个学分，摩擦臀部的板凳，陈旧的教材，一个还算漂亮的女朋友，没完没了的自习，刚好可以去美国的GRE分数，计算机或者律师证书，当然还有一张证明你在这里生活过四年的学位证书，它帮助你找到一份工作……
  这一切让人沮丧，但确实是一个事实。在90年代的中国，大学是一个愚蠢自在地消磨时光的地方，或是一个背烂英语单词或者学会其他实用技能的地方，它无法激发起青年的热情。你可以试着去和一个所谓的大学生交谈，在经过最初的自我介绍之后，你很可能会陷入某种僵局。你不知道该和他谈些什么，社会，思想或者文化，这些主题似乎都离他们很远。除了一些他们天天打交道的专业课程上的术语与实用技能上，他们所知甚少。大学像一个巨大的专门知识工厂，在一条巨大的流水线上，年轻的心被整齐地打造好，让他们适应这个社会中的某一项工作。即使当整个教育界在高呼，素质教育，或者培养综合人才，大学依旧是没有前途的。因为，目前的一切形式都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大学教育是塑造灵魂的教育，大学必须鼓励年轻人的灵魂可以自由探索、游荡。他们必须在这里毫无拘束地观察世界，并赋予他们一种内在的崇高精神，让他们可以完整地独立在这个世界上。因此，大学自身必须具备独立精神，特别的魅力。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价值》中有极好的论述：“大学虽然不能给你这个或那个实用技能，但它会为你的全部智能提供比技能更重要的因素。它们教诲你，使你变得知书达礼；它们成为你精神上的良师益友……”
  这句话用来解释上大学的目的再合适不过了。“大学是一个让你成为一个更完善的人。”西方人文主义的这种教育观点在中国有了极其有趣的阐释：中学是“死哭（Shcool）”，而大学则是“由你玩世界（University）”。这种插科打诨或许正暗示了大学的目的：更广阔地观察这个世界，像一个完整的人那样思考。这一点正如英国思想家怀特海早在一个世纪前就激动人心写道的：“在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瞭望。”
  三
  1916年，当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大学是用来追求高深学问的所在，而非为了做官”，并提出兼容并包的原则时，北大被注入一个全新的灵魂。在接下来几年中，这种灵魂使北大成为整个新风的开创者，使北大在动荡之中，却始终是常为新的，常与黑暗的势力做斗争，甚至还可以骄傲地宣称脱离当时腐败的政府……而当清华校长梅贻琦上任时，清华还是一所二流大学，正是梅校长所提出的理论：1．培养健全人才，而非专门人才；2．教授治校；3．学术自由，使清华迅速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高校之一。清华一时成为新学风的中心。而北大清华在这段时间内的学术成果与人才培养更是惊人，大学的教授与学生成为社会光明的象征。在回忆当时北大清华的文章中，学生更是普遍把大学视作他们生命的重生，因为这里的思想让他们激动，这里成为他们永恒的精神故乡。
  学者杨东平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北大与30年代的清华最接近现代的大学模式。因为他们灌输的是理想与精神气质，理解世界的方式，而非一种职业技能。因此，大学应独立于政治，更不能屈服于社会，因为这两者，都会毫不留情地剥掉学院理想主义，把大学变为培养工具人才的场所。很可惜，我们的大学都未能幸免于难。由于缺乏独立的精神，中国大学在这几十年间的学术成就与人才培养都显现出惊人地可怜。北大南墙的推倒，清华开办驾驶学校，这两所曾经最具特色的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传输给它的学生以伟大的传统，或者开创精神，因为喧嚣的校园已经不再孕育这种理想主义气质了。
  四
  1915年2月20，留学美国的胡适在因为看到美国著名大学对于社会的影响，而在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牛津、剑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暝目矣……”第二天，他在日记里继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乃可耻尔……”
  谁能说胡适的感慨已经过时，而在这个人类的精神愈见混乱迷惘的时代，大学更是应该成为社会精神资源的中心。但是，大学决不是一间工厂，也不可能仅仅依靠简单的计划或者什么指标使中国大学取得真正进步。因此，我们必须回到一个基本的常识：大学是什么？我们如何遵照它的客观需要？或许首先，我们必须帮助它重新获得独立的精神风貌，使理想重新成为大学的核心，只有这样，大学才可能再次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场所，激发年轻人动感的灵魂。
  俱乐部精神
  培养我们的俱乐部精神
  一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哈佛的讲演中曾说，哈佛让人骄傲的是它给它的学生灌输了一种俱乐部精神……在真实的哈佛中，俱乐部是学生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把自己划分到不同的组织中，按照一位美国作家的说法是：“这里有运动员的哈佛；有眼睛盯着研究生院的学者的哈佛；有吊儿郎当、无所事事后来在华尔街销售债券的人的哈佛；有来自豪门大户、条件优越的年轻人的哈佛……还有反叛者的哈佛。”在这些不同的俱乐部中，尽管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