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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安平的散文那么诗意葱茏，也应他深挚地领悟到了生命就像“一条河流般的忧郁”。储安平的这篇题目《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的散文，以缪塞那种“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式的语气抒述着从人生的流处知和悟解到的愁绪和苦况：因为“太聪明”，“感受力”太强，便深深地体验到“一天到晚完全在幻灭和空虚里呼吸着”的“痛楚”；但他写散文绝不是为了诉苦，而是为了表现他在这种人生况味中所感悟到的忧郁之美：“人生就是那样的Sentimental……忧郁像一条河流般在我心头流过。”正是这种感伤和忧郁的甜蜜使得他虽备尝人生愁苦却又感恋着人生。《在豁蒙楼暮色》一文中，储安平更以一种灿烂的诗思表述了这种绅士的悟美感恋心性：他从南京的鸡鸣寺看到了“幻想中”的海光暮色，湖面被远山背后的反光照耀得“加倍平软，加倍清新，同时又加重惨白”，“纵然天地立刻将成黑暗，但果能在黑暗前有这样一次美丽的夕光，则虽将陷入黑暗，似亦心甘。”似乎那一缕美丽的夕光便能补偿黑暗天地所造成的各种人生缺憾，似乎人生的各种意蕴都能被那清新的惨白之美包容无疑。②
  第三节　早年的文学活动（2）
  1936年开明书店还出版过储安平的一本《给弟弟们的信》，也是一册散文集。在储安平离开中国前往英国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写过一些散文，大体是怀人和抒情的。梁实秋在《新月散文选》的序言中说过：“《新月》的散文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五十年前有一伙人所写的散文就是这个样子。”而储安平就是这一伙人中的一个，虽然比他的前辈徐志摩、梁实秋等写得少了些，但在《新月》晚期，储安平的散文确实是代表了较为典型的《新月》散文的风格的，这一点值得研究中国现代散文的人注意。
  1935年11月，储安平主编的文学杂志《文学时代》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印刷发行。其时储安平大学刚毕业，时年26岁。《文学时代》是一本纯文学的刊物，一共出了六期，常在上面写文章的有老舍、张天翼、王统照、郁达夫、田汉、宗白华、臧克家、梁宗岱、陈梦家、余上沅等，均为一时之选，可见储安平在编辑方面的才干。储安平在1936年去英国采访，刊物也就停了。
  储安平曾说：“这年头：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真是没办法维持的。我们虽只出了六期，可是所经的苦乐，简直出乎意料。最后一期的印行，更有许多困难，这困难我们不想诉说了；只有一句话可以对大家说，那便是所有的困难给了我们一种更大的决心去努力将来。”
  储安平后来一度做过《中央日报》文学副刊的主笔。抗战军兴，随报馆迁往长沙。曾和冯英子先生一起在《中国晨报》共事。
  第四节　在湘西
  储安平从英国回来后已是抗战时期，大约1940年，他到了湖南，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很少见到什么文字材料。那时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负责的是过去光华的教育系主任廖世承先生，他聘了许多光华的毕业生到那里去，储安平的湘西之行可能与此有关。
  湘西时期，是储安平一生在写作上较有收获的时期，他后来的两本著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在《英国采风录》的自序中说：“本书作于自长沙失守至桂林沦陷这几个月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在这几个月中，他及他数以百计的同事，大都将整天的精力花费在日常的饮食琐事之上，心情因局势的动荡极不安定。然而在那种混乱、困顿、几乎无所依归的生活中，有时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以维持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著作因于离乱之中，每日舒卷濡笔，稍事记述；当他所执教的学院西迁粗绪勉可复课时，他虽随作随辍，终亦写成了十章。”
  在这之前，他还在俞颂华做总编辑的科学书店出版了一本根据他在蓝田师院的演讲整理成的书稿《英国与印度》。他在蓝田师院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那时每逢周会，教授们都要轮流演讲，轮到储安平演讲时，据说“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拍多少次掌。”①
  在蓝田师院时，储安平刚刚32岁，他和许多知名的教授结下了友谊，这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客观》和《观察》杂志的撰稿人，比如钱钟书、高觉敷、邹文海等。
  第五节　在重庆（1）
  储安平在重庆的重要活动有两事可记，那时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1940年，政校的一批教授曾组织过一个名为“渝社”的社团，为首的是周子亚教授，他当年在政校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还有经济方面的课程。参加的人有储安平、沈昌焕、黄尧和陈纪滢。最初有一二十人，后来只有六七人了，因为是学术性的，所以他们只重倾谈，而没有大量吸收社员。储安平那时是《中央日报》的主笔，陈纪滢回忆储安平时说“曾留英，人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头脑清晰。”②中央政校当时在重庆南温泉，“渝社”的成员曾以“未来中国的前途”为题进行过两次讨论，当时他们对国共两面都有很清晰的评价，那时候他们这批人都在35岁以下，虽然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经验和理论，但天真的想法还是免不了的。陈纪滢多少年后回忆起他当年在重庆的生活时说：“但天真的想法，总不能与事实和发展齐驱。就是对‘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谁又料得到呢？我们只判断日本是败定了，怎么个败法谁也不知道。对于苏俄于战后将怎样对待中共与怎样对待国民政府，我们那时毋宁看它对我政府不会太坏。后来证明事前的看法与事后的距离相隔太远，而且出乎意料的事情往往很多。所以嗣后对于一些政论家的预见，也只能聊备一格，仅作参考而已。”①这两次讨论可能储安平都参加了，他后来在办《客观》和《观察》两个周刊时，对于中国未来的前途有过许多想法，这些想法，与当年在“渝社”的争论是有联系的。储安平在重庆时曾参加过文协，那时他在《中央日报》，文协中有他过去的许多朋友，如老舍、张天翼等人。②孙陵在《我熟悉的三十年代作家》中有一篇“记田汉”。其中说：“田汉这时正在贵阳图书馆，负责照料撤退文化人。我找到他，则好有两位记者先生在那里，一位是贵阳中央日报储君，一位是大刚报黄君，我们从不认识，他们的热情我永不敢忘记。记者先生是喜欢问名道姓的，一听是我，黄君立即掏腰包，倾其所有赠送了我。我记得是将近三千元法币的样子。储君保管着一笔云南文协汇到的款子，指定专救助桂林退出的文协会员。”③这个储君的经历很像是储安平，因为储安平和田汉也是好友，他曾在《中央日报·文学周刊》写过一篇《记田汉先生》的文章。储安平在重庆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创办了《客观》周刊。
  40年代晚期，中国有三家名为《客观》的杂志，分别是上海《客观》半月刊，代表人贾开基。广州《客观》半月刊，发行人兼主编凌维素。重庆《客观》周刊，张稚琴为发行人，主编储安平，编辑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客观》周刊的编辑除聂绀弩外，后来都成了《观察》周刊的撰稿人。关于重庆《客观》周刊的由来，储安平曾说：“在三十四年冬天，我们有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六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六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十月八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四个星期的筹备时间。”①《客观》周刊共出了17期。停刊的主要原因，据储安平讲是：“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
  冯英子回忆说：“《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办一份《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储安平以支持。”②储安平是1946年春天离开重庆的，他实际上只主编了12期《客观》周刊，从第13期起，改由吴世昌编，所以《客观》周刊的“客观一周”专栏，从13期起即为吴世昌所撰。据储安平在一则告别读者的简讯中说，《客观》原定在重庆出版12期。当时他们以为1946年春天，政局会发生大的变化，估计《客观》出不到12期政治重心即要东移。可事情出乎他们预料，12期出满后，政治局面还在高速变化中，虽然储安平已决定离开重庆，但为不使《客观》中断，所以将编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吴世昌。③给《客观》撰稿的人，后来多数成了《观察》的撰稿人，《客观》在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影响，《观察》后来的许多读者也是由《客观》而来的。以储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观》能成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他说过：“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致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①
  第五节　在重庆（2）
  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同时也说明凡在《客观》发表的文字也不一定为编者所同意。储安平的这种风度丝毫未变地带到了《观察》中，《观察》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和拥有广大的读者，与储安平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立场有极大关系，他是在充分尊重每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寻求基本立场的一致性，至于思想的自由，他是充分予以尊重的。
  储安平回到上海后，很快即投入到《观察》的筹备中。不久他要创办《观察》的消息就已传开。据当时出版的《上海文化》记载：“伍启元编《观察》周刊定于9月1日出版”。②
  虽然误将储安平说成伍启元，但可以看出《观察》已引起上海文化界的注意。不久同一刊物又有消息说：“储安平为主持《观察》周刊，辞去一切职务，并对于撰稿人及到沪者一律负招待之责。”
  储安平对办好《观察》充满信心，《观察》的栏目设立，基本上延续了《客观》的风格，只是没有了像“《客观》一周”这样简短的时评专栏。《客观》的这个专栏，前12期都由储安平执笔撰写（第6期为吴世昌撰稿）。
  第六节　储安平的《客观》政论
  抗战胜利后，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有过一个短暂的兴奋时期，这时国内出现了很多周刊，充分表明了多数知识分子希望国家能在和平的局面中走上健康的民主道路，他们纷纷创办刊物阐述自己对国事的看法，储安平在张稚琴的帮助下，创办了《客观》周刊。这一时期，他以“安平”署名，为《客观》撰写“客观一周”专栏文章。这些文章是储安平思想成熟时期的产物，他后来为《观察》撰写大量政论文章的思想，都在《客观》专栏文章中流露过，他著名的《中国的政局》一文的思想在《客观》时期已有雏形。
  综合起来看，储安平《客观》政论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对国民党的评价，二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三对美国的态度，四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