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军是国民党投降日本的军队，成为日军侵略的主要依靠力量。
  为了争取伪军，分化瓦解伪军，谭政作为总政治部领导人，也想了许多办法。他认为对伪军，应是消灭与争取同时井举，争取其反正和瓦解同时并举，应培养一批专门人员，打入伪军之中去分化、瓦解他们。1940　年7　月，谭政主持军委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伪军工作的指示》，指出：
  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组织强有力的伪军，对已有的伪军进行瓦解工作，削弱其战斗意志，争取伪军对抗日的同情与帮助，争取伪军反正，这是我们对伪军工作的总方针。
  1941　年5　月，军委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点线及伪军工作指示》，　指出：
  为了统一敌工，县以上由地方与部队共同成立敌伪工作委员会，地方由社会部，部队由敌工部，锄奸部等共同组织之。
  1941　年6　月14　日，以谭政为主军委总政治部连续发出《关于对敌军宣传工作的指示》、《关于半年敌伪军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的指示》两道训令。1941　年8　月17　日，谭政又与毛泽东、王稼祥、傅钟，以军委及总政治部名义致电陈毅、刘少奇，发出《对伪军及俘虏政策的指示》，指出：
  （一）对待伪军应采取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二）伪军中的两面派分子事实是存在的，我们应当控制它，使它不完全倒在敌人方面来反对我。（三）对伪军俘虏不分官兵与社会出身，原则一概不杀，对我成见深放了又来打我的分子，也可以不杀，再捉再放的办法比杀的办法要好，效果要好，我们应耐烦的采取七擒孟获政策。（四）对李长江部队的俘虏应多多进行工作，并从中争取一批去瓦解分化李之内部。此后，谭政又主持军委总政治部于1941年10　月1　日、　10　月10　日、　12　月17　日等分别发出《关于扩大对敌伪宣传的指示》、《对冀中第四次政工会议的指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伪及敌占区人民的宣传与工作的指示》等多道训令，以加强对瓦解敌军工作的政策与策略指导。谭政在主持军委总政治部加强对瓦解敌人工作进行政策、策略指导同时，还从政治舆论上领导各部队，运用多种方法，采取了瓦解敌人的政治攻势。
  在谭政领导下，各部队采取散发、涂写、张贴各种传单、漫画、布告，写慰问信，送慰问袋，对敌喊话，召集群众大会，士绅座谈会，自卫团员、青训生、伪军伪组织人员家属会议，创作歌谣、童谣教给敌占区人民到处传唱，以及利用各种关系进行宣传等等。造成了强大的群众性、社会性政治攻势。
  据统计，一二○师1941　年总计散发宣传品一百一十万份。
  认真贯彻执行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是谭政工作的主要方面。为了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干部路线，干部政策，谭政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撰写文章，宣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他所主管的军委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贯彻党的干部政策。在通过撰写文章宣传、贯彻、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干部政策方面，谭政先后撰写了《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关于八路军的干部问题》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等文，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在文章中谭政主要从七个方面阐述了党的干部政策。在提拔和使用干部的出发点上，谭政认为，是不存私见。党的领导者必须从党的原则出发，不是从私人路线出发，不允许有任何狭隘的宗派思想。在干部问题上论亲疏、分派系，以个人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拢络、排挤，关起窗户说暗话，背后议论是非，如此的不光明正派，共产党员是坚决反对和十分鄙弃的。因此，凡是参加抗日，同情共产党，不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人，均可加入八路军、新四军，并可充当干部。在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关系上，谭政认为，必须一视同仁。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只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义务，党的领导者，八路军、新四军必须给予同样的关心、爱护，爱护有作为的非党干部，如同爱护共产党员干部一样。在干部培养教育问题上，谭政认为，必须严格要求。既不姑息干部，也不糟踏干部，在于部中广泛开展自我批评，依靠自我批评去团结干部，锻炼干部、教育干部、提高干部。在考察干部的标准上，谭政认为，必须要高标准。奖励前进，反对后退，拿前进的标准作鉴定和信赖干部的主要尺度。在非党干部的重要性上，谭政认为，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大量的非党干部，中国革命是不能胜利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不能建设得很好的。因此，对待非党干部，必须打破狭隘的宗派主义的成见，安定他们的情绪，使之安心为抗战，为八路军、新四军服务。在知识分子干部问题上，谭政认为，应当适时提拔。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新鲜血液，应当大量吸收，适时提拔。仇视知识分子，忌恨知识分子是错误的。在旧军人出身的干部问题上，谭政认为，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对于那些有能力有经验能够指挥作战的旧军人干部，经过考验之后，可分配当指挥员。凡是率领部队加入我军、愿意接受八路军、新四军指挥的旧军人，无论来自伪军反正，土匪投诚，以及其他性质起义，均须格外优待。在通过军委总政治部发布指示、训令方面，谭政也是精心策划，亲自主持的。
  1939　年5　月6　日，谭政与王稼祥就关于审干问题发出指示，指出：审查的目的，　在于了解干部思想能力、个性、特长，发现积极分子，作为提拔干部的根本。1939　年6　月25　日，以谭政为主要领导的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训令》提出：
  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由于中国历史的特点，使中国知识阶层的某些部分有参加革命以至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可能。同样，正因为出身的关系，他们常常表现出思想上、行动上的弱点，因此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强的干部必须经过长期的教育与锻炼。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的原则是：（一）大批的吸收纯洁的革命知识分子参加下层工作；（二）经常考察留心他们思想的动向，及时引导他们向健康的道路上前进；（三）了解并发挥他们的特长；（四）用一切方法逐渐提高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性与坚定性，虚心的接受本军光荣传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教育所有的老干部重视和清楚了解新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把大胆吸收和耐烦带领他们，看做是自己的责任，反对歧视与偏见。①
  1940　年8　月13　日，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会同中央军委发出《对野战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会议及军区干部会议的指示》，指出：
  。。
  （二）军队政治机关与军队各种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与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应当承认军队干部对党的政策策略的了解与掌握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三）为坚持敌后的艰苦斗争必须团结全党干部，因此明确的规定下列关系是必要的。（甲）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论纠纷，应更多的责备军队党。（乙）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外地干部。（丙）在老干部与新干部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老干部。（丁）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中，在老部队与新部队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正规军及老部队。。。。
  1941　年3　月18　日，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夫于加强干部保健工作发出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健康状况相当严重。如果再不关心，必会招致不应有的损失。干部保健工作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不合科学的铺张浪费，如乱吃补药；另一种是克扣太紧，因小失大。1941　年10　月17　日，又发出《关于军队内技术部门、技术兵种与技术专家中的政治工作的训令》，指出：
  由于我军的政治机关与政工人员缺乏科学知识，对于专门技术不甚了解，固此发生：
  把技术部门与技术兵种中的政治工作一般化，只问政治，不同技术，把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对立起来，妨碍技术的专门化与提高，甚至以政治压倒技术，使发生技术退步的严重现象；不顾技术部门与技术兵种的特殊需要，在装备、供给、经费等方面，定出平均主义的待遇；对技术专家舍不得给钱，又舍不得给名义，提出“专家政治化”的错误口号。为了纠正上述现象，政工人员须加强技术的重要性的教育；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技术工作，不懂技术或懂而不多的政工人员，无权干涉或妨碍技术；保证技术部门的特殊需要；不惜重金，多方聘请专门人才等八条措施。①
  1941　年12　月9　日，谭政又与王稼祥、傅钟等军委总政领导人关于对专门家政策问题与罗瑞卿交换意见：
  （一）所谓同情分子，在我军中大多是指各种不同的专门家（医生、工程师、军事人才等），对战士则无重大意义；（二）我们对专门家的政策应当是鼓励他们向技术方面发展，而不是用主观之努力使之政治化；（三）同情小组对于入党要求迫切的分子不能过瘾，对政治兴趣不大的反感束缚，因此，对他们的政治帮助可用活泼交谈，友谊讨论等方式吸收他们参加时事的、政策的、学术的报告与讨论；（四）党的干部还有极严重的宗派主义传统，没有与非党干部共事的习惯，应加强教育。①谭政所撰写和起草审定的有关我军政治工作的论文，文件指示等，丰富发展了我军的政治工作。
  在延安的这一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分散在各地独立作战，谭政则生活在这延安的“小天地”里。早出窑洞门，看见宝塔山，晚上望明月，散步延河边。谭政的生活范围比较窄，全部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无休止的工作、学习中去。为此，他性格活泼、开朗的夫人王长德，经常亲自给他调济生活。一次过年，窑洞外面的场子里敲锣打鼓，放爆竹，又有秧歌队扭秧歌，“鲁艺”演出《兄妹开荒》，可谭政还在窑洞里写文章。妻子王长德硬把他拉出去，他才和军委总政机关于部一起去看了文艺节目。谭政这个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领导干部虽然看上去难以接近，可经常来找他反映部队情况或者个人情况的干部还真不少。他具有老共产党员的优良品德，凡是给他提出过批评意见、指出工作中错误的干部，他都觉着可亲可敬，从不报复。所以，尽管他工作态度严肃认真，但人们都愿接近他，愿意与他谈心里话。谭政在延安时期，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如为军委总政，为后方政治部，留守兵团等起草了和审定了大量的文件、指示、训令、电报、总结、报告等，撰写了有关全军政治工作的许多文章，但谭政却谦虚他说：如果说我在抗战期间为总政治部、留守兵团起草文稿、撰写的文章对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有些指导作用的话，应该说是有毛泽东等人的指导，有总政治部等机关各级干部帮助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自己只是动手执笔写出来而已。
  实际上，谭政在起草文件，撰写文章的过程中，也确实得力于许多同志的帮助与支持。在他为军委总政起草文稿时，时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曾经常对他起草的许多文稿提出过宝贵的意见。时任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长兼《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的肖向荣，也对谭政撰写文章的草稿提出过意见。谭政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的所有文章，也都是经过这个主编之手，认真修改的。
  热心帮助谭政的还有时任人事调配的组织部长、主管干部工作的胡耀邦同志。谭政《关于八路军的干部问题》、《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等文章，在题目酝酿、提纲构思、文章起草和最后成文整个过程，都得到了胡耀邦的帮助。《八路军新四军的于部政策》一文写成后，谭政送给毛泽东审定、谭政还附了一封短信，说明文章的起草经过。经谭政和胡耀邦商定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方针政策，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延安时期，由于前方战事较多，谭政的工作也很紧张，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1939　年春节，一个晚上。
  “哎？今天晚上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