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实在令我疑虑。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我是否和父亲‘划清了界线’。”①
  据储望华回忆，到了1966年秋天，他们寻找父亲的失踪仍然毫无结果，两年之后，又有人来调查储安平的下落，对于这种调查，储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没有信心了。储望华说：“事实上，这是一个‘生死之谜’，如果‘活’着，为什么两年来没有任何活动迹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时间、地点、方式，又如何得以确证。”储望华先生记得，早在60年代初，储安平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储安平虽然写过检查，虽然被改造，但他在心里并不以为自己是错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个“摘帽子”或者“平反”。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脾气犟”的个人性格，而且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知识分子“可杀不可辱”的气质。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石景山模式口“政协工地”进行劳动改造。
  储望华回忆说：“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是储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处境。储望华先生说，1982年6月，他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做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16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
  近年来也有材料认为储安平是被红卫兵打死的，湖南余开伟写过相关的文章。他说，现在湖南省政协工作的雷逸湘先生告诉他，储安平根本不是跳海自杀，更不是出家隐居，而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①
  雷逸湘的这个结论来自于他的朋友，一位居住北京的孙毅斌。孙毅斌原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早已退休，已经七十多岁。其丈夫曹富友先生原是农业部土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孙毅斌女士有一结拜姊妹，叫“四妹”；因所谓“历史问题”，1949年后在北京一个街道所属的小工厂当会计。“四妹”与打成右派后的储安平一直来往，有很深的感情关系，了解许多事实真相。
  储安平解放前与前妻离婚，后与原籍上海的易吟先结婚，共同生活仅四年，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易与他离异，后来嫁给了原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储安平在潦倒困苦的境遇中，结识了上述这位“四妹”。两人同病相怜，但慑于当时严峻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他们未能结婚，只能暗中来往。四妹将她与储安平这种关系告诉了她的知心好友孙毅斌女士。
  第十四节　储安平之死（2）
  据孙毅斌女士对雷逸湘先生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反复抄家毒打。有次，她鼓着勇气冒险探看储安平，看到储安平被一伙不明身份和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从此就没有回来。次日，四妹再到储安平住处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从此储安平被宣布“失踪”，接着“蹈海自杀”、“深山出家”的传言便纷纷扬扬，真相难辨了。从孙毅斌女士所说的情况来看，储安平乃是被人虐杀。
  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有许多说法，不管真实性如何，这个人最终是消失了，消失的无影无踪，他的命运似乎是一种宿命，人们只能在感叹声中怀念这位执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第二章《观察》的主要活动
  第一节　《观察》报告书的意义（1）
  《观察》创刊以后，每出满24期，编者储安平就写一篇详细的总结报告，为论述便利，在以下的论述中以“报告书”称之。
  在《观察》已有的历史中，储安平共写过4篇“报告书”，第5卷由于中途被国民党查封，所以空缺，第六卷为复刊后《观察》，由于基本方针已变，所以例行的“报告书”也自然消失了。现存4篇完整的“报告书”分别是：
  第1卷报告书《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
  第2卷报告书《艰难·风险·沉着》
  第3卷报告书《风浪·熬炼·撑住》
  第4卷报告书《吃重·苦斗·尽心》
  从“报告书”题目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储安平是将“报告书”作为《观察》的一种风格连续下去的，这些“报告书”绝非一般应景式的总结，而是客观、严肃认真地向读者报告刊物的经营状况、发行情况以及编者所遇到的一切苦衷和想法，这些“报告书”是研究《观察》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储安平本人思想历程极为重要的资料。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储安平在选择创办《观察》的时候，有过周密的考虑，他最终选定以办刊物为自己终身的事业，是在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支配下所做的严肃选择。
  储安平在30年代初即创办过《文学时代》，后来做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抗战时在湖南做过《中国晨报》的主笔，一生的事业与报刊结下不解之缘。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迈开了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政的第一步。储安平曾给胡适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是在大年三十夜写的，由此可见储安平对《观察》的感情。在储安平的理想中，有一点非常可贵的精神，那就是他时时处处强调立言与行事的一致性。在记述《观察》创刊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平常有一种基本的理想，即立言与行事应当一致。假如一个言论机构，在纸面上，它的评论写的头头是道，极其动听，而这个言论机构的本身，它的办事原则和办事精神，与它发表的议论不相符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假如我们主张政府负责而我们自己做事不负责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们自己腐化，这对于一个怀有高度理想的人，实在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①
  储安平在《客观》周刊已初有影响的时候，毅然决定另立门户，创办《观察》，主要原因就在于《客观》只由他主编，而不由他主办，看到此事难有前途，所以他才果断放弃了《客观》周刊。
  从储安平在第一卷“报告书”中所阐述的《观察》创办经过中，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储安平不仅在政治主张上信奉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行事也时时以西方精神来严格要求自己。冯英子曾说过，储安平一生最高的理想是希望自己能办一份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靠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个梦想缠绕了储安平整整一生，他的事业由这个梦想始，也由这个梦想终，储安平是一个极富浪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深远见识来自于对这种理想的执著追求，他始终认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主义，可以在自己的手中变成现实。不能说储安平是天真的，因为《观察》在他手中存在近三年时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成功的。储安平作为一个成功的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远没有为人们所认识，他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参与政治的一个成功实践者，储安平是一个在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上有过成功尝试的报人。
  《观察》的“报告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年终总结，而是充满灵性、富有思想和创见的报告，虽然它是就某一具体时期刊物的整个情况而言的，但在其中，可以感到一个自由灵魂的跳跃，他是自由的，他是没有任何束缚的，他可以讲自己想讲的话，努力把整个刊物的一切都详细报告读者，在报告书中，储安平每卷都做了极其认真的工作，他不仅统计了《观察》的读者分布，以地域分别报告，而且以行业分工为界，将《观察》的读者群详细地统计并报告给读者。
  从报告书中，不仅能够了解储安平本人的思想状况，而且通过他翔实公布的读者情况，可以深入了解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况。
  储安平在第一卷的报告书中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清醒而客观的评价。这种认识是他创办《观察》的基本前提，也是《观察》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基本保证。储安平认为，当时国内已经拥有一批广大的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也应当说话。他还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部分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在此判断上，储安平认定，　《观察》确应当是无党无派的，说话公平，所以能够得到广大知识界的支持。他认为像这样一种工作，有以全副精力努力的价值。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个刊物还可以鼓励一般自由思想学人出而说话，而他所以要提供这样一个说话的地方并鼓励大家说话，实是因为他深切相信，这种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当时中国的言论界实具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力量正为中国所极需。
  第一节　《观察》报告书的意义（2）
  储安平在第一卷报告书中始终强调《观察》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刊物，而自由思想的主要精神就是容许各人陈述各人意见，他认为目前最需要的是“自由”与“宽容”精神。储安平在整个《观察》时期，在言论的客观上，在识见的宽容上是有非常杰出表现的。《观察》的言论能够体现出自由知识分子的真正声音，与储安平的这种风度是分不开的。
  储安平自己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他有自己的基本原则，以这种原则为基准评论国是，同时他所做的又是一种言论工作，而非组党工作。在这种信念下，储安平对于热心组党的人颇有微词，他认为“在中国现行局面下，党派的林立徒然增加政治的紊乱”他很赞同当时张东荪在《士的使命》一文中的观点，那就是士的使命在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干政就是一种舆论的做法，而“执政”则是一种组党的做法。在此认识上，《观察》无意组党，所以没有具体主张，也无意去担任组训青年的工作。储安平想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
  储安平在报告书中显得很有风度，无论报告财务还是本社同人的福利都很坦诚，绝无遮遮掩掩。尤其是对于自己，要求更是严格。在报告书中，他还专门报告了自己在办《观察》时期的活动情况。他说：“在过去的半年中，本人从未参加任何政治的集会或活动。此事包括着两个原则：一、一个刊物要维持它超然的地位，这个刊物的编者必须是真正绝对超然的；二、我们这个刊物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这个刊物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理想，这个刊物绝不应成为编者个人活动的工具。大家支持这个刊物是为了要支持这一个理想，而非支持任何个人；任何个人都不该利用这个刊物以达到他为了他私人利欲的目的。”
  《观察》报告书所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