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和我拼，那我可不退让！”杰民接着说。
  ——“你看你，”若英在一边笑着，“才说不再喝酒。”
  ——“我的提议不已经被你们修正了吗？我是服从多数的。”
  两人又大口地干了几杯，把一大瓶白兰地已经喝光了。杰民正打算再进房间去拿酒来的时候，秋烈突然呈出了一种苦闷的神情，连忙立起身，在近旁的唾盂里呵的一声便吐了起来。
  ——“怎么，醉了？”
  ——“不行，今晚饿着肚子，又喝的是急酒。”若英把秋烈扶进房里去了。
  这时候铁士早已把饭吃完，在剥着批把。杰民也剥了几个枇杷，他也醉得来连批把的味道都失掉感觉了，饭是一点也不想吃。铁士接连着打了几个欠伸，他说：“真是够支持，每天的三餐吃不上两顿，一觉睡不满五个钟头。”
  ——“我羡慕你们哟。”杰民说着，他的忧郁又已经恢复转来了。
  ——“你又要发牢骚了吗？”铁士说，“对不住，我要去睡觉了。”铁士也走进房里去了。
  杰民一个人在大厅上闷坐了好一会，看着一个勤务兵和两个马弁把席面收拾好了，他又才走进房里去。秋烈和若英睡在他的床上，铁士把门侧的沙发占据着，整天为工作疲劳了的三个人，已经睡熟了。
  杰民悄寂地在房中立着，把他们左右地回顾了一下，心里这样想：“唉，要他们才是真正的战士！”
  他走到床尾上把一床卷着没用的草席拿来，敷陈在地板上，把桌上的文件取了一大垛来做枕头，连电灯都没有熄灭，和着衣裳也倒下去睡了。
  后记
  这篇小说是1930年所写，全稿在十万字以上。1937年，曾加以整理，分期发表于《质文》杂志。此杂志乃当时在东京之一部分留学生所办；仅出两期即遭日本警察禁止。此处所收即《质文》所登载者。未几抗战发生，余由日本潜逃回国，余稿亦随身带回。上海成为孤岛后，余往大后方，稿托沪上友人某君保管。匆匆八年，去岁来沪时间及此稿，友人否认其事。大率年岁久远，已失记忆，而槁亦已丧失。我已无心补写，特记其颠末如此。
  1947年8月23日
  宾阳门外①
  ①本篇题后原有小序：“这篇东西本来是《北伐途次》的缩写，在为旧本《改造》杂志用日文缩写的《武昌城下》之前。原是应上海某杂志的征文写的。因该志停刊，原稿留在上海友人处已历年余。内容是怎样我自己已不大记忆，但那写法和《北伐途次》与日文的《武昌城下》都小有不同。这在自己的作品的制作过程上，是一项颇有趣的资料。读者或许会嫌与《北伐途次》重复，但内容虽是一事，而结构并不全同，我是认为有独立的性质的。1936年7月19日”
  1926年9月1日，北伐军在连战连捷的威势之下，攻到了武昌城下。吴佩孚的残余部队，逃入武昌城据守着，阻止了北伐军的锐气。
  五号的晚上又决定了要去大规模地爬城。南湖附近的农家的梯子，因第一次的爬城已被征发干净了，这次所需要的更多，而且鉴于前一次去迟了，招了失败，更不能不早些动手，在四号的上午便已经派人到咸宁附近去征发去了。主持这件事情的依然是总政治部的先遣部队。四号的晚上已经有梯子陆续地送回来，堆积在南湖文科大学的南操场上，到五号的一清早便从事结扎。依然是梯长的两架扎成一架，梯短的三架扎成一架，扎好了便抬到学校门外去放着。
  梯数比前次的多，梯子的送来又是断断续续的，因此结扎的工事也就拖延着。直到黄昏时由各军挑拨出的混成敢死队在南操场上取齐的时候，又新送了一批来也非结扎不可，结扎的人们便只得移到学校门外去继续着工作。
  天色黑下来了，天上没有丝毫的星月的光，全靠着十几只马灯在地面上照着。有好几只马灯的洋油恰在那时同时点尽了。灯光幽幽地快要熄灭的神气，总司令部里面是有灯油施发处的，设在文科大学正馆的楼下。在中堂背后，正对着上楼梯的那个地方。但是政治部的人大多是新到，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很少，又怕不重要的人走去要不出油来，我便把那些收集起来了的快熄的马灯一个人提了进去要油。进去时灯光很幽暗的，倒没感觉什么，出来时因为灯油充足了，灯光分外地明亮了起来，两只手各提着四五盏灯，连自己都觉得全身都要亮透了的一样。
  提着灯走到了校门口，在那儿恰巧遇着一群军事上的重要人物走来，都是要上阵去督队的。在最前头走着是陈铭枢和张发奎，还挟着几位俄顾问，彼此都匆匆忙忙地擦身过了没打招呼。在那一群人的最后有一位年轻的军官，脸色很白，身材长而细，骤看好象是政治工作人员，但我不认识他。他突然把我指着。
  ——“喂！你这个家伙！”是广东人的声音，“你点起那么多灯，真好玩啦！”
  正在那时候在督着结扎梯子的邓择生走了来，要跟着那群军官们进里面去。那位骂我的年轻军官没待我回答，又急忙和择生打话。
  ——“喂！邓大主任，这位一定是你政治部的尊驾啦！”
  ——“怎么样？”择生说。
  ——“毫没军事上的常识！在敌人面前点这么多灯，好做炮靶子吗？你看，他还不肯吹熄啦。”
  ——“你莫那样神经过敏，”择生回答他，“一座大学堂在后背挡着，敌人怕会有千里眼？现在不点灯，没绑好的梯子怎么办？”
  ——“好了，和你讲是讲不清的，我现在很忙。”军官说着便匆忙地向走上前头去的人赶去了。
  ——“那是谁？”我问择生。
  ——“是黄琪翔，你不知道他吗？”择生也匆忙地赶进去了。
  我把灯分布开来，督着把梯子绑完好了的时候，队伍已经开了出来，仍然和前次一样，八个人扛一架梯子，八个人做护卫，两组人在途中是要交代的。把梯子扛好的便一队二队地向那漆黑的和死境相隔不远的夜空中消隐下去。
  督队的军事上的长官们最后又涌了出来，其中有择生和政治部的顾问铁罗尼，翻译纪德甫。本是军人出身的择生，凡遇战斗总是要上前线的。铁罗尼也是骑兵将校出身，和择生是形影不相离的人。翻译的纪德甫本来没有去的必要，因为他们两人可以用德语会话，但他和前次一样没有回避了自己的任务。德甫是很沉默的一个人，故乡是在山东，自从由广东出发，尤其是由长沙出发以来的几天中，我们虽然时常在一道，很少有谈话的机会。他的身材高长，瘦削，背略略有点弓，面孔也瘦削，带着黄色。年纪只有二十五六的光景，但和年纪不相称地大有萧索老成的气象。不过你假如肯留意看他，在他那双黑曜曜的眼睛里，是有青春和热情留寓着的。
  择生和我拉了手，铁罗尼也和我拉了手，他们不期然地都用德国话来说：
  “Wiedersehem，Morgen　in　Wuchan　wiedershen！”①
  ①作者原注：“再见，明天在武昌城内再见！”
  纪德甫最后也来和我拉手，素来寡默而萧索的他却异常的高兴，他说，“这一次再不成功，我是不回来见你们的。”
  ——“好的，不用你回来，我们会跟上来的。”他说得很爽快。我也很爽快地回答了他。
  他们和几位背着驳壳枪的护兵也走了，走不上十几步远，除掉有些步伐声之外，通和黑夜融成了一片。
  敢死队出发后没上两个钟头的光景，炮火的声音猛烈地起来了。就那样终夜不断地继续着，直到炔要天亮的时候，枪炮声才渐渐地竭了下来。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消息，说是武昌城已经攻破了，正在城里巷战。但攻进去的城门，其说却纷纷不一，有的说是宾阳门，有的说是通湘门，有的说是武胜门，先攻去的军队也有的说是第八军，有的说是第一军，有的说是第四军。政治部的电话和前方失掉了联络，几次打电话上前线去都打不通，从前线上也没有电话回来。我叫宣传大队长的胡公冕到总司令部去探问了两次。第一次他回来的报告是见着了参谋长白崇禧，说是有攻进了城的消息，据说是第八军，但还没有得到前方的确报。第二次是见着了总司令，也说有攻进了城的消息，攻进城的是第一军。总司令正在向前方打电话探问实情。
  得到了第二次的报告时已经是清早了，枪炮的声音早是停止了，我便决心把政治部的先遣队全部开发向前线，好赶进武昌城去作必要的政治工作。部员们在南操场整队的时候，我自己又向扎在正馆楼上的总司令部跑去，想探问最后的虚实。刚才跑到楼梯脚下，遇着已经任命为湖北财政厅长的陈公博由楼上下来，我问他情形是怎样，他说，消息是的确的，他也要立刻进城去了。
  我便立地又折回南操场，把已经整列好了的部员们督率着开。
  胡公冕骑着他的一匹矮小的青马走在最前头，领率着宣传大队。其次是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我和几位重要的负责人在最后走着。走出文科大学的校门时大家都很有点威风，特别是骑在马上的胡大队长就俨然象一位凯旋将军一样。
  路上有不断的逃难的人挑着家什行李的，由城坊跑来，我们便开始了我们的宣传工作。“城已经攻破了，不要逃难了，我们现在正是要进城的。”有些听了我们的话，很高兴地挑着担子便回头走，但有些也有点狐疑，或把担子放下，或驻一下脚又各自挑往前去了。
  我们走到了那快宴分路的三岔口上来，那儿有三条路好走，端直走去是通通湘门，左走是通保安门，右走是向洪山，通宾阳门。在那儿又遇着了陈公博，他骑在一匹枣骊马上正在踌蹰，因为端直的那条路上是很惨淡的，不见一个人影。他是朝左手走去了，我们却和他反对地向通宾阳门的洪山方面走去。因为早就决定下了的。进城后总政治部的驻扎处是和宾阳门相近的旧省议会。
  朝右走去，走不好远便要通过一段全无掩护的地面。公冕的那匹青马本来是毫没经过训练的驽马，但它的神经却是比人还要锐敏，从有掩护的小径上一要走进那段空旷的地面时，它立刻便罗唣了起来。无论怎样鞭打它，它都不肯前进，结局是人立了起来。弄得没法，公冕也只得跳下马来。那走在最前头的马被拉在最后头来了。
  天气是很晴朗的，自从初到武昌城下的八月三十一号的晚上下过一次暴雨，以后接连都是晴天，土面干燥得和沙漠相仿佛。地里种的蕃薯，因为经过这几天来的队伍的践踏，已经残败得不堪，在正中处形成了一条小道，踏上那地面便可以看见武昌城，在白茫茫的朝阳中横亘着。地上有几乘单独的梯子，自然是因为没绑好，由昨夜的敢死队们所遗弃了的。这段路，我同公冕在前两天往前线上去视察的时候是走过的，去时因为只有三个人，不曾遇着什么，回来的时候适逢有一队伕子送中饭到前线，走到那正中处，敌人从城墙上放了三次大炮来，最后的一次打开了花，打伤了一名伕子，把我们带去的一位宣传员也打伤了。这回我们又走到这段路上来了。我们是堂堂地整着队伍走的，宣传大队的旗子打在最前头，政治部的两面大旗打在正中，这在武昌城上当然是很明晰地可以看出的。
  刚好走到正中处，突然轰窿地飞来了一声大炮，从队伍头上打过，在离四五尺远的地面上起了一阵土烟。炮弹幸好没有爆开，但是队伍却是爆开来了。胆怯的把手里携带着的传单和标语通同抛弃了，骇得四散。这四散却又正散到好处，轰窿的又是一声，这回的土烟正起在人四散开了的路上。这回也没开花。但就应着这第二次的一声，在地里却有一个人倒了。那是机要股的S，大约他平常是有肺病的，因为连吃两惊，在地上打了一突坐，接着又吐了两口血。在他还没时间立起身来的时候，又是轰窿的一声，这回打得更近，在不及小路的地里起了土烟。但这一次也应该感谢那骗钱的帝国主义者，不知道哪一国把不中用的废弹卖了给我们的军阀的，依然没有开花。
  在受了那三声敬礼以后，好容易把那星散了的队伍督率着通过了那段危险的地带，城上也再没有动静了。
  ——“这回也是三炮，”在走到了对边有掩护处的时候我对公冕说，“我想怕是那段城墙上刚好安置了三尊大炮，一齐打了之后，要装弹，要瞄准，所以便再没有下文。你看是怎样？”
  ——“大约是，”公冕答应着，他接着又赞叹着说：“敌人还不错，城内在巷战，公然还有这样的镇静。”
  ——“怕靠不住罢？你相信城一定是攻破了吗？”
  ——“是老总亲自对我讲的啦。”
  从前线上也有些零星的队伍回来，我们问他们，他们也说不准确。从洪山方面逃难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