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由于前方战事较多，谭政的工作也很紧张，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1939　年春节，一个晚上。
  “哎？今天晚上外面怎么敲锣打鼓，是不是前方又打胜仗了？”谭政惊奇地问。
  “晦！你还蒙在鼓里呢，今晚是春节晚会，‘鲁艺’要演《兄妹开荒》！快准备一下，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的妻子王长德说。
  “哦，对不起；我还有篇文章要。。”“要什么？”“要改！”“明天没时间了？”“明天我还要出去汇报工作！”“嗨，你这个人也真是的，工作起来没完没了的！我说，一年不就这么一个晚上嘛，你都不能陪我去，你看别人！”说着，王长德把嘴一噘，不高兴了。谭政看到这个样子。感到心里很过意不去，自己从未抽出时间去陪她玩一下，也是个不称职的丈夫，想到这里，就说：“好吧，今天晚上陪你去看戏。”王长德一听，非常高兴，连忙准备准备就出去了。去看戏，谭政还是把他的文章带去了，乘着没演之前又在边看边思考，台上已正式开演了，他还在写，王长德看着台上演戏，很开心，指着一个演员说，老谭，你看那个人，动作很潇洒，唱得也很好，谭政只是嗯，嗯地应答，王长德回头一看，谭政还在写，乘谭政不注意一把把书稿夺过来，谭政只好无可奈何地看戏了。谭政自1937　年10　月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到1942　年1　月五年间，由于王稼祥身体不好，他起草了大量文稿和指示。实际上又作了毛泽东的五年助手，此间，他经常与毛泽东讨论有关国际国内的大事，他的文章和文件也有经毛泽东修改的。并且随同毛泽东共同签发了电报、指示等二十余件。1937　年12　月同毛泽东、肖劲光签发关于做好友军区域内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1938　年7　月，同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总部，要求切实解决好干部家庭困难的问题。1938　年12　月同毛泽东等电告八路军总部、各师、陈再道支队，吕正操纵队，速派人到延安汇报工作。
  1939　年2　月，同毛泽东、王稼祥签发关于做好俘虏工作的指示。1940　年3月，同毛泽东、王稼祥电令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迅速汇报新四军政治工作。1940　年8　月19　日，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要求做好晋西北地区工作。1941　年6　月，同毛泽东、朱德等复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同意陈赓、薄一波统一指挥太岳军队，同意组建太岳纵队。这些文件、文稿与电令，都凝聚了谭政很多的心血。1939　年初，日军开始对我华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并于1938　年11　月从华中华南调三个师团，　1939年1　月又调五个旅团，至此，华北日军共有十五个师团九个旅团、一个骑兵团和一个航空部队的庞大兵力，另外日军还扩充了伪军的力量，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敌后根据地广大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贯彻游击战略战术，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术，同日军开展了反扫荡斗争。1939　年12　月，总政治部。
  “报告，谭副主任，这是晋察冀边区的材料。”谭政接过材料一看，是冀中贺龙、关向应来的。他们报告说，日军大修铁路、公路、据点、碉堡，对我解放区进行分割、封锁。从10　月至12　月，日军二万人对其大规模“扫荡”，　我军采用平原挖地道优势，同日军开展了地道战、地雷战，打得敌人魂飞胆丧，晕头转向，并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中将敌旅团长阿部规秀。谭政看到这里，高兴他说：“好，就要利用我对地形熟的优势，地雷战、地道战，这种办法很好，别的有条件的也可采用。”说到这里，谭政又问傅钟：”山东根据地情况怎么样？”傅钟说：“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主力部从三月开始，首战告捷，四月，敌人集中六千余人，分七路将罗政委他们包围，他们歼敌一千余人，突出重围，又在梁山泊歼敌一个大队。现在，他们和新四军联系上了。”“哦，沂蒙山好打仗，梁山泊多英雄啊！”谭政说。1940　年12　月，　百团大战胜利结束。“老谭，百团大战结束了！”傅钟说。“哦，战况如何，听说伤亡不小啊！”谭政问。“是啊，这次，我军动用一百零四个团近四十万人，民工二十多万，对敌人各据点与铁路进行了总破袭，破坏公路一千五百公里，铁路四百七十余公里，攻克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敌四万六千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只是，我方伤亡也不小，特别是一二九师，担任正面进攻任务，伤亡过多。这是从八路军总部获得的消息。”“这次，国民党蒋介石不会说我们共产党游而不击了吧！”谭政气愤他说。“这次我们动用了这么多人，敌军也了解了我们的力量，往后，我们的困难就会增加了！”
  傅钟说。“是啊，敌人会用绝大部分兵力来对付我们，要告诉同志们更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呢！”傅钟点了点头。由于敌人对根据地严密封锁，严禁日用品进入我根据地，对我根据地物资大肆掠夺破坏，使这一时期根据地人民生活特别艰难。他们大都在穷乡僻壤，深山老林，物质条件极其恶劣。在陕甘宁边区，由于敌人封锁、物资特别匮乏，解放区军民没有油吃，没有粮吃，在恶劣的气候下没有鞋穿，没有被盖。解放区军民凭着对抗战的一片热情和顽强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涌现了无数英雄事迹。谭政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带领大家共度难关，为了把有限的粮油、被子衣服等物资运给前方将士，他艰苦朴素，省下一点一滴的东西。他对总政工作人员说：“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开辟根据地，生活环境、物质条件极其恶劣，我们在这里更不要讲条件，我们总政要抽调一部分人去充实生产第一线，剩一部分人在这里，我看能做完工作。”还有一次，总政分得一点米，按条件，他可以分上一份，可他坚决不要。他说：“我不要，我还有一点面，加上一点野菜，还可以过上一段，请把这米退回去。”“嗨，这是中央分下来的！”
  一个小鬼说。“你有没有听说，东北杨靖宇将军，他肚子里吃的是什么？”
  谭政大声说。那个小鬼低下了头。谭政说：“杨将军就靠吃草根和棉絮度日，我们呢？比他好百倍！我建议，把这些粮食，除了送点给稼祥补身子，其余送回去怎么样？”在谭政的带领下，大家就自觉地把这粮食送了回去。艰苦的环境，没有压垮谭政的精神，反而激励与锤炼了他艰苦奋斗的意志和做好治军工作的热情。
  第七章　受重托整作风杭日立新功
  1942　年初春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驻地。刺骨的寒风阵阵刮过，杨家岭内外一派银色的世界。杨家岭中央领导人的窑洞里，炭火正红。“恩来，你看成立陕甘宁及晋西北联防军政治部怎么样？”毛泽东问。“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现在部队新入伍的同志不少，政治素质有待于提高！”“现在的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莫文骅为政治部主任，把这个兵团一起合并到联防军里面，由贺龙为司令员，徐、肖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谭政兼任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边说边问大家，“这样组建你们看妥吗？”“我看行啊，就让谭政兼任联防军政治部主任吧！忙是忙了一点，不过，他抓政治工作很得力。”周恩来说。“这样，加上王震三五九旅总兵力大约有三万人喽。”任弼时说。“那政治部副主任呢？否则，老谭太忙了！”周恩来问。
  “就由傅钟、甘泗淇兼任吧！他们工作配合得很好！”毛泽东说。“好吧，就这样吧！明天就下文通知。”周恩来说。几个人都把手往炭火上靠了靠，围成了一圈，只听炭火发出“啪啪”的响声。“据我了解，红军中的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大有人在，我看，这方面要抓一抓。”
  周恩来说。“留守兵团中，不少战士受过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再加上新入伍的战士，他们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我军的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不了解我军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说。“古田会议决议倒是能够体现我军建军思想，不妨印一些，让干部们看看。”任弼时说。“这很有必要！”周恩来说，“古田会议决议，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了我军宗旨，让新战士看看，很有好处。这个工作，就交给谭政他们去做吧！”“那我明天给他们写一封信吧！”毛泽东说。大家都点了点头。谭政接到这一新任命后，心情很不平静，他很感激党中央对他的信任，但又怕自己不能担负起党中央委托的重任。联防军很快组建起来了，联防军政治部的同志在一起碰头后，决定立即开始应有的工作。“谭主任，这是你的信，是毛主席写来的。”一个通讯员边说，边把信递给了谭政。谭政接了信，立即拆开，上写：
  谭政、莫文骅二同志：
  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
  （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
  看完信后，谭政说：“谢谢你啊，小鬼！”
  “哎？光谢谢还不行！还得给收据，请签个名吧！”通讯员把收据拿出来让谭政签了名，一个敬礼，便一溜烟跑了。
  留守兵团是1937　年8　月下旬，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决定组建的，　9　月开始称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肖劲光为主任，曹里怀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留守处机关仅有十几个人。部队除主力红军抗日留下一部分外，还有陕北的地方部队。1937　年10　月2　日，军委决定将陕北红军按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进行改编，并划定驻防地区，按陕甘宁边区二十三个师划分为东地区留守处、西地区留守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延安北门外左侧。不久，正式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以原留守处为兵团司令部，原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为兵团政治部。原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任留守兵团司令员，曹里怀继任参谋长，后方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改任兵团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1942　年5　月13　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后，留守兵团编入联防军。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徐向前、肖劲光分任副司令员（徐兼参谋长），谭政、林枫分任副政委，谭政还兼任了兵团政治主任。留守兵团初建时，总兵力九千余人，　1937　年12月扩充为一万五千余人，1939　年10　月以后，王震率一二○师三五九旅回到陕甘宁边区，属留守兵团代管，总兵力扩展为三万余人。留守兵团建立以来，基本上是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进行建设的。但是，兵团主要是由红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的部分部队组建的，由于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加上红军各根据地长期隔离，各地区和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不一致不统一，同时大量新成员对我军传统还没有系统深入学习，不少同志分不清正确建军路线和错误建军路线的界限，有的还不知道古田会议决议为何物。部队中也出现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和紧张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毛泽东给谭政，莫文骅的指示信，为解决上述问题指出了根本的出路。接到毛泽东的来信，谭政烦乱的心绪似乎透进了一缕清新，信心和勇气也增加了，接着便和莫文骅、傅钟等讨论印刷问题了。
  “发到连部为止，要印上千本！”谭政说道。
  “可我们的纸张、印刷油墨都紧张。”傅钟说。
  “是啊，敌人封锁严密，从外地搞纸进来很困难。”莫文骅说。
  “就用边区生产的草纸吧，印好后，要求大家爱护课本，我看一样。”谭政说。
  “那好，我明天去油印厂联系一下。”莫文骅说。
  “关于下通知，要求各连学习，是以联防军政治部名义还是以总政治部名义呢？”傅钟问。
  “就以总政治部吧！”莫文骅毫不迟疑他说。
  “我看，两个政治部都下通知吧！”谭政说。
  “那也好，总政先下，我们联防军政治部后下。”莫文骅说。
  “什么先下后下，两个机关的人马已在一起喽！”傅钟说。
  很快，《古田会议决议》本印成并下发到各连队的干部手中。军委总政治部在谭政主持下发出了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重视业务知识、文化教育和军事教育，不要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