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与愿违。从筹备时候算起，我已花了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稿费，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至十二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立孤苦撑持，以迄于今。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筝，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发展和稳固，我现在正着手计划第二卷的方针。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先生对于这个请求，自须加以考虑，不致轻诺。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难筹足），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后辈需要得到前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一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兹掬最大诚意，并坦率陈述一切，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二卷第一期写一篇文章（二月十五日前掷下），希望是个大题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并为号召。如何之处，伫候赐教。专肃，即请　大安后学储安平敬上一月二十一日，农历大除夕储安平对胡适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自觉联合，现没有见到胡适写给储安平的回信，在有关的胡适传记资料和他的书信日记中都没有发现胡适和储安平的联系。由此可以说胡适一生没有和《观察》发生过多的直接联系，但在精神上，储安平一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从储安平致胡适的信可以看出他对胡适的感情。
  储安平在给胡适写信之前，也给傅斯年写了信，陈述了他自己想在中国为培养自由主义而尽力的设想，傅斯年在《观察》时期，是前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为《观察》写过较多文章的人，他也给过储安平不少具体的建议。储安平在一封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手教奉悉，承赐鼓励，至为感激。一年以来，我们确是以全国来办此刊物，只是环境太难，我们只能以辛勤忍耐应之。先生所云《观察》语调缺乏共同性一点，我们也深切感到；并因这个原因，减少发言力量。我们应当有若干在基本观点及风度上相同的朋友，经常聚会，共同讨论发为文章，易生力量。《观察》非无基本的写稿人，只是南北分散，不易集中，其情形与昔日之《独立评论》完全不同，这是《观察》极大的弱点，而一时无法可设。”①储安平在创办《观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图就是要延续胡适和傅斯年他们的自由主义传统。储安平在年轻的时候，曾给鲁迅写过信，也寄过稿，那时他在思想上也许还是认同鲁迅的，但到他从光华毕业以后，他的思想就转到《新月》这批人一边来了。而且以后也没有再发生变化。虽然储安平对胡适非常尊敬，但胡适却始终没有给《观察》写过文章。那一时期，胡适许多重要的文章常发表在一家名为《独立时论》的杂志上，可能他对于储安平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
  笪移今在《大陆时期蒋经国周围的“进步人士”》中说：“我在离重庆前，写信给蒋，说我正在筹集资金准备回上海创办《观察》周刊（《观察》周刊创办人是储安平），希望他支持。他托游鲲送来两股资金。这件事，我按照他的意见，没有向任何人谈过蒋经国是《观察》的股东之一。”
  第七节《观察》时期（3）
  漆高儒对此评价说：“看笪这段文字，好像蒋经国先生是支持《观察》的，甚至送了‘两股资金’。我的看法，储安平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初期的言论是仿效大公报式，在分类上可以说是‘中间偏左’的刊物。在最初的执笔人之中还有胡适、叶公超、傅斯年、陈之迈、沙学浚、萧公权、顾翊群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坚决反共的学人，蒋经国送点钱给《观察》，能算是‘支持者’吗？这种支持与共产党又有什么关系？至于后来的《观察》变成中共的传声筒，把国民党说成百非而无一是，已经成为中共的外围文宣单位。”②
  第八节　在复旦
  抗战期间，复旦曾迁至重庆，那时储安平就到复旦做过讲演，1946年复旦迁回上海，储安平也应聘为复旦大学的教授。在《观察》时期，储安平的正式身份就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那时他在政治系和新闻系讲授《各国政府与政治》《比较宪法》《评论练习》，作家王火曾是他在复旦新闻系教过的学生，王火在《回忆储安平教授》中说：“储教授给我们上‘报刊评论写作课’时，除了讲授报刊评论之重要性和应当如何写评论之外，主要是通过让我们实践来取得认识和进步，也就是经常要我们练习写评论，由他命题作文。他不时将一些报刊上的社论、评论，包括《观察》上的论文，作为范例讲一讲他的体会，或综合评述一下习作中存在的优缺点；有时也将我们同学中他认为优秀的评论文章让大家当堂传阅。他对大家写的评论，并不在纸上进行批改，却有时采取同每个人进行个别谈话的方式对评论的优缺点进行讲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话原是杜甫这位大诗人写诗的体会。储教授借用来指导我们：写评论时如要出色动人，必须要有惊人的佳句，不能平淡无奇，不能用人家用滥了的意思和文句来写评论。记得他同我个别交谈我的评论文的优缺点也仅有一次，但因为是个别交谈，印象就较深。我记得谈话时，他仍强调了‘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个观点。此外他谈过论文应有长期存在的生命力，这要依靠学识，但评论既是评，还应有较强的时间性和针对性。他说他办《观察》和《客观》都是周刊，就是为了能及时评点国是，及时反映时局。”①
  储安平在复旦期间有过很多学生，他们后来成了中国新闻界的主要力量，张啸虎就是其中的一个。张啸虎1944年夏天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1948年他四年级时，被储安平邀请到《观察》杂志社工作，当时储安平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授。张啸虎曾写过一篇《忆储安平先生与〈观察〉周刊》的文章，他说：“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都重新活跃起来，每当我从报刊上读到他们的言论，通过荧屏重睹他们的面容，备感亲切和欣慰，但又往往涌起一点怅惘，不禁心中默念：安平老师，您到哪里去了呢？这几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储安平老师的文章，但究竟是‘怀念’还是‘悼念’呢？老是捉摸不定，因为我至今尚未确知他的下落，也不能断定他是否尚在人间。”①
  第九节　储安平受到的两次批评
  储安平在40年代末期因为创办了《观察》周刊，一时成为新闻人物，由于《观察》周刊的立场是自由主义，所以也受到了代表其他思想观点力量的批评。在那时的批评中有两次很引人注目。一次是署名土司的一篇《观察‘观察’储安平》，发表在《人物杂志三年选刊》上，一次是署名萧源的《一个〈观察〉的读者观察储安平》，发表在当时南京出版的一家名为《正论》的周刊上。这两篇文章虽然代表的立场不同，但在对储安平的批评上大体是一致的，就是认为自由主义的立场很虚伪，土司在文章中说：“‘自由分子’正同非自由分子一样，也有各式各种，但安平教授这种含混暧昧的‘自由’，作个不好听的比喻，好像是摩登太太小姐们所不离身的法宝，用来涂口红的镜子，两面皆可用，对‘高级政界’反映出一副嘴脸，对‘我们自由分子’反映出一副势态，面对于‘数以万计的读者’则仍然是好的市招。”②
  萧源则完全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说话，他认为储安平和他的《观察》纯粹是给政府添乱，他质问道：“今日储安平所得意者，以为在课堂内能够骗得几个学生对他喝彩，便认定‘民心已归’，可以纵横宇宙一下了，其实古来从事祸国殃民工作者，有几个达到了他的目的？自己以为不凡，骂张责李，究竟自己做出了几件有利民众的事？常常骂政府不能容纳异己，但在现政府之下，还可以见几个与政府主义不同的党派公开活动，通行无阻，并没有驱之于所管辖地区之外，而储安平弄了一个《观察》周刊，口虽在叫‘容纳不同意见’，‘尊重个人独立发言’，但《大公报》在自己的地盘内讲话，就遭到储安平的无情臭骂，如果《大公报》那主笔先生不幸而参加《观察》周刊作事，储安平还不立刻撤他的职么？假如储安平为今日中国执政者，还会允许旁人有自由发言的余地？还会允许有不同自己主义的党派存在？尽管话说得如何漂亮，文章写得如何的流利，嘴如何的会讲，事实还是事实，真理还是真理，丝毫不可以蒙混”。文章甚至认为“储安平作孽的事实太多，举不胜举”。①
  《正论》在发表了萧源文章之后，还在第2期上发表了署名王萌和缪玉明的两封读者来信，以支持萧源的观点。当时的《中华时报》上也有过一篇《储安平的进步》，可惜笔者没有见到。
  第十节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1）
  1929年初，当胡适在《新月》杂志上进行人权与约法论争时，储安平还是一个20岁的青年，虽然那次他没有卷入这场论战，但《新月》及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个文学青年，但由于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向往，15年后，作为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活动阶段：《观察》时期。1946春天，储安平匆匆搁下在重庆办了约半年的《客观》周刊，奔赴上海筹划《观察》的出版。这时的储安平从年龄上看，正是38岁，精力充沛，已经成为一个满怀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这时的储安平，已经从英国留学归来，思想深受着费边主义的重要人物拉斯基的影响。整个抗战期间，他在湖南、在重庆分别做过报纸主笔，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到来，使正在壮年时期的储安平开始一展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以言论政，靠言论的力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我们平日的职业，就是议论政事。”②与储安平抗战期间一起办报的冯英子曾回忆说，储安平一生对办报办刊有极高的热情，他一直想办一张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冯英子这样评价：“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当别人在引蛇出洞时，他却自投罗网，竟以身殉，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①
  五四以后，凡信奉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一般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可以理解为不仅是抽象地理解西方的社会制度，而且有直接生活的体验），二是年轻时期对文学有高度热情（可以理解为对人生、对社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三是在文学之外有相对稳定的专业（可以理解为他们不是空发议论的政客），四是在政治上追求欧美的政治制度，在精神上信奉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可以理解为他们设身处地地比较过两种制度的差异后作出的选择）。
  由于这样的特征，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特别容易联合的条件。40年代执著于自由主义理想的青年一代，早期都或多或少地与胡适有过各种各样的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