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打动了罗斯福的心。
  在各种令人沮丧的战事报道让他的视野一片阴霾时，陈纳德的信给了他一片希望的蓝天。
  为什么不试试呢？
  况且付出的代价是这样的小。
  他将信批转给陆军部。并牢牢记住了陈纳德的名字。
  在这前后，陈纳德的老朋友———驻重庆司令部的美国海军武官麦克休写给海军部长诺克斯一个报告，转述了蒋介石希望陈纳德接替史迪威的建议，他亦赞同这个建议，并且认为史迪威想重新收回缅甸纯属遭受耻辱性失败之后个人野心的表现，而耗费在重占缅甸上的力气会影响陈纳德打一场空战的计划。
  这封信也转到了陆军部。
  离经叛道、不讲正统的古柏上校也给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少将写了一封私人信，陈述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缺乏各种补给的困境。多诺万是罗斯福的密友，这封信又在华盛顿传阅。
  这一切，给陈纳德、给飞虎队命运带来了转机。
  福兮？祸兮？
  这一切，引起了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勃然大怒，马歇尔、阿诺德、史迪威、比斯尔自然更为恼火。他们要调走古柏、调走麦克休，把陈纳德看作是不择手段的野心勃勃者。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多少以一种扭曲的心态注目着陈纳德指挥的空战。
  陈纳德并非一无所知，此刻，他抽着骆驼牌香烟，就有种苦涩又沉重的感觉。应该辩解么？他摇摇头，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不择手段又怎么样呢？反正他问心无愧。
  他的手指在额头上使劲地摩挲着，像要把不愉快的思绪统统抹去。野禽的灰绿色羽毛很美丽，还是想想丰盛的晚餐吧，队员们聚聚，再邀上几个中国女友。无须隐晦，他很喜欢中国女人。
  在中国女人的黑色眸于中，他有一种说不清道不白，迷蒙又执著的寻觅。
  冬天的日子过得罕见的安宁。因为不是作战的好时节，双方都在休整吧。
  1943年2月19日，阿诺德得到消息：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将改编为第14航空队，不再受比斯尔指挥；陈纳德将提为少将，同时，比斯尔也提为少将。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样得在复杂错综的人际纠葛中，将一碗水端平。
  3月10日，华盛顿来电，宣布在华组织美国第14航空队，归陈纳德少将指挥。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又成为历史。
  黄昏时，陈纳德独自在湖边漫步。机场和航校就在城与湖之间，湖东边群山起伏，正对机场的是色泽鲜红的陡峭的悬崖，这成为机场的一个标志，几年来，红崖岩帮助了多少美国飞行员起飞和降落，所以，队员们都亲昵地称它为“老秃子”。在这机场上，他训练过一批又一批的飞行员，中国话怎么说？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在这湖畔，他与宋子文肩并肩散步，推心置腹地交谈，中国话怎么说？黄金万两易得，知己一个难觅。他知道，命运的转机与蒋介石及宋氏家族的软硬兼施的努力分不开。
  到昆明去（4）
  他为空军特遣队九个月来的战绩而骄傲。共击落敌机149架，可能还击落85架，自身丧失16架P—40C机；承担过65次轰炸使命，投弹314吨，自身丧失1架B—25轰炸机，撼动了亚洲大陆广大基地上日军的安全。而这是美国空军中规模最小、装备支离破碎的一支！队员缺乏补给，可谓衣衫褴褛，他们也就不考究礼节、不习晓公文，但是他们仍是名副其实的飞虎队。
  苍茫暮色中，老汉子凝视“老秃子”，不觉热泪盈眶。
  他的心境是飞扬又沉重的。
  第14航空队开张大利。通过驼峰运来的补给并不见增加。在什么都缺、天气又恶劣的情况下，陈纳德还是设法到印度支那的老街进行了一系列战斗，破坏了那里的磷矿。而敌机也袭击了云南驿和昆明，陈纳德的新参谋长格伦准将也受了轻伤。
  4月20日，史迪威急电陈纳德，要他下午5时在机场见面。走下飞机的史迪威满脸挂霜，嘲讽道：“你的行李呢？难道你不打算走？”陈纳德莫名惊诧。几个月前，这位“醋老大”也是这样的表情，将一沓材料掷到他面前：“难道你不知道这个？”原来是空军特遣队全体队员的签名呈文，请求将美国国会荣誉勋章奖给陈纳德。陈纳德的确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但史迪威满腹狐疑，认为是陈纳德唆使和策划的。陈纳德只有长长地叹口气。这回又为哪桩呢？原来是蒋介石打电报给罗斯福，请求将陈纳德召回华盛顿报告从中国进行空中攻势的计划。于是，陆军部召回陈纳德和史迪威去华盛顿出席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即代号三叉戟的会议。这一下，醋老大的醋缸可给打翻了，他斥责陈纳德和老蒋背着他搞鬼！陈纳德试图解释这件事，他立即飞往重庆，但是，蒋介石并不让步，倒要他抓住机遇，通过空中攻势的计划。
  五月的华盛顿，是最美丽也最热闹的季节。五角大楼中的三叉戟会议上，陈纳德和史迪威的争论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参加会议的军事显贵们着装华美，胸前满是奖章和绶带；史迪威和他的一大堆随员也不例外；陈纳德和他唯一的随员摩根可就相形见绌了，安排给陈纳德的座位也是旮旯里头。但是这位衣着寒酸的初级将官却成了会议上的风流人物。
  邱吉尔首相第一眼见着他，就问随从副官：“那个美国少将是谁？”
  副官风趣地回答：“是‘中国的’陈纳德。”
  邱吉尔惊叹着：“这样的一张面孔！这样的一张面孔！感谢上帝，幸亏他在我们这边！”
  陈纳德的面貌，坚忍刚毅，让人难忘；陈纳德的发言，更让人难忘，充满了火药味，不，简直就是火山爆发，当然，是针对史迪威。
  史迪威执拗地认为，当务之急是先向缅甸进攻！因而完成这条穿越深山老林并横跨印度利多河长达200英里的利多公路刻不容缓；在利多公路未修好前，力量应放到中国地面部队，以便攻打缅甸。
  陈纳德针锋相对，他认为缅甸之战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中国等不及修好利多公路。提高驼峰运输量，增援第14航空队，发动空中攻势，先把中国的日军击溃，这才是当务之急。
  史威则反唇相讥：认为这样做只会刺激日本人，引起强烈的反应，从而摧毁中国所有的一切。他在日记中嘲笑陈纳德自以为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战略家”，讨厌。
  陈纳德寸步不让，他认为史迪威的计划荒唐可笑，至少得十年时间。他也在心中嘲笑这位老头子仍只想靠驴马与大卡车搞运输，以壕堑战来解决这场战争，真是僵化。
  罗斯福和邱吉尔都偏向陈纳德。如果说邱吉尔是因为英国对缅甸之战不感兴趣，才对陈纳德倾斜的话，罗斯福则从心底里对这位倔强的陈纳德感兴趣了。罗斯福深知中国战场的重要性，通向日本的唯一捷径是经过中国，中国是征服日本的胜利之门。这一点，史迪威倒也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
  罗斯福曾两次单独召见陈纳德。他问道：驻在中国的空军能否在一年之内击沉100万吨日本船只？陈纳德斩钉截铁地回答：能。只要每月有一万吨的供应。罗斯福立即提笔写下：“假如你可以击沉100万吨日本船，我们可将日本的背脊打断。”
  罗斯福对陈纳德寄予厚望。
  陈纳德归心似箭。但是，冗长的会议将他拖了一个多月，与各类伟人名人的约会、接受采访、出席宴会、鸡尾酒会、演讲等活动中，他常会神不守舍，心急如焚。
  他惦念着中国。
  春末夏初时，日军已在华中华东发动了疯狂的地面攻势。
  陈纳德相信他的空军能够有效制止日本人的地面攻势，因为任何一次大攻势都要使用河流———河流、河运是日军的生命线的主动脉。
  史迪威则不无醋意地拭目以待。
  到昆明去（5）
  ·24·
  陈纳德料事如神。
  日军正溯长江而上逼近宜昌，矛头直指重庆；第14航空队轰炸机和战斗机频频出动，接二连三狠揍发动地面攻势的日军及江中的运输船，并又袭击沿海的日军运输船，敌军的进攻被扼制了。
  史迪威的预言也并非杞人忧天。
  日机加紧了对桂林衡阳等地的袭击和轰炸，不管是出于刺激的恼恨反应，还是原本就是日方处心积虑的战役计划，总之，布有飞虎队空军基地的城镇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飞虎队自然不示弱，不分白天黑夜，常能看见空中激战的惊心动魄的场面。
  桂林自是失去了宁静和美丽。
  每次轰炸后，城市在燃烧、在冒烟、在哭泣呻吟，又多了几处焦土废墟，又多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难民。
  独秀峰、叠彩山、伏波山依旧在，默默地充当历史的见证。
  人们纷纷逃难，向西、向西，去贵阳、昆明、重庆。
  陈香梅与四个妹妹也裹挟在逃难的人流中，她们一个拽紧一个的衣袂，生怕被冲散。没有毕尔和静宜为伴，陈香梅尤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她们几乎是一无所有了。
  一次大轰炸后，她们从七星岩防空洞出来，却再也找不着借住的亲戚家了！
  断墙残垣、瓦砾遍地、烧焦的尸体、流血的受伤者。黑火鸦在夕照中飘曳，她们已无家可归。
  五姊妹手牵手僵僵地立着，手在痉挛，牙在打战，心在颤抖，可是，都没有淌一滴泪，就是最小的香桃也不例外。
  是心已碎？是心已变硬？是战争残酷地磨炼了这颗心，依旧善良，却必须用粗砺和坚韧包裹着，不如此，就熬不过这场战争。
  所幸的是，剩余的珠宝首饰还缝在香梅随身穿的夹旗袍缝里，一切又从头开始吧，只要还活着。
  第二天下午，她比往常还要收拾得齐整干净，依旧去七星岩喝下午茶。这是岭南大学的“传统”。
  半年多来，岭南大学到处流亡。桂林郊野、曲江大村，都留下了它的踪迹。半山腰中，绿竹古树掩映，几间零零落落的茅屋，就是他们的教室和宿舍。天晴时，他们爱在野外上课，伴着松涛阵阵，先生讲授的中国文学史有如天地之悠悠；下雨时，在漏屋泥地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忧国忧民的思绪从来没有这么激烈；喝山泉用井水，在冒烟的桐油灯下温课写信；他们不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爷小姐，知道一点轻重了。
  本来乡野并不是敌机扫射的主要目标，可对流亡大学，敌机的嗅觉像是猎狗的鼻子，常追踪扫射，他们得从一个村迁徙到另一村。有时飞机飞得很低，他们可以看清日飞行员狰狞的面目；有时日机并不扫射，只是一次次凶狠地俯冲，像猫在玩弄着爪中的小鼠！践踏、蹂躏、征服中国青年的心，是日寇轰炸的一大主要目标？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像山野的青草，像岭上的青松，生命的绿色是摧残不尽的。就是柔弱的百花，也决不会在战火中停止开放。流亡的岭南大学虽然各方面都无法正规，但唯有授课内容与和平时期别无二致，比起以往，教授分外卖力，学生分外认真，都懂得了珍惜人生？
  陈香梅最喜欢上吴重翰教授的中国文学课。吴教授不像一些舞文弄墨者那样，清瘦儒雅、倜傥风流，他整个的就是一只球，矮矮胖胖。硬刷似的头发却滑稽地梳成中分头，金丝眼镜后边是一双骨溜溜转动的小眼睛，他干什么都是匆匆忙忙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想起卡通图画，想起舞台上插科打诨的小丑。他也常装出愁眉苦脸的样子说：“瞧我这一身肉，幸亏是穷教书匠，若是从政，准被人们认准是贪官污史！”
  陈香梅喜欢他的风趣乐观，喜欢他的不拘小节。他也不像别的教授那样，一袭灰布长袍萧条地挂下来，纯粹的中国风。他总是穿着皱巴巴的西式衬衫长裤，有时还结一条皱巴巴的领带，只有脚下，永远是一双干干净净的中国风的黑布鞋。
  陈香梅最喜欢并崇敬的是他有满肚子的学问！他是福建人氏，顽固不化的福建腔将所有的齿音都混淆成合口音，讲话还像少了厝舌头似的，但是他的讲课极受学生欢迎。他从来不带讲稿，从先秦文学到明清小说，如数家珍，又轻松得如随手拈来。他对学生要求极严，一个“背”字，逼得一些同学夜半三更还在桐油灯下念念有词。否则，他会不留情面地处罚你，让你站一节课。有回一个受罚的同学顶撞说：“这朝不保夕的乱世，背这劳什子有何用？”他像遭了一闷棍似地，脸都灰了。良久，他默默地走向茅屋的门口，仰望苍天，轻声颤抖说：“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渊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是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