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有时候把图书馆搬到青春的流放地……在这简单的循环中，勇敢的少年正在在建造他青春的理想国，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对这个名校毕业的家伙的敌意突然消失了，一点都没有了。那些具体的词语：“燕园”也好，“未名湖”也好，“孔庆东”也好，它们的具体意义突然消失了，对北大的清晰印象和地理符号上的熟悉也变得不再重要了。
  我想，这个年轻人的善良和热情比他的张狂更加强烈——他一面写，一面在北方干燥的夏天里奔跑，告诉所有擦肩而过的孩子们，北方的孩子们，南方的孩子们，清醒了的孩子们，沉睡着的孩子们，“看，我们的青春埋藏在哪里……”
  康德在评价费希特这位学生的时候说：“他是一位为真理献身的人，在他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语言的力量改善人们道德的天职时，他就不容反驳地说出一切事物的真理。”在年轻的时候说出“事物的真理”，这需要勇气——爱过，生活过，战斗过——那些勇敢的年轻人！
  自序：46年之后
  这本书的出版对我来说是件重要的事。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1923年，敏感的阿根廷青年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这一年他24岁。46年后，这位双目近乎失明的老人在再版序中这样写道：“我发觉1923年写下这些东西的那位青年本质上已经就是今天或认可或修改这些东西的先生……对我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包容了我后来所写的一切……”
  在博尔赫斯的口吻中，我依稀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尽管比起1923年的博尔赫斯，除了年龄相同之外，我们似乎缺乏相似之处。我从来没有把生活搭建成一个由时间的轮回来控制的迷宫的欲望，更缺乏那个阿根廷人坚强而深邃的想像力。但是，我已经预感到，这本书的出版的确已经暗示了我即将踏上的道路。
  美国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22岁时骄傲而自以为是地说：“我应该干文学这一行。”能在年轻时就清晰地意识到未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今天的我，正享有这种幸福。在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中，我已经强烈而执著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倾向。尽管从1998年至今，我的文字轨迹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一条线索却愈发清晰起来，我希望利用文字来表明一种生活态度，来阐述某种道理，甚至有点粗暴地规定某种道路。更明确地讲，我是一位非文学类作家，是一位喜欢对于世界进行广泛发言的知识分子，在我前面遥遥站立着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伯兰特·罗素、埃德蒙·威尔逊、沃尔特·李普曼、让·保尔·萨特……
  这可能是某种危险。就像保罗·约翰逊在那本风行一时的著作《知识分子》中近乎歇斯底里地强调过的。但保罗·约翰逊却混淆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人文知识分子更多的是精神世界的立法者。尽管与立法者的距离遥远，我已经感到了某种危险。因为，每当我严肃地宣称自己是一位知识分子时，嘲笑与不信任就发生了。这时候，我就想起了海明威在巴黎的咖啡馆里一丝不苟地写作的场景。坚守严肃让人尊敬，同时也意味着你有被嘲弄的危险。
  锐利的批评家苏珊·桑塔格说，1870年左右是她最向往的年代。因为那段时间，全欧洲都在上演着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这位批评家看来，最杰出的大众文化必须是古典思想与现实的结合，这种混杂产生的文化可以挽救我们日渐庸俗化的世界。
  于是，当我毫不迟疑地宣称自己是知识分子的身份时，我也明确了自己的任务。我必须深入人类文明最精要的思想文化之中，探取它们的秘密；我必须与那些人类史上最杰出的大脑与最动人的灵魂相伴，争取那半点的光辉……然后，我渴望把这些秘密和光辉与周围的人群共同分享。有了这点解释，你就会明了为何在这本书中，充斥了各种伟大的名字与引语，因为我相信引用可能是通往伟大的最简捷途径。而当周围的人群，可能通过那些引用的只言片语而意识到世界远比他们生活的周遭环境辽阔与壮观得多时，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是一个通俗知识分子，是游走在思想的山峰与现实的平地之间的人，我试图在相互孤立的二者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我的序言快要结束了。这里面充斥了让人痛恨的自以为是，与一个年轻人不知深浅的狂妄。但是，如果你抛弃掉这些表面的不适应，你应该可以看到，这里面充满了海明威初学写作时的认真与坚定。你也应该会依稀看到46年之后的我的样子，那时候我已经苍老，眼睛应该没有失明，可能也拄着拐杖，可能狂妄之气已经淡去，但是肯定依然严肃与认真，依然坚信伟大的思想与灵魂。那时候，我也会缓缓地讲道：“其实我的样子，在2001年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已经尽显出来，那是我的第一本书，那时候我是多么的年轻……”
  最后，我想引用歌德的一句话：阅读是读者与作者间的一次合谋。书已经翻开，你已经边缘性地进入了这场阴谋，除了主动乃至假作愉快地参与，似乎别无选择……
  曾经年轻的人啊
  那些曾经年轻的人啊
  一
  李敖又露面了，甚至比30年前更风光。他在接受杨澜访问时，依旧毫不掩饰地说：“我只看漂亮的女人。”他在指点台湾总统候选人时，依旧是嘴不留情，挖苦对手身上的每一个器官。他那么爽朗的笑声依旧存在着，他的脸似乎也还年轻。但是，这一切已经无法激起我任何感觉了。我惊恐地望着电视上的他和生活中的我自己，是他在衰老？还是我在衰老？是他已经丧失了魅力？还是我已经不可避免地滑人平庸？
  我仍旧清晰地记得，16岁的我第一次读到《十三年和十三月》时的无法抑制的激动。这已经是90年代，距离李敖的文章写作日期是29年。在文章中，这是一个年轻得如此彻底的年轻人。他说喜欢那些激进作家的锋利，以及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他说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他说不管流弹和棒子怎么多，他还是要走上前去。他引用了一位印度青年诗人的诗句来自勉：“你已经吞下不少苦药，请再勇敢地喝下这杯毒酒吧！”他接着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走到晦暗的十字街头，他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不少苦药。那些观众说：“恐怕药太苦了。”他却回答：“怕什么呢？我吃给你看！我还有一杯毒酒！”这一年李敖27岁，他上过了大学，当过了兵，他在日月潭边租的狭窄的“四席小屋”中过着贫困不堪的生活，但是他依旧笑着，怀抱着对于中国社会弊病深深的忧虑和对于个人未来生活的憧憬。他觉得，他还年轻，还是冲一冲吧，为了社会更为了自己。于是他开始给《文星》写稿。《老年人和棒子》、《十三年和十三月》……激情与才情已被压抑得太久的李傲凭借着年轻特有的锐气，痛快淋漓地释放了。读此时李敖的文字，你不是在那里与历史交流，也不是与那些庞杂的知识交流，你是在与一颗活生生的心灵交流，它坚强有力甚至肆无忌惮地跳动着。
  1992年，李敖已经57岁的高龄，但我与他相逢时，是一颗还未遭遇激情的16岁的心灵与一颗正在年轻的27岁的心灵的相逢，李敖激起了我们最共同的感想。这是很多人读李敖的感受。李敖说《十三年和十三月》是他收到读者来信最多的一篇文章。“一位初中二年级的小朋友，穷得站在书摊旁边看完它；一位高一肄业的少年人，在金门战地里看完它；一位匿名的中学生，‘激动得连午饭都吃不下’，‘含着泪水，又看了一遍’；一位台大医学院四年级学生，看过后‘激动得整夜不能眠’……”真正感动人的，从来不是思想，而是年轻的勇气。李敖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思想，他只是以一个27岁的青年的身份在说话，他毫不掩饰他的感慨，他的愤怒，他的欲望，他的痛苦，和身处困境中却毫不动摇的勇敢……这一切正触动了所有年轻心灵的神经。
  我在事隔30年之后，在几千公里外的北京和那些激动的中学生大学生一样颤抖着，我记得那一夜，我渴望大声地呼喊，渴望在我的小屋里又蹦又跳，渴望对着全班的同学大声地叫：“你们知道李敖吗？”……之后的几年间，我用各种方式寻找李敖的作品，了解李敖其人。李敖说他，说话比文章好，人比说话好。李敖的种种特立独行的故事加剧了我对他的心仪。他会在高三那年，因为厌恶考试机制，就休了学，放心地养浩然正气；他会在考上台大法律系之后，再退学；他会上课不抄笔记，还理直气壮地说，那是中学生才干的事；他会“李敖情书满天飞，是个女孩就想追”地追逐台大的女生；他会在父亲的葬礼，顶着全台中市的白眼……这些最琐碎的事情，却映衬出一个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与思考的年轻人的形象，同时他又是充满了人性的血肉，而不是一具只会思想的尸体。
  李敖的大学札记是李敖最动人的文字之一，这个一心要成为巨人的年轻人在札记中不断叫嚣着，自勉着，痛苦却顽强地面对挫折。读这些札记，仿佛看到一个努力向上爬的年轻人，他满脸的坚毅，同时又带着浅浅的玩世不恭——这是他面对世俗世界的武器。我常常在上课时望着窗外，想像那个整天在校园里穿着长袍，一脸不吝的青年。有时，甚至会冒出两句李敖式的豪言壮语，在平庸的90年代的中学课堂上引起小小的骚乱。
  李敖的文字越读越多，也越来越让我失望。尽管，他关于国民党，关于蒋介石，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他的独到之处，也尽管我敬佩他面对牢狱之灾的勇气，以及复出后，在传统下的独白，或者在独白下的传统……但是，这一切都已经不能再打动我，离开了青春的勇气，李敖只是一个学者，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愤世嫉俗者，他不是作为一颗充满无限激情的心灵而存在。
  1997年，李敖推出了《李敖回忆录》，风行台湾。台湾《商业周刊》评价说，“它激起了整整一代人对于李敖的美好回忆”。这句评价再明显不过了，李敖属于60年代的台湾，那是一个笼罩在白色恐怖下的年代，一个在高压的政治和窒息的传统文化笼罩下的台湾，那个叫李敖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副玩世不恭的文化太保架式地说，“老年人该放下棒子了，该轮到我们登场了”，“文明即梅毒”……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动人心的了吗？他是黑暗中的短暂却刺眼的微光。
  但是，今天呢？李敖依旧是“我还年轻”的模样，他的身体也可以保证他在57岁的时候再生个儿子。但是，他确实不再年轻了，脱离那个年纪的李敖的话不能激动人，反而让人觉得滑稽，在电视上看到谈笑风生的他，我觉得他只是一个愤世嫉俗的老年人，他已经60岁了。谁说只要保持心灵的年轻，人就可以不老，我不相信。我甚至宁愿相信，那不是李敖，真正的李敖还活在60年代，还活在我16岁的心里，那是一个如此年轻的李敖。
  二
  崔健在美国作巡回演出时，依旧对着台下的观众喊道，你们还年轻吗？可是一位观众却这样说：“他明显老了，眼袋明显大了，头发也稀疏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摧毁了崔健有关自己还年轻的一切辩解。他对着在美国随同采访的记者说，他觉得自己还年轻，年轻意味着速度和力量，他觉得这两样东西，他都还有。
  尽管他在新专辑中，音乐的力量和强度都在加强，也尽管他可以说，他的听众在退化，已经不能再理解他，崔健还说，他的新作品更多地注入了社会批判意识……但这一切不过是他正在失去青春的一个标志，他应该知道，他曾经激动我们的不是那些批判意识，而是他音乐洋溢的青春精神。
  一位走过80年代的中青年会这样回忆起崔健，“走在大街上，我突然被击倒了”。整整一代人被崔健的音乐所击倒，而其原由当然不是那些习惯形而上分析的人所说的深刻性，它只是激起了那一代人始终被压抑的青春的欲望。所谓治疗了一代人“失语症”，正是激发了青春所应该有的放肆叛逆劲。而崔健身上最有利的武器，正是其自身的一副“崔大爷”的撒野气质。在备受争议的赵健伟《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书前的插页上，崔健四仰八叉地躺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