腋媪宋易约骸！?br />
  余三共：这件事说明了：知匪不报固然罪该万死，知匪报了也会大祸临头。
  龙　头：你说对了，其实知匪报了也会大祸临头的例子，种类是很多的。大体说来，也算同类。就是检举匪谍以外，检举反动传单、反动标语，对这些传单与标语，国民党鼓励检举，声称检举者有赏，不检举者有罚。于是，小民领命，在地上捡到了传单，或在公厕里看到了粉笔字，就直奔官府去报告。不料国特们收到这些，破案为难，可是不破又不成，于是干脆就地取材，把检举人横加罪名，说发传单者即阁下、在毛房门后写“打倒蒋××”者亦阁下，阁下以检举人始，以谎报人终。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反共抗俄大戏，最后以鼻表眼肿收场。我举一些实例，给你们见识见识。一个铁路工人，叫卢水旺，是国民党，忠党爱国极了，但他的党国却不鸟他。一次他坐火车从高雄北上，快到台北的时候，他到厕所小便，门一打开，砰就关上了，大喊：“车上有匪谍！任何人不准再上厕所，路警在那？快找路警来！”路警赶到时，看到厕所墙上有人用粉笔歪歪扭扭的写了几个字——“打倒国民党”。这时火车已开到台北站，乘客们纷纷下车，路警本想拦下他们一一侦讯，但车上人太多，拦也拦不住，只好算了。有几名便衣闻讯赶来，亮出派司，询问路警出了什么情况，路警低声附耳，据实以告。特务们也建议拦住旅客逐一核对笔迹，但列车长认为行不通。因为台北车站每天进出的班次甚多，车站里南来的北往的，接客的送客的成千上万，除非将站内的人拦住不准出去，站外的人拦住不准进来，另外还得不让要进站的列车开进，不许待开出的列车开出，否则无法一一核对笔迹。而要如此做，牵涉甚广，除了台北站整个瘫痪外，更会引起全省交通大混乱，滋事体大，谁也负不了责任。何况这段时间，已有不少旅客出了车站，说不定写字的匪谍早已溜了。特务们想了一下，也就不再坚持，于是把卢水旺带到铁路警察局仔细盘问。卢水旺不厌其烦口沬横飞的描述发现反动标语的经过，以及当时马上报案以争取时效的反应。但特务们反追问他的生活背景、工作现况暨交游情形等等。从中午折腾到深夜，问得他身心俱疲，声称自己是报案人，能交代的全交代清楚了，要回家休息了。但是特务们说：“卢先生，在案子没有侦破之前，你不能离开。”卢水旺抗议说：“你们搞清楚了没有？我是报案人，不是嫌疑犯，你们凭什么扣押我？”特务们说：“卢先生，我们不是扣押你，只想了解事实真相。在事实真相没澄清前，你就委屈委屈吧。”结果这一委屈，就是半个月，最后破了案，硬说写标语的不是别人，就是你卢水旺。在解送军法处前，卢水旺整天痛哭流涕。看守骂他说：“哭有个屁用！你是自作自受，自找苦恼。就算字不是你写的，火车上那么多人，别人不报案，你报个什么案？你呀，这叫多事有事，好心变成驴肝肺。”最后，他被判了五年，忠党爱国，爱到牢里去了。
  余三共：看这样，只有不认识字不会写字的人可以豁免了？
  龙　头：也未必。有个农夫，叫钟金木，六十出头，不认识字。一天在田里看到一叠红色的纸张，他捡回去，跟两个孩子一起把红纸摺成飞机，在马路上互相飞着，看谁摺得快、摺得多。摺呀摺的，一架飞机飞到警察头上了，警察看到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简体字，马上奔回警察局，不一会儿，大群治安人员包围了这所农宅，大事搜索，并抓走了钟金木。判决书下来的时候，最后一段说：“姑念被告钟金木没受过教育，又不识字，不知传单内容，故予最轻惩处。”所谓最轻惩处，是判了七年，理由是“为匪宣传”。农夫钟金木一辈子不知道匪字怎么认怎么写，结果飞来横匪，还是匪到牢里去了。
  余三共：这种传单应该都是我们共产党空投过来的。
  龙　头：哈哈，空投过来害中国农民的。
  老　黄：看来还是手写的省事，如真的抓到手写的人，也不冤枉好人。
  龙　头：不冤枉吗？我再来一段给你们听。当年发生了有名的“孙案”，就是整肃孙立人将军的案子，由于孙将军做过新一军军长、税警团团长、第四军官训练班主任，国防部特别成立一个“一○四”专案，“一”是新一军，“○”是税警团，“四”是第四军官训练班，凡上述三个单位出身又无其他可靠背景的军官，概不得担任主官。有个少校叫陈洪玲的，具有“一”“四”双重背景，马上由连长调为兵器教官。当军人干不上主官，自无前途可言。不过陈洪玲素性恬淡，兼之教官工作轻松，他也心甘情愿的熬着，希望能熬到退役。有一天，士官学校厕所的门板上，发现了两行粉笔字，写的是“蒋介石带我们来台湾，那年那月才带我们回大陆”。于是上面下来严格命令，非要破案子不可，好歹也得抓个替死鬼来顶罪。于是有人建议从人事背景不良者着手，把全校官兵的资料一再过滤，结果认定陈少校嫌疑最大。理由是他是“一○四”系统的人。于是将他抓起来，日夜拷问。陈少校晓都不晓得这件事，教他如何招认呢？但上面既然认定是他，不招认也不行，最后以“为匪宣传”的罪名判他十五年。调查时，侦讯人员骗他说：“你不认，案子就结不了，那你就得无限期的关押，接受调查。这样，彼此都没好处，你不如承认字是你写的，写几个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罪名，最多记一过了事，你不是想早点退役吗？记了过，对你申请退役大有帮助。”陈少校为了想退役，便糊里糊涂的招了。那知一判下来，竟是十五年！他不服上诉，改判下来，竟是无期徒刑，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一姓钟的士官，在闲谈中告诉同事：“陈少校太冤枉了，字根本不是他写的。”别人问：“不是他写的又是谁写的呢？”姓钟的支吾以对。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小报告打上去了，姓钟的被保防官约谈。几经折腾，他坦承“字是自己写的，与陈少校无关”。当姓钟的被送到看守所，并将实情告诉陈少校后，陈少校认为这下子应该平反了，于是连夜写诉讼状，申请再审。状子送上去两三个月，仍无下文。他每天焦急的等着，三个月后的某一天，一位上校到了看守所，把陈少校喊到办公室，先客气的和他闲聊，盛赞陈少校是爱国的好军官，接着谈到主题。上校说：“身为军人，就该有牺牲奉献的高贵情操。这件案子，不错，你是受了很大的冤屈，但已经二审定谳，没法子改了。如果硬要改，你知道，上自政战主任，下至保防人员，都会受到惩处，为了你一个人，而连累大批干部，我们不能这样做。在国家危难的时期，总有一部分人会牺牲的。所以我劝你，不必再申请再审了。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设法放你出去，至于你的冤屈，我只能说一声抱歉。”陈少校刚想站起说话，那位上校立即抬手制止道：“我明瞭你的心境和痛苦，我再说声抱歉。卫兵，把他带回去。”三天后，他被送到泰源感训监狱，又过了不久，姓钟的也被送至泰源，被判了八年。陈少校的案子自然无法平反，破案奖金早被有功人士朋分用掉了，事后抓到姓钟的，大伙又可以重领一次奖金。一案双破，一鱼两吃了。
  余三共：听了龙头讲的这些检举匪谍、检举反动传单、检举反动口号的故事，都是扯到了别人反动才出事的，有没有扯到自己反动的？
  龙　头：怎么没有？傅积宽傅胖子喊自己“万岁案”，就是最有趣的。傅胖子在一公家机关做事，双十节的上午，被派公差到总统府前面做庆祝代表。当天烈日高照，大家站得不耐烦，同事天玩笑说：“老傅，等一下蒋总统出来，喊万岁时，你敢不敢不喊‘蒋总统万岁’，而改喊‘傅积宽万岁’？”傅胖子开玩笑说：“有什么不敢？等一下喊给你看。”他说话算话，等一下真在众口一声喊时喊了自己万岁，结果被比老百姓还多的治安人员发现，抓到牢里，判了五年。
  老　黄：人不能喊自己万岁？
  龙　头：可以喊，但是要自己一个人光着屁股在关起门窗的厕所喊。
  老　黄：（笑）万岁，万岁，这两个字是专门为喊“蒋总统万岁”用的吧？
  龙　头：这可说来话长。“万岁”本来是中国老百姓喊自己的。老百姓说应酬话，有一些用“万”开头的字，像“万福”“万幸”等，“万岁”也是其中之一，多在喝酒庆祝时候用。后来这两个字，太好了，被统治者皇上看中了，于是，在后汉的时候，就有人出面把“万岁皇家化”了，他们就不许老百姓用了。到了七世纪的六九六年，武则天甚至用“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做年号了。到了唐朝末年，根本没人再敢自己用了。演变的结果，万岁就是皇上、皇上就是万岁，也就是万岁爷。皇后也借光，称万岁娘娘或万岁爷娘娘。正因为被喊“万岁”喊得这么爽、这么风光，所以皇上身边掌权弄权的人，也就不得不享受近似待遇，其中最有名的是明朝宦官魏忠贤。他被喊作九千岁、九千九百岁，从九千岁到九千九百岁，已经直逼“万岁”了。但是九千岁也好，九千九百岁也罢，究竟还不是“万岁”，还是不过瘾。记录上就有过像国民党那样的知识分子拍魏忠贤马屁，魏忠贤走过来的时候，大家磕头，大喊“九千岁”，魏忠贤还理都不理。魏忠贤不理的原因之一，可能觉得九千岁不过瘾。九千岁不过瘾，在太平天国就发生过。太平天国对天王洪秀全喊“万岁”，对东王杨秀清等喊九千岁。东王杨秀清不过瘾，要人喊他“万岁”。天王洪秀全质问他说喊你“万岁”，我这“万岁”该怎么说？杨秀清说喊你“万万岁”吧！后来太平天国内讧，杨秀清被杀，追究起来，争的就是这一千岁。虽然事实上，两个小子，加在一起，也只活了一百多岁。
  胡牧师：呀，老黄，你看龙头多有学问，你碰他一下，谈到“万岁”两个字，他的学问就冒出一大串。
  龙　头：就像你们基督教中的保罗，他学问太大，使自己发疯了。不过，我究竟还和保罗不同，我学问太大，但我自己不发疯，我使别人发疯。刚才老黄谈到喊“蒋总统万岁”，使我想起一件事。国民党的秘书长谷凤翔到美国访问，美国人问他说你们的蒋总统慢慢老了，现在他专制，一切一把抓，等他死了，会不会乱？你猜谷凤翔怎么回答？他瞪着眼睛说：“我们的蒋总统是不死的。”可见他真的相信老王八蛋是万岁的吧？“千年王八万年龟”，真是王八蛋才能活那么久啊！
  余三共：这样看来，喊“老王八万岁”应该不犯法了。
  龙　头：（握拳举起右手）老王八万岁！
  余三共：（握拳举起右手）老王八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家笑起来。）
  龙　头：三共，你是共产党，你不“毛主席万岁”一下吗？
  余三共：我们共产党不搞个人崇拜。
  龙　头：我讲个“毛主席万岁”的故事给你听。陆军一等兵王印，台中后里人，农家子弟出身。他家中人口众多，单靠种几分水田，入不敷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初中还没毕业，就改行学木工了。后来到了兵役年龄，被拨交到一个步兵师。部队长根据人事资料，晓得他会木匠手艺，于是不叫他出操打野外，叫他替师部各级官长家庭服役。师长家的门窗坏了，他去修补；参谋长家的沙发旧了，他去换装。由于经常和少将、上校级的高级军官接触，王印眼界大开，对于连上的排长、指导员、干事之流的低层军官，渐渐不放在眼里，结果惹出祸来了。有一天，师长集合全师官兵训话。训完话，循例高喊呼口号。刚喊完“蒋总统万岁”，一位年轻的保防官匆匆跑上司令台，对站在台上的政战部主任低声说了几句话。主任脸色一沉，立即把总值星官叫上台来交代一番。师长走后，总值星官下令各部队带回，却蹊跷的把排尾一角约二三十名士兵留下，这一动作颇为反常。等部队走完，政战部主任、保防官，还有“反情报”队的干员走到这二三十人面前。保防官表情严肃态度愤怒的说：刚才喊口号的时候，有人喊“毛主席万岁”，声音来自这一角落，希望喊的人坦白站出来。众士兵你看我我看你，吓成一团。保防官突然一伸手从人丛中把王印揪了出来，高声问道：“王印，是不是你喊的？照实说！”王印吓得直抖，摇头否认。但保防官不理会这些，吩咐：“把他带走”。反情报队人员立即遵命将王印押上吉普车，其他人随后也被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