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靠不住罢？你相信城一定是攻破了吗？”
  ——“是老总亲自对我讲的啦。”
  从前线上也有些零星的队伍回来，我们问他们，他们也说不准确。从洪山方面逃难下来的人是络绎不绝的。
  我对于破城的消息终不免怀疑了起来，决定把部员们暂时停寄着不动，由我和公冕及其他自告奋勇的三五个人往前线上去探视。
  走到离洪山不远的地方，从对面有一架扛架抬来，后面有一位提着驳壳枪的护兵跟着。看那情形自然是受了伤的官长。
  我们和扛架愈见接近了，架上的人是用一件黄色的雨衣把面孔和上身罩着的，两只脚露在外边，在黄色的马裤上裹着黑色的皮裹腿。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扛架上，心里在想着那受伤的人不知道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是哪一军的军官。
  当那扛架和我们擦身过的时候，那后面跟着的护兵突然向我屹立着，举手敬礼。
  ——“报告！”他叫着。
  我注意看去，才知道他就是择生的护兵杨生，整夜在前线上的劳瘁使他的面孔黑得来几乎不能认识了。
  ——“主任……”
  ——“主任怎样？受了伤吗？”
  ——“无系，系是……”
  没有等他的话说完，由那扛架上的服装立地唤起了我的记忆和判断，我已经知道那扛架上的人是谁了，我连忙跑到扛架旁边，把那盖着面孔的雨衣揭开了来，现出了纪德甫的面孔。两只眼睛睁着，定着，失掉了光彩。黄色的面皮失掉了弹性，就象青铜铸就的一样，口是隙着的。这在我们学过医，看惯了死尸的人，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是已经死了。灼热的眼泪顿时在我眼眶里鼓荡了起来。
  ——“主任有信，”杨生从他的怀中搜出了一张纸片来给我，是从抄本上撕下来的一页。
  ××同志！
  攻城计划又遭失败，敌人仍顽强抵抗，我军死伤甚众。
  德甫同志于今晨正六时阵亡于宾阳门外长春观内，至可伤悼。后事望兄从厚料理。
  Yenda　Den　七时十分于长春观。
  择生的署名惯爱把自己的名姓用罗马字写成“演达·邓”的，他这几行诚恳的手书使在场的人象着了电一样，不期然地对着德甫的尸首把头低下去，沉默了一会。
  攻进了城的消息不用说完全是谣传了。发生这种谣传的动机或许是有意识的，因为先攻进城的部队在论功行赏上是要掌握武昌以及湖北全省的统治权的。这儿充分地有容纳一种小小的阴谋的余地。
  大家沉默了一会之后，又拥护着德甫的尸首回到部员们停寄着的村落上去。这回把旗帜收卷了起来，在通过那段危险地带时，用了散兵线零零碎碎地过去，城上的大炮是沉默着了。
  在走回文科大学的途中，我始终跟着德甫的尸首，杨生也始终跟着我。我从他那很难懂的广东话中，不完不全地算把那夜袭的情形得到了一个大概。
  敢死队在快要走到城下的时候，敌人却早有了准备。宾阳门附近的城墙上敌人点起了一带的火把，把城墙上下照得通明。枪炮不息地乱射起来，所有夜里的枪炮声大部分都是敌人的。但是我们的队伍也有一部分冲到了城边，更有少数的人爬上了城，但都被敌人剧下了城来。敌人的手榴弹机关枪打到天快亮都没有停止过。
  邓主任骑的一匹马也被打死了。他们在前线上督战，马突然倒了，是一个子弹打中了马的头脑。那子弹从邓主任的左胁下穿过，把军服的左袖打穿了一个洞，但幸好没有受伤。
  在天快亮的时候，他们上了长春观，那儿的地面高，和城墙的一角几乎在一个水平上，相隔也只有二三十丈远。他们躲在土墙背后，时而用驳壳枪和城墙上的敌人对打。把头伸出去，向城墙上打一枪又赶快缩下墙来，敌人也晓得这边有人埋伏着，便时时用机关枪来扫射，子弹打在长春观的瓦上真个就和下雨一样。就在六点钟的时候，纪德甫又把头伸出墙去探望，正回过头来向坐在墙脚下的邓主任和俄顾问报告的时候，随着一声枪声他便向墙下倒去，邓主任和俄顾问赶快把他扶着。他们把他移在草地上睡下，问他怎样，他说：“我无系要紧，你们当心。”声音很微弱的，但就说了那一句活，便没有声息了。
  杨生说着，在他的声音中含着哭的意思，特别是临终的那两句话，他是反复说了几遍的。
  ——“我无系要紧，你们当心。”
  德甫的尸首抬回了文科大学，停放在临着南操场上的一间楼上的讲堂里。我一方面叫人去替他采办衣衾棺木，一方面得着几位部员的帮助把他身上的军服解开了来检验了他的伤痕。
  枪弹是打中了后头部，但一个子弹却打穿了三处。从后头骨左侧打进，从后颈窝下穿出，又从右肩头打进胸部，由肩胛骨右下隅穿出，最后又打穿了右侧大腿的右侧的皮部，子弹的余势才尽了，融成了三个颗粒，笼在了马裤里面。
  接着又检验了他随身所有的物品，除掉所穿的衣类之外，手上有一架表，衣袋里有一个钱包。钱包是皮制的，是俄国制品，很旧。钱包里面所有的是——两张当票和两个铜板。这便是他所有的一切。当票是广东的当铺所开的，字很奇怪，不知道所当的是什么。但就情理推察，总不外是被服和书籍之类，因为要向前方出发，那些东西是不能够随身带走的。
  德甫就在那天下午装进了棺材，暂时停寄在学校后庭的一个小小的格纳库里。第二天清早全体部员在格纳库前为他致祭，随着由几个同志把他送到邻近去殡葬的时候，他的棺材中已经有腐臭散出了。我因为工作忙，没有去送他，不知道他的殡地是在哪儿。但在殡殓了他的那天夜里，睡在那文科大学顶后一排的楼上的一间寝室中，做了几首哀悼他的诗：
  一棺盖定壮图空，身后萧条两板铜。
  沉毅如君偏不禄，人间何处吊英雄？
  回思夜袭临歧语：不破坚城矢不归！
  今日成尸横马革，难禁热泪滴君衣。
  患难相随自汩罗，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到如君总不磨。
  一弹穿头复贯胸，成仁心事底从容。
  宾阳门外长春观，留待千秋史管彤。
  双簧
  这是1926年的双十节，北伐军攻破了武昌城时的一段插话——
  北伐军在围城四十天之后攻破了武昌，生擒了刘玉春陈嘉谟，又恰逢着国庆纪念日，汉口民众的热狂真是到了一百度以上。
  汉口的青年会在几天前早就决定下了在双十节的晚上要敦请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去作讲演，该会的执事们在遍街贴着红纸金字的布告招诱听众。但到了双十节的那一天晚上来，邓演达因军事上的劳顿，又因还有别的事务不能分身，他便叫我去代理。
  青年会的人最后来催的时候已经九点过钟了，我便把当时宣传科的组织股长李鹤龄拉着，一道去代理讲演。
  到了青年会，因为预定的时期早已过了，立地被引上了一个大讲堂，在那儿已经塞满了无数的听众。
  刚好在讲坛靠壁的一排靠椅上坐定，由迎接我们来的一位人（大约是干事）向着另一位在坛上司会的高长大汉，骤看颇象西洋人的，打了一番耳语之后，司会者略略向我们目礼了一下，便宣布开会。
  这司会者不仅风格象西洋人，连说话的声调也是西洋式。
  ——“兄弟，现在，宣布开会。让我们大家起立，让我们唱赞美歌。”
  大家都起立了。赞美歌的号数当得是先决定好了的，坛下右侧的前两排都是坐的女生，其中有一位年长者步到右隅斜横着的一架大风琴前坐下，奏起了乐谱来，歌声接着唱出。
  赞美歌唱毕后，司会者又开始祈祷。祈祷过后又作开会辞。那开会辞是很庄严的，而且是很雄辩的。大抵青年会的干事都是雄辩家，他们那犀利的口舌真是他们的犀利的武器。
  开会辞颇长，怕支持了有三十分钟。全辞自然是不能够记忆。但那主眼是在孙中山乃基督教信徒。
  司会者说：“北伐车打败了北洋军。但北伐军的将领们是谁的信徒呢？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孙中山先生又是谁的信徒呢？是我主耶稣的信徒。所以凡是信仰我主耶稣的便得到最后的胜利，北伐军的胜利是我主耶稣的胜利。”
  接着用最上级的赞美词称扬着邓演达，说“他这位革命伟人象美国华盛顿、法国拿破仑，是中国空前绝后的人物。”但一转语仍不外是邓演达是孙中山的信徒，孙中山是基督的信徒的三段论法。
  司会者又说到邓演达的因为劳瘁不能到场，他说他是抱着很大的遗憾，他“将要在另一个机会上去请这位革命伟人来抒他的革命伟论。今晚上就只好听听我们这位革命伟人所派来的代表向我们演说。”
  于是他便指挥我去讲演，演台下一遍狂涛般的鼓掌声。
  目前的仪式本来是基督教所固有的，论理并不稀奇。邓演达在当时以一人而身兼三主任，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主任，总司令部行营主任，名实相符地有“三头六臂”的神气。青年会的那位大干事要称他为“空前绝后”的“革命伟人”，要请他来讲演以广基督教的宣传，要因他之不能亲来而抱着无限大的失望，要看不起象我这样的无名小卒，自然也是万分在理的。但是当时是在“国民革命”高潮期中，而当时的指导精神之一是“反对文化侵略”的。我自己未到场之前心里满以为青年会是为革命的势力所慑所以才请老邓来讲演，纵使有意在利用，但总会通融一些，把所有一切形式上的仪式免掉，免得讲演者作难。残不知一到讲演场来，才是这样的一个严阵。司会者以十足的基督教意识径直把我当成了一匹赎罪的羔羊拉到这样庄严的基督教的祭坛来做播祭。他说你是耶稣基督的徒孙，或者徒曾孙，你的革命的胜利是耶稣基督的胜利，你一个打着“反对文化侵略”的旗帜的人，不怕仅仅是一名小卒，看你怎么样？司会者对于他的宗教自然负有宣传的责任，但你对于当时的“革命”不是也负有宣传的责任的吗？别人对于自己的责任，遵守得那样忠实，宣传得那样巧妙，而你就只能够成为一条赎罪的羔羊，白白地就让那法利赛人加上柴火吗？
  一自入场以后，听着唱赞美歌，听着司会者作祈祷，致开会辞，我自己惶惑得啼笑皆非，苦于无法对付。鹤龄似乎也和我一样地惶惑，时时以含着怒气的眼睛望着我，是问我“究竟怎么办？”我的眼睛一直没找着答话来的时候，司会者已把开会辞讲完，挥我去讲演。
  狂涛似的鼓掌声终竟把我这匹羔羊逼促着走到了坛前。
  就和在写文章的途中突然有妙意飞来的一样，在我向着司会者和听众致了敬礼，燔柴正要着火的时候，我却得了一番天来的惠雨。
  我先对听众说，“我自己的正式的讲演要留在后面，在讲演之前还得举行一次仪式。刚才司会者某先生所行的仪式是基督教的仪式，某先生是基督教徒，自然要行基督教的仪式。但我们是革命军人，我们革命军人在讲演之前也是有革命的仪式的。这仪式是要先推一个主席，由主席宣布开会，读总理遗嘱，默哀三分钟，然后才落到我的讲演。我们现在就先推李鹤龄同志为主席。”
  这样一提出，听众径直热狂化了，鼓掌声比前两次的更高更长，就象始终不肯止息。满场充满着和惠的眼光，我知道听众已经完全是我的。一直到鹤龄起来，对大众宣布开会，大家才肃静了起来。
  鹤龄本是极机敏的人，他做着临时主席把开会的程序执行如仪，于是才又挥我去讲演。
  又是一阵狂烈的鼓掌声。
  我的讲演怕有五十分钟的光景，详细的语句自然是不能记忆的，但大概的意思却还留在脑里：因为关于这一方面的我自己的思想和客观的事实至今还没有改变。
  我说，我自己是深能了解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义的人，《新旧约全书》我都是读过的，而且有一个时期很喜欢读，自己更几乎到了要决心去受洗礼的程度。但我后来为什么没有受洗礼呢？是因为我恍悟到了我们中国人没有再受洗礼的必要。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我们中国人，自生下地来，已经便是基督教徒，而且一辈子都是实行着基督教义的。譬如，基督说，你要爱你的邻人，甚至爱你的敌人。有人如要剥你的外衣，你索性便奉送你的内衣。有人要打你的右脸，你索性更让他打你左脸。这些爱的教义，我们中国人一直不假言说地是实行着的。怎见得呢？有人割去了香港，我们索性便让他租借九龙。有人夺去了越南，我们索性送他一条滇越铁路。有人占领了朝鲜，我们索性奉送以满蒙。我们中国人真真是比任何基督教徒还要基督教徒。基督说：你要积天上的财，施舍你地上的财。有钱的人想进天国，比骆驼想穿过针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