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的认识，我希望他不要专门想到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小圈圈，自己的一个阶级的既得利益；我们应该想一想一般的劳苦工农大众，他们过去是如何的一直被人踩在脚底下。他们现在是翻身了，他们是应该翻身的。至于在这过渡时期内，一切的缺点和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根据一时的缺点怀疑这次革命的意义。”
  复刊后的《观察》，就在如此情形之下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50年代初的储安平和过去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也还在写文章，但风格和过去迥然不同，他本来是一个写政论的好手，但现在只能写游记了。他还成了人大代表。这个储安平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储安平了。
  1956年6月28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有一个发言，题目是《南疆旅途见闻》。①而同时参加会议的罗隆基的发言却是《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那时罗隆基是森林工业部长，他却在发言中说：“今天我不谈森林工业有关的问题。今天我愿意就国家目前高级知识分子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了解和意见。”②
  第十一节　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4）
  反右之前的罗隆基还是比储安平敢说话。1956年，储安平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游记《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旅行记之一》。第二年，他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关于新疆的书：《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从这两本书中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个储安平了。
  第十二节　储安平在1957年
  1957年4月1日，《光明日报》党组撤销，储安平就任总编辑，这次重操旧业，对于储安平来说也是他这一生最后的一次机会。也许是他感觉到了胡乔木对他有好感，也许是他从别处得到了什么判断，他这次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本来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设想，可惜后来发生了变化，他只做了70多天的总编辑就离开了。6月8日，他因为在统战部的发言，而受到批判，他提出了辞职。11月12日，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
  储安平初到《光明日报》社的时候，精神很快就恢复到了1949年前的状态，也可以说他是压抑了好多年，这回应该出一出气了。他在报社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他还说：“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在1957年的夏天，储安平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他那留学英国的教育背景，许多年了，他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次既然让说，何不说个痛快。他在《光明日报》社就说过：“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他反对报纸报道工作，宣传政策，认为不必管什么政策。他认为：“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是报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他一再强调：“搞头条新闻，时间要争，质量可以少一点。”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那时储安平还说过：“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说过：“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
  储安平是在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的。“党天下”的说法并不是储安平的创造，30年代罗隆基就用这个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党在国上”这是那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看不过的。储安平的这个发言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有一点要试试看的味道。
  巴波在一篇文章中说：“储安平其人是善于思考的，又是大知识分子，见多识广。比如，他要在北京买一所房子，他理解北京要改造，要大发展。他问我，这房子要在什么地方才最保险，才不致因改造旧城而拆掉，我答复不出来。他说他买了白塔寺鲁迅故居近邻的一个院子安家。他说，鲁迅故居这个出名的老虎尾巴，决不会拆掉，那么他这个院子也就保险了。殊不知事情偏偏由于这是鲁迅故居而要造鲁迅纪念馆，动迁了他买的院子。而给他的房子条件太差，他心中颇有情绪，但又说不出口。当他握笔写‘党天下’这篇发言稿时，我正好坐在他办公桌对面。他说，他一再犹豫，冒不冒这风险，但他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个雅量。他是以这种心情发表了他的‘党天下’的言论的。”①
  1957年为了给储安平加重罪名，曾想把他在统战部上的发言说成是和罗隆基共谋的，但储安平从没有承认过，他只说自己可能受了罗隆基的影响。1957年7月7日，在九三学社一次批判储安平的会上，储安平对于他和罗隆基的关系是这样说的：“5月19日，我去看过罗隆基一次。”这次主要谈了《光明日报》的改版和调整新闻等问题。储安平还和罗隆基谈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如何在《光明日报》上体现出来。就是在这一次，罗隆基说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希望大家给毛主席提些意见。储安平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也坚持说：“我的发言稿没有送他看。错误应由我自己负责。但是受了他的影响。”②
  从这里可以看出储安平的个人品质，在1957年所有的右派检讨中，可以注意到储安平的检讨是极少涉及别人的，尤其是他同时代的朋友，对于那时右派的个人检讨，有的人就讲得非常具体，甚至还有细节，而储安平的检讨是抽象的，没有涉及别人。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当然符合他的自由主义理想，但也不是没有和别人商量，从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储安平的这个发言，很可能事先和梁漱溟说过。
  第十三节　储安平和梁漱溟
  梁漱溟是长储安平一辈的人，在储安平开始打天下的时候，梁漱溟已是知名的学者了。储安平比梁漱溟小17岁，但储安平这个人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是很能团结他的前辈和同时代朋友的，他一生的事业与他的这个特点密切相关。
  储安平开始办《观察》周刊的时候，在他的期待中是想把当时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都发挥出来，在前辈知识分子中，储安平特别信赖像胡适、傅斯年、陈衡哲、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人，尤其是张东荪和梁漱溟，整个《观察》时期，像他们那样年纪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他们那样笔勤的，经常给《观察》周刊写重要的文章。《观察》当时有78个人的名字是作为撰稿人一度每期印在封面下方的，梁漱溟虽然不在这个名单中，但他却是给《观察》写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当年像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许多人眼里是中间偏左的，他们是知识分子，但又直接介入了政治，尤其是在国共和谈期间，作为第三方面活跃的人物，他们一度曾不是学者的形象，而是政治活动家了，他们一生的荣辱都与此相关。
  储安平是1957年夏天才被迫退出新闻界的，此前他的两位前辈张东荪和梁漱溟都因为毛泽东的原因，而成为被批判的人了。也许储安平没有想到，他当年比较敬重的几个前辈，除走了的胡适和傅斯年等人外，命运也都不比自己好，而他们这些人之所以不见容于当时的环境，皆因身上的书生气太重。他们一直试图以言论来参与政治，最后又都因言论而获罪。过去知识分子当中，本来已培养起了一种用言论关心社会的风气，那时，在无论哪种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中，大家对用言论来关心社会的方式都是认同的，虽然观点可以不同，但对健康的舆论应该靠什么维持，彼此之间也是有共识的，正是由于他们早已习惯了在那种环境里说话的自由，所以这种气质在那些知识分子身上就很难一下子消失。张东荪未出事以前，就对叶笃义说过，我要保持我沉默的自由，而梁漱溟居然天真到要求毛泽东要有容人的雅量，还有陈寅恪、周炳琳等一大批从旧时代走来的知识分子，根本适应不了新的生活。适应了的知识分子不少，但历史正是由于那少数不适应的知识分子才使人觉得沉重。
  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初起的时候，梁漱溟就是一个比较硬的人，他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人不能不经过思考就轻易放弃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当时他的这种态度就受到远在美国的胡适的敬佩。在储安平的一生中，他早年倾心的多数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人，虽然50年代初储安平一度丢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为了能让《观察》尽快复刊，他曾被迫放弃了过去《观察》所追求的那些东西。从梁漱溟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和储安平的友谊是一直保持下来的，梁漱溟对储安平也很关心。他在《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一文中曾提起过和储安平的交往。他说：“解放战争时期，储安平主编《观察》杂志，曾发表过我所写的好几篇有关当时和谈的文章。储安平要求我把前后首尾的情节写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答允下来，且把书名定为《八年努力无功录》，大概得写好几十万字。不过，我当时正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所以没有功夫写他。”①
  50年代初，梁漱溟和储安平还常有书信往来，可惜这些书信今天不容易见到了。1951年5月7日，梁漱溟日记中记有：“收储赠《察》合订本全部，答谢一信。”1953年9月1日记有：“收学习会图书室送来《观察》两册。”②
  从梁漱溟和《观察》的关系中，可以说明他是很看重储安平的，1957年4月7日日记中说：“张歌今来谈同去广州事……张云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当时梁漱溟对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很赞赏的。1957年月5月31日的日记中说：“储安平　时事，特及于言论出版界情况。”
  梁漱溟日记中脱漏二字，但这二字从上下文看并不难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5月31日这个日期，因为第二天（即6月1日），储安平就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作了给毛主席周总理提点意见的发言。
  6月1日梁漱溟的日记空缺，难以了解他的感想了，但从他5月31日和储安平议论时事，谈及出版界的情况看，很可能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是征求过梁漱溟意见的，而以梁一惯敢言的性格推论，他是支持储安平说话的，这样想来，未尝不可以说，当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第十四节　储安平之死（1）
  1957年之后，储安平基本上就结束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涯，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再没有为人所注意。他成为右派之后，一直由九三学社管着，从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说还过得去，只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他成为右派之后，他的长子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和他脱离关系的声明，那时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平时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时过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还和他有些来往，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非常孤独的。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还是一个谜，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我曾和他的女儿说起过这件事，她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他是在北京一个地方跳河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说他是在青岛跳的海，也有人说他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几年还有人写文章说他没有死，而是在江苏某地一个山上当了和尚。这些说法，都是传说，没有一点文献材料为证。所以现在只能说，储安平是不知所终，我个人以储安平的个性和他的经历推断，他是有自杀可能的。他的小儿子，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一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女士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