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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春天，开复过完11岁生日之后不久，大哥从美国回来，看到这孩子在如此严厉的管教之下读书，整天被试卷和成绩单包围着，没有时间出去玩，也没有朋友，承受着升学的压力，千辛万苦拿回一个好分数，也不知道学的东西有没有用处，忍不住说：
  〃这样下去，考上大学也没用。不如跟我到美国去吧。〃
  母亲从没去过美国，她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但却出奇地保留了一份开明的天性。现在，这位循规蹈矩、一丝不苟的母亲，居然决定给儿子一片自由的天地。
  那一天，母亲把手放在儿子的头上，对他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很多了不起的人都出在那里。你就到那里去吧。〃
  开复敬畏地看着母亲。她是个独裁的、严厉的女人，信奉传统的中国式教育。但是现在，她居然让他自由，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她了解自己的儿子，明白大洋那边有他的未来，明白他的儿子是属于全世界的。
  最优秀的人都应该属于全世界，这本来就是这个女人的信念。
  多年以后，如同妈妈期待的那样，儿子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闲下来的时候回首往事，他就〃特别感谢母亲虽然这么严厉，却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了我自由。〃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确立第二个观念：你不仅仅属于你的父母，你属于整个世界。
  父亲的遗产
  看到父亲多年来的工作，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儿子为什么能把那么多智慧和激情投入到学业中去。事实上，父亲对儿子的影响还不只这些。
  开复成年以后，试图把对父亲的零星回忆编织起来，发现父亲和自己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而且“他非常不爱讲话，只是埋头写他的东西。”
  童年的时候，开复每天晚上都会去父亲的书房，看他伏案写作。那个男人个子不算高，寡言少语，平和从容，难得一笑，即使高兴的时候，也只是把一丝淡淡的笑容挂在嘴角上。可是父亲的笔似乎永远也不会停下来，那里面流淌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激情。开复还小，看不懂其中奥妙，但却已经感觉到，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支撑着父亲，这让他好奇极了。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父母的影响力通常不是看他们说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什么。在开复的心目中，父亲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给他留下经久不褪的烙印。多年以后回想当日情景，他渐渐明白是父亲为他上了宝贵的第一课，给了他第一个人生启示。那并不是父亲的成就，而是父亲的品行。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说：“父亲的成就是儿子最大的荣耀；儿子的善行是父亲最大的骄傲。”可是在这个家庭，无论父亲还是儿子，始终把品行当作为人处世的第一要务。很多年以后，开复已成为世人瞩目的计算机科学家，才华出众，但他仍然认为一个人的最重要的素质不是智力，而是品格。有一次他和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在电视上讨论学生的素质，后者把“人品”排列在“智力”之后，这让他极为震惊，结果导致了一场公开的辩论。他对于人的品格的认真和执著，甚至让电视机前的那些中国学生也有些惊讶。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家庭有一份最重要的遗产，它来自他的父亲。
  父亲工作的时候相当专注。每天清晨，他总是以一个60多岁的老人所能具有的最快的速度开始工作。他对桌子上的稿纸和资料几近疼爱，堆得越高越是混乱，他就越是兴奋，甚至常常对着桌子说些旁人听不懂的话。每当他写完一本书，长长地抒出一口气来，开复就会走过去，偷偷看看父亲写了些什么。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刘少奇传》、另一本叫《林彪评传》、还有《邓小平传》和《周恩来传》。对一个刚刚上学、又完全没有大陆生活经验的小男孩儿来说，要理解这些东西是困难的。他只觉得父亲脑子里面的世界是那样宽广多彩，无边无际，一直伸向遥远的地方。
  他会偷偷地伸手触摸父亲写下的文字。就在那个房间里，他第一次看到爸爸最珍爱的那个条幅，并且认识了上面的字。字是钱穆写的，苍劲而又从容：
  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
  当年父亲的朋友看了，都说这就是父亲；后来儿子的同事看了，又说这就是儿子。李开复自己说，第一句像他，但第二句的境界，他与父亲比起来还差得远。也许他真的是一半像父亲，一半像自己。可是你无论怎样看待这幅对联的含义，都可以感受到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力。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年轻人的禀性和思想虽然叫你觉得新奇，其实都是几代人延续和发展的结果。在他们的身上，有着他们父辈的深深的烙印。
  当年父亲为官一场，却又厌恶官场风尚。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政权顷刻瓦解，他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对政治也已彻底失望。他辞官回家，拼命写作。他是那种少有的出身官场又没有沾染上官场恶习的人，拥有独立的精神，而且坚持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率真坦然，既不附势，也不媚俗。他热衷于写作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时候台湾海峡两岸势不两立，没有政治往来，没有经济往来，连民间往来也没有。台湾没有大陆的访问团。大陆这一边也是一样，没有台湾游客，没有台湾企业，也没有台湾人的投资者。警察公开监视那些在台湾有亲友的人，说他们有“特务之嫌”。大陆的报纸上总是说“解放台湾”。台湾的报纸上总是说“反攻大陆”，吹嘘“蒋总统”多么英明，或者诅咒大陆是“共匪”。两岸都在自己的孩子中间培养着敌意，但开复的父亲是个例外，他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也从来不在儿子面前贬损大陆。事实上，父亲对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有着很深的了解，晚年陆续写出书籍，几乎全部牵涉共产党的领袖，却从来不肯按照台湾当局的要求把“中共”改成“共匪”。他本性孤傲，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总是说，做人应该秉公周正，每个国家每个政党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他就是以这样的观点来评价海峡两岸的是是非非。所以他的大部分著作在台湾和大陆都不能容纳，只有香港肯出版。但这些事情都是开复长大之后才能悟出的。至于当时，开复只是在奇怪，父亲为什么只是不停地写作却从来不肯拿去出版？
  开复11岁那年，家里多了一个话题，那就是该不该让这孩子到美国读书。当时这个又矮又瘦的男孩儿完全不能理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父亲出面阻止，他一定会很乐意地留在父亲身边，但是父亲什么也没有说。父亲从来不肯说出对这个儿子有什么期望，现在只是平静地看着儿子从他身边离开。
  儿子就这样离开了父亲，越过浩瀚的太平洋到达异国。大多数孩子都有一种心理倾向，离父母越是遥远也就越是在内心深处激发起对父母的依恋，开复也是一样。闲下来的时候，他忍不住向着东方遥望，他能感觉到他的家，感觉到母亲在他耳边絮叨，但却怎么也听不到父亲的声音。h　t　t　p　：　/　/　hi。　baidu　　/云　深　无　迹
  不过，父亲的形象仍旧在他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后来说，“在美国上中学的时候，只是想跟着父亲的路子走，因为我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像这样发自内心的交流，在这一对父子之间很少发生。就像很多父子一样，他们也有太多的情感和太多的话放在心里，想要告诉对方却又始终不肯开口，也不敢猜测对方外表之下的真实想法，结果是，彼此都觉得越来越远，直到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才忽然发现原来父子之间竟是如此心心相印。
  到了1990年，在离开大陆40年之后，父亲终于有机会回到家乡四川。这是“很震撼的一次旅行。回来后情绪久久不能平复。”回到台湾的那个晚上，81岁的老人把自己在大陆拍的照片取出，令家人观看，指出哪个是祖母之坟，哪个是家乡的文殊院。又交代家人，在他去世后一定要将他的骨灰送回家去，葬于祖母身边。最后取出一方石印，那是四川一位金石篆刻家送他的纪念。老人默默诵吟石印上的诗文，及至念到“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时候，不禁失声。
  这一切都是妈妈在电话中告诉开复的，那时候开复正在卡耐基梅隆大学，为了突破他的语音识别技术，昼夜苦读，根本没有机会回到台湾去看望父亲。儿子和父亲一直依靠电话保持着联系，直到1994年的那天清晨，电话铃声响起，这一次不是父亲，他听到了姐姐的声音，在心底感到一阵颤抖。姐姐用她最伤感、最沉静、最温和的声音告诉他，说他再也不能和父亲通电话了。
  父亲终于病逝的时候，面容安详，嘴角带着微笑，但所有家人都明白，在他的内心深处必定留下极大遗憾。他在弥留之际曾经告诉儿女，他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来到海边，在一块石头上捡到一方白纸，上面写着：“中华之恋。”还说，他有一个计划竟然不能实现，那就是再写一本书，书名叫做《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当然他也把他最珍爱的东西遗传开复，表明他在多少年以前就对儿子有着巨大的期待。父亲的遗产就是那十个字：“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
  拿着这条幅的时候，开复感觉到父亲的力量。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孤单的人，同时也是最富有的人。此后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把它带在身边。回到中国的时候挂在他家的墙上，回到美国的时候仍然挂在他家的墙上。回想过去种种，还有以后的路，他渐渐明白，父亲是在用他自己为儿子作榜样，用一种无声的权威指引儿子的未来。父亲的品格丰富了儿子的生命，而儿子的品格则是父亲生命的延续。这与智慧无关，与财富无关，与权势无关。
  王咏刚书评：成功是一个谜
  人民出自版社　李开复
  王咏刚，2005年9月
  读了本关于成功的书，有了些关于成功的想法，就随手写几行关于成功的文字罢。　书名叫《做最好的你自己》，乍一看像是朋友之间用于勉励的极平常的一句话，听来就像“加油”或者“好小子，有你的”那么自然，亲切，但细品起来，这书名倒仿佛是蕴涵了蛮深刻的道理：谁都渴望成功，但似乎谁都摸不准成功的脉络；与其裹挟在追逐成功的大军里茫然前行，还不如冷静下来，自己跟自己比上一比——最近耐克找刘翔做的那个自己跟自己抬杠、自己非要超越自己的广告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说来也是，许多人天天嚷着要成功，但并没有多少人仔细想过究竟什么才是成功。也许有人一心想在《财富》杂志的富豪排行榜与成功花名册之间划上等号。但他们也许忘了，“成功”里的“功”字自古就当“事业”、“功绩”讲，好像还没有哪朝哪代为它强加过“金钱”的义项。更何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成功的标准自然也该异彩纷呈才对。水泊梁山里英雄好汉们的成功是先过上几年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快活日子，然后再体面地被朝廷招安，挣得个封妻荫子、有功名、有资历、退休了还有养老金可领的后半辈子；大观圆里袭人姐姐的成功是真有哪天佛祖保佑，自己一番“情切切”的软语温言可以让宝玉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尊重老师、孝敬父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好孩子；在一个亲近自然的摄影师看来，成功也许不过是在一个寒冷的清晨幸运地捕捉到了麦草尖端一滴孤独而美丽的露珠；但在一个正宗“玉米”的眼中，恐怕再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冲上超女舞台和李宇春来个超级拥吻更有成功意味了……
  有人可能会说，像这样弱化成功标准、强调多元化成功的做法属于不折不扣的折中派，即便算不上混淆视听，也大抵有浑水摸鱼的意思在里面。也难怪，一元化的成功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把握，无论是规则的制定者、标准的卫护者还是缺少发言权的可怜的受教育者，大家都习惯于在惟一一个貌似权威、精密的成功标尺面前唯唯诺诺、按部就班。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千年前那些拼得悬梁刺股也要谋个金榜题名的秀才举子们在对一元化成功的笃信程度上并不比今天那些开口“创业”、“上市”，闭口“融资”、“套现”的年轻人落后多少。尽管这种崇尚人云亦云和随波逐流的成功法则可以轻易将人们头脑里仅存的一点儿“异想天开”消弭殆尽，但我却对它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深表忧虑：如果年轻人真的被类似的思潮同化成大批在“思想”乃至“理想”上一般无二的“克隆人”，我们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