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共：这些话，永远藏在你我肚子里？
  龙　头：也不一定，也许有朝一日，譬如说我死了、你死了，说出来也不妨。
  余三共：本来以为你年纪大，会先死，现在我判了死刑，munistfirst了。
  龙　头；三共啊，两眼对紧我看，我也对紧你（四目互对），让我好好看看你（慢慢点头）。对了，一点都没错（又点着头）。
  余三共：干嘛这样仔细看我，龙头在相面吗？
  龙　头：就算是吧，三共啊，愈看你愈像末代的“古典共产党”，你们这票人走了，这种共产党就绝种了。
  余三共：龙头这是什么话！以中国共产党来说，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呢，怎么我就是末代的了，单从年龄上算，比我年轻的共产党员就不知有多少呢！
  龙　头：你弄拧了我的意思，我指的末代共产党是“古典共产党”。古典共产党的特色是赤手空拳起来革命，跟反革命的恶势力对干，前仆后继、之死靡它、坐穿牢底、横尸法场，千万人头落地以后，共产党当家作主了，再经过多少年的磨合期，搞不好又千万人头落地了，最后终于休生养息了，不乱斗了、不盲动了，那时候的共产党，是在大千世界中与资本主义世界既联合又斗争、与第三世界又联合又友好的共产党，可叫它做“圣之时者的共产党”。崇拜孔子的人说，孔子圣之时者，就是他是圣人，但却不是教条主义的圣人，而是与时俱进、与时代俱进、抓住时代又带动时代的圣人。既然圣人才做得好共产党，所以今之圣人就不再是当年革命狂的圣人了，还要革谁的命，革蒋介石吗？革国民党吗？蒋介石已经灰飞烟灭了，国民党已经五点钟下班了，这些反革命的人和党，他们已经像是沉船前的漩渦，“圣之时者的共产党”，绝不把大好青春浪费在他们身上。
  余三共：你说我们是“古典共产党”，并且还是末代的；“圣之时者的共产党”才是举国努力的，相对说起来，我们是古典的，他们才是摩登的了？
  龙　头：是的，“圣之时者的共产党”就是“摩登共产党”，他们献身，但是不做烈士；他们拚命，但是不与子偕亡；他们也会马克斯一下，但那只是一下，马克斯的精神和心愿是好的，方法吗？世界革命也好，世界解放也罢，可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才行，靠十九世纪的一个仙人是不够了。因为资本家也不是十九世纪的了，他们比马克斯眼中的资本家坏多了、复杂多了。过去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总是杀人越货，今后的呢？他们杀人不见血、越货不露白，吃你吐出骨头，可是你只是皮包骨了。最后你像是非洲人，今天资本家无须从非洲运黑奴去剥削了，不是吗？那种老式的剥削方法，早都落伍了，黑人都不要了，谁还要黑奴呢？
  余三共：（无奈）龙头是说，我们在岛上，除了落伍，什么都不是了？连你政治犯都落伍了？连做共产党都落伍了？
  龙　头：不是吗？三共，不是吗？易卜生笔下《人民公敌》中的斯铎曼医生，他的见解比一般人超出十年。易卜生自我评估说：“但等他们跟到那一境界的时候，我早就不在那儿了，我又更进一步了。我希望我总是朝前走了。”如今，海峡对岸的“现代共产党”总是朝前走了，我们呢？我们关在国民党的牢里做“古典共产党”，和国民党五十公尺以内大眼对小眼。但是，跑五十公尺就心满意足等待奖品和掌声的人，不会理解跑万米的、跑马拉松的心胸与抱负。两者有共同的起点，但却有不同的终点。古希腊爱国者菲迪浦底斯Pheidippides在为第一次马拉松跑死时，他生命的终点也正是他理想的终点。超人一等总是孤单的，孤单永不停止，但他“总是朝前走了”。海峡对岸的“现代共产党”在跑马拉松，但他们不跑死自己，可是我们呢？我们说不定跑了五十公尺就做了烈士。我们以为和希腊选手一样，生命的终点正是理想的终点，错了，成功是检验一切的标准，除了一点以外，我们失败了。
  余三共：（好奇）除了那一点？
  龙　头：除了做“烈士”那一点以外。假设，纯假设，三个月后，复判下来，你的死刑确定了，你一生的成就是什么？是两个字，“烈士”，可以加上许多形容词，勇敢的、从容的、伟大的、光荣的、杀身成仁的、视死如归的，不论怎么加，你被一个江河日下、日薄西山的老人政权给宰了，从某些角度看，多可惜呀！多不值得呀！真正应该做的你，不是在这个岛上，而是在大陆，那大过这小岛二百六十六倍的大陆，在大陆，去参加那个建设祖国的使命，即使是做个工人也好、做个农人也好、扫个地也好，但在台湾能做什么？只能轻则坐牢，重则做“烈士”，这就是我感觉的可惜。
  三共：（疑惑）那就是说，在这岛上是无可为了？包括做“烈士”？
  龙　头：不对，做“烈士”这行，是永远可为的，因为它本身的意义就是自足的、不证自明的。想想看，在世风日下的时候、在世风变化的时候，抛头颅洒热血的“古典共产党”已经变成骨董了，在全中国大陆都没有了，只有在中国东方的小岛上居然还有几个。不但是“古典共产党”，还碰到古典的反革命要抓他们杀他们，这不是最值得留下的历史画面吗？最令人怀念回想的结局吗？将来这间十一号囚房，说不定像英国“伦敦塔”一样，变成观光胜地，导游会说某年某月某一天，末代的“古典共产党”余三共等人曾囚于此，并从此房带赴刑场处决呢！只是作为古迹，这里太丑了，比起伦敦塔来万分之一都不如，台湾没有文化，连囚房都不够看。
  余三共：（苦笑）龙头你没出过国，你知道伦敦塔漂亮？
  龙　头：我神游过全世界，从书里，我间接知道一切。
  余三共：无须直接？
  龙　头：直接的求知方法太费时间，也太笨了，你不能登上月球看地球，你没有太空人那种机会；你也不能登上圣母峰看西藏，你没有登山家那种体力。
  余三共：可是去伦敦塔则不然。
  龙　头：能说我没去过吗？我可以向你描写其中的有名囚犯拉利爵士SirWalter　Raleigh，哦，他不是关在伦敦塔中最西边中央那一间柏恰塔Beauchamp　Tower吗？他被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一关就十三年呢，后来放了又“二进宫”，最后不免一死。最气派的，是他死得极为漂亮、洒脱、从容，还开玩笑呢。
  余三共：（好奇）怎么跟死开玩笑？
  龙　头：我背一段英文的记载给你听：“Uponhis　return　to　England；　he　was　sentenced　to　death　for　disobeying　orders。　Raleighmet　his　fate　calmly。　He　joked　with　the　executioner；　and　even　gave　the　signalfor　the　ax　to　fall。。。”作者写他临死时候，还跟刽子手开玩笑，还下达指令，赞美那把斧头呢！
  余三共：真死得漂亮！全世界的死，尤其凶杀，没有人比得上他了吧？
  龙　头：中国的金圣叹，明末清初的才子，也是这票死得漂亮的人物。他死前还笑着赞美好吃的东西，一个说法是他头被砍下的一刹那，他嘴巴中还赞美了一句：“好快刀！”有趣的是，拉利死在十七世纪的一六一八年，金圣叹那时只有十一岁，金圣叹在拉利死后四十三年死去，两个还算同时代的人呢。
  余三共：金圣叹死得那么漂亮，和他有深厚的书本基础不无关系吧？
  龙　头：他写过一部《唱经堂才子书》。但是拉利在牢里也写过一部《世界史》TheHistory　of　the　World。这部《世界史》是他第一次被判死刑在牢里十三年时写的，可见拉利不但也有深厚的书本基础，还有着丰富的戴着死刑帽子的经验基础。难怪他绝不怕死。
  余三共：龙头怕死吗？
  龙　头：视情况而定，基本上是讨厌死的，但是有时候“千古艰难唯一死”，希望能死得像明朝的末代王孙宁靖王朱术桂一样。
  余三共：龙头当然知道我不知道谁是这位末代王孙，不是吗？
  龙　头：这要历史学得很深很深的人才知道。明朝亡在第十六代皇帝明思宗，快亡的时候，明朝远房的一个贵族，叫朱术桂，他是明朝第五代皇帝明宣宗的后代，他逃出来了，追随郑成功的儿子到了台湾，在台湾赤嵌楼附近设了一个公馆，后来郑成功的第三代当家了，要向清朝投降了，朱术桂认为他是明朝末代贵族，他宁愿殉国，不愿投降。那时他的太太早死了，剩下五个姨太太。五个姨太太对他说，她们愿意先死给他看，“妾等先死以候殿下。”于是，她们就先集体上吊了。朱术桂这时六十二岁，他向历代祖宗牌位磕了头，向郑成功的第三代道了谢，最后也上吊而死。我觉得这种死法很坦然，因为先有五个小老婆垫底，谁还怕死呢？
  余三共：这样有人打前站，真的死没什么可怕了。
  龙　头：这种死，死得好古典，“古典末代王孙”之死。只是你们“古典共产党”没这种福气，你们不但没五个小老婆，一个也没有；不但小老婆一个也没有，连大老婆一个也没有。
  余三共：（苦笑）看来要古典，也要做“古典末代王孙”，不要做“古典共产党”了。
  龙　头：谁说不是呢？古典比现代有味道多了，在男女关系上尤其如此。古典的男人为美女作战，你特洛伊之战，为了美女海伦，现代男人再也没有这么浪漫了。但我承认共产主义有它浪漫的特色，也是它的优点之一，为共产主义牺牲，有时不下于为美女牺牲。
  余三共：（忽然若有所悟）不过，如果为了共产主义而牺牲美女的时候，又怎么办？（突然焦虑）又怎么办？
  龙　头：（疑惑）这两者有冲突吗？有冲突必要吗？
  余三共：如果有呢？如果你面临只有一个选项呢？
  龙　头：可以不选吗？
  余三共：不可以，一定要选。
  龙　头：（猛然若有所思）……要让我想一想，再答复你。
  余三共：（有点失望）好吧，没想到龙头被我难住了。
  龙　头：就算暂时被难住吧。问题还是回到古典与现代吧。
  余三共：两者该是“萧条异代不同时”吧？
  龙　头：不见得。我们维系的许多信仰，对愈来愈年轻的现代，我们愈来愈古典了，我们活在现代，却看起来就像美国加州那些“世界爷”GiantSequoias，那些三四千年的老树，它们是来自过去的活骨董，大家欣赏它们、保护它们，它们虽活到现在，其实却属于古代——它们跟人们同时而不同代。
  余三共：“同时而不同代”？这个观念倒有点新。请问在道德上，也是生物现象吗？
  龙　头：是的，道德是一种有机体，道德也会生老病死。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道德项目，尽管活在书中——像“世界爷”活在加州，其实已跟我们同时而不同代了。我从道德项目中找一个“对敌人的道德”做例子。中国古代的名射手子濯孺子，侵略到卫国，卫国派人追他。他跟副官说：“今天我病了，没法射箭，看样子要死了，你知道追我们的人是谁吗？”副官说：“追我们的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说：“是他呀，那我死不了了。他是我学生尹公之他的学生，尹公之他是正人君子，他不会乱收学生的，他的学生也一定是正人君子。”过了一会，庾公之斯果然追上来了，奇怪的问子濯孺子：“老先生，你怎么手里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他病了。庾公之斯说：“你是我太老师，我不能用你教我的技术来对付你，但今天也不能不公事公办。”于是他拔了四支箭，把箭头都敲掉，射了四下就走了。——这个故事，说明了一种不趁人于危的道德的延伸，即使对敌人也不例外。这种道德，现代已经死了。现代若有庾公之斯这种人，在战场上，看到敌人病了，恐怕还要乘机多射几箭呢。即使不射，回来也要被军法审判。古代的庾公之斯敢阵前放水，也明知他的后台老板跟他有同样的道德标准，就像小说中华容道放了曹操的关老爷一样，心里多少知道军法审不到他。
  余三共：你这例子有毛病，庾公之斯碰到了师道的冲突，关公碰到了友道的冲突，他们“对敌人的道德”，都被另一种道德推动了，不像你说的那么单纯。
  龙　头：好，我举一个单纯一点的例子。羊叔子的故事总单纯了吧？他跟敌人对阵，敌方的总司令病了，他竟派人送药去。敌方的左右都说药里有毒，可不能吃呀，但总司令却哈哈大笑：“羊叔子那里是拿毒药毒人的人！”这个故事你总服了吧？现代还会有这种人吗？现代还会有这种送药的傻子、吃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