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ls　）由于读了这篇报导，致信于爱迪生，说明海军方面最大的希望就是发挥美国人的聪明才智，制出能应付新型战争的机器和设备。为此，他打算建立一个发明与研究部门，将有关人员提出的设想与建议交付该部门考虑。信中写道：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发明天才能随时的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相信我们的参战的计划必将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而战争力量的后盾也一定更会大大的增加。我们认为你是最适合于这需要的人，因为你最有能力把理想化为现实，你除了你那独特的智能以外，在你的指挥之下，还有着关于这种工作的世界上最优良的条件……“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向你请教，但是遗憾的是现在除了海军部对你的感谢以外，旁的一无所有。在我想到我们的祖国和你对于她的责任感时，我相信你是一定会首肯的。我谨在此向你致谢。”爱迪生是否愿意作这个研制部门的首领？1915年7月13日，爱迪生的总工程师兼个人代奉赴华盛顿，声明爱迪生已允就，但必须与爱迪生会商于格伦蒙特而定局。但又分头行文美国航空学会，美国化学会，美国电化学会，美国电工学院，美国采矿工程学院，美国数学会，美国航空工程师会，美国土木工程师会，美国采矿工程师会，美国发明人同业会等11个专门团体的会长，请他们每家推荐两人到海军顾问委员会工作。另邀请米勒·里斯·哈钦森（M·R·Hutchison　）加入。1915年10月7日，于华盛顿海军部召集第一次组成会议，定名为“美国海军顾问委员会”，爱迪生被推举为委员长，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　）担任主席，爱迪生与丹尼尔斯原约定只担任顾问，不涉及行政管理等事务。本机关初仅附属于海军总长办公室下，翌年8月26日，开始由国会认为合法机关，而规定其地位。
  对于现代战争的真实含义，爱迪生发表了有关言论。在第一次会议结束不久，他就警告大家说：“走来的士兵再不是那种手持大刀，嗜血成性的野蛮人。他首先是一位机械师。未来的战争，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参加这种战争的话，将是机器之间，而不是活人之间的战斗。”不久，他又把问题说到了要害之处：“科学将把战争变换成一种可怕的东西——可怕得令人不敢设想。不用多久，我们几乎一按电钮，就能射死成千，甚至成百万的人。这种屠杀将恐怖得惨不忍睹，只能用机器来进行。”当有人谈到欧洲已经使用了如毒气、火焰喷射器等可怕的武器时，他的态度之含混，使当事人很难猜透他的意思。人们问爱迪生对这些武器的看法时，他说：“这些东西用于防卫是无可指责的，但不能用来对别人发起进攻。一个人在保护自己时，有权抓、挠、咬、踢，但是，当他处于攻击他人的地位时，就没有这种权力了。”
  爱迪生的这些言论是在1915年秋去旧金山参观泛美博览会的途中及归来时发表的，他的话体现了许多第一次了解到战争真实含义的体面人物的思想特点。
  这次博览会的高潮之一，就是10月21日的“爱迪生日”。“爱迪生日”是专门纪念爱迪生使人类从黑夜沉沉解放出来的电灯发明36周年。据说，这是一次盛大的宴会，它的奇特之处在于所有的食品都是用电加工出来，当然，这在现代文明社会，微波炉进入寻常百姓人家的今天来说，似乎是不足为怪的。庆祝会上，西奥兰治实验室进行了一种新留声机唱片表演。在旧金山，爱迪生还应邀出席了电报家宴会。
  亨利·福特也参加了博览会。福特第一次遇见爱迪生是在1896年的事。当时，爱迪生在底特律设有发电所。福特抵达底特律后，第一个找到的工作，就是“火力发电所”的技术职务。那一天，他拜访了火力发电所，求见经理先生，希望能让他找到一份工作做。他先递上一份履历表，然后接着说：“我对蒸气引擎稍具一些经验，我想请你让我在发电所里工作。”
  负责人看过福特的履历表，就一边听福特说话，一边点头，接着说：“你有蒸气引擎的知识，那正好。现在有一台机器发生故障，你就先修理看看，录用的事以后再谈吧！”
  严格说来，这就是一项求职考试。福特立刻动手修理机器，到下午6点，他就把蒸气引擎充气修理好了。对此，发电所的人都十分惊讶，因为那台出故障的机器虽已被修过好几次了，但始终没有人修好它。于是他立刻被任命为技师，待遇是40美元每个月。
  在他来到发电所的10个月后，他便被提升为发电所的所长，月薪高达100美元。
  福特不为薪水高低，一心工作。下班后，他往往回家去研究汽油引擎的试作，他把辛苦研究出来的汽油引擎不厌其烦地加以试作，以求造出最优良品质的成品。福特对发电所的工作也作了各种的改良，特别是在提高工作效率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贡献。例如，三班制工作制度使工作效率大大地提高。
  福特的敬业精神，得到了爱迪生的信任。最后，福特担任了爱迪生公司的总工程师。福特也十分尊敬爱迪生的发明和努力不懈的精神，当他完成汽油引擎的试作后，便带着这件作品请爱迪生过目。
  爱迪生说：“福特先生，你真伟大，真是辛苦你了！对研究的艰辛，我是相当了解的，但是为了造福社会，希望能忍耐，并请继续研究。引擎是动力的来源，除了电力外，将来一定会使用汽油，你要好好地研究。”
  当爱迪生如此恳切地对福特说，福特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来。他心想：我一定要让汽油引擎成为伟大的发明。
  从此以后，爱迪生就和福特成为好朋友，两人来往得很密切。虽然爱迪生比福特大16岁，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研究兴趣，因此年龄的差异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
  只要一有机会，爱迪生就会勉励福特。后来，福特独立开设工厂的路程虽然相当艰巨，但由于有爱迪生的鼓励，他终于勇敢地接受命运的挑战，而向成功的旅程迈进。
  这次，亨利·福特和爱迪生等人一起到附近路德·伯班克（Luther　，Burbank　）的圣罗莎苗圃作了一次访问。路德·伯班克是著名的果树栽培学家。好几年来爱迪生一向仰慕这位和善的加利福尼亚植物学的魔术家。他们两个人的研究方法——一个在发明世界，另一个在植物世界中——是有许多的共同点的。爱迪生曾说：“伯班克想研究一种植物学时，先种了一亩地的那种植物，等它们抽芽长成后，他便仔细地从中捡出一枝来，再从这一枝上研究它的种子。这也就是我的研究方法。”福特想调查一下伯班克新培育出的家桃是否能长成形状大小都相似，以便于机器采摘。
  他们来到伯班克的植物园。伯班克拿出一本签名册来，请两位显赫一时的贵宾签字。册中第一项是“姓名”，第二项是“住址”，第三项是“职业”，第四项是“嗜好”。爱迪生用了他那清秀的笔法在第四项上写道：“一切事物。”而后他把册子递给福特，说道：“照样的写吧。”
  这次旅游，是一次未经计划的休假。他最喜欢这种玩耍，因为它含有顽皮孩子逃学的味道。爱迪生接受轮胎制造商哈维·费厄斯通的建议，放弃专列，同乘汽车。这样3个人就可以同路去圣迭戈，参加那里即将举行的另一次“爱迪生日”。
  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在分手之前，爱迪生提议来年再抽空出来野营一次。大家对这一建议似乎兴趣不大。但爱迪生终于说服了他们两人，尤其是福特。但最终福特还是因为生意事务而没有践约，费厄斯通（Harvey　Firestone　）最守信用。第二年，他带着夫人、小儿子、几名仆人和一位上等厨师同乘一辆载着冰箱、食品的卡车，开始了行程1000英里的旅行。约翰·布鲁斯（John　Bur　…r　oughs　）也参加进来，起点是新泽西州，穿过阿迪龙代克斯山，几乎到达加拿大境内，然后扩向佛蒙特州。旅行设备由爱迪生提供，最使爱迪生自豪的是，他的一只蓄电池不仅可供照亮露营地，还为4个帐篷的照明准备了充足的电力。
  约翰·布鲁斯曾写道：“能够看见爱迪生这样的闲雅游荡真是极有趣的事。他在中午时在树下铺了一条毛毯，曲着身，和衣的睡着。他睡得那么的甜蜜，简直像一个婴孩。在天还没有亮时，便起身跑到火盆边加上一些柴块。有时坐在河边池旁给自己化装着。他时常批评我们的饮食太过度，滔滔不绝地宣传他自己的节食主义，他每餐只吃一小块烘面包和一杯热牛奶。
  在一个寒冷的晚上，爱迪生发明了一个铺叠床毯的新方法。他把几条毛毯连结起来，自己一个翻身跳了进去，他就算上床睡觉了。”爱迪生是他们一行中无可非议的首领。在其后的几年里，他们这些人又多次出行，每次都是预先确定出露营地，计划好路线，订出旅行守则。
  爱迪生和亨利·福特之间的友情，是尽人皆知的。1915年，亨利·福特组织的“和平之舟”前去欧洲游说，希冀说服交战双方互相妥协。当时爱迪生偕孩子到码头为福特送行，在返身上岸时，福特对他说：“你必须留在船上，你必须留在船上。”福特说完露出了令人不解的微笑，但是又显得非常认真的样子喊道：“如果你留下来，我给你100万美元。”福特的传记作者记录说：“爱迪生由于耳聋，没有听清福特的话。福特又重复了一遍，这位发明家只是笑着摇了摇头。然而他又向他的朋友保证，他全心全意地支持他的行动。”
  虽然爱迪生像福特一样，以为通过几位善良人士从中斡旋，即可导致和平的到来，但这种信念并未影响他在海军顾问委员会承担的工作。1916年，他把越来越多的时间都花费在了这种工作上。
  1916年5月13日，纽约举行国民备战大示威。据预先布置，爱迪生将加入游行。反对党投书恐吓，说将致爱迪生于死地。爱迪生不顾恐吓，仍然出席了这次大游行。由4名暗探左右夹持，游行到终点，没有发生意外。海军谘议处人员与爱迪生同行，居工程师队之首，沿途的人争识爱迪生而且大声喝采、鼓掌。报刊对这次游行进行了报导。
  专心投入海军防务
  1917年1月，即在美国参战的三个月之前，爱迪生受丹尼尔斯之请，研究如果美国参战后，应作何计划，并借助何种新发明等。因此，他把自己的事务全部托付给了自己的副手和同事，并停止正在进行的其他实验工作，专心致力于海军防务，历时两年之久。实验室中雇了50名巧匠，专制应用仪器。全体人员中包括青年工程师数名、实业机关及各大学所派的自愿专家。丹尼尔斯后来在为司考特书撰写的序言中写道：“爱直成海军军官，且数月不离海军部，又数次巡行深海，就近实测，而谋解决诸要题。”其实验每达相当程度，即呈明陆海军人员，候命而继续完成。
  1917年2月，为了实现把英国困死的狂妄企图，德国命令恢复无限制的潜水艇战，对所有在战争区域出现的中立国船只均进行攻击。德国指挥部并非不知道这样一来必将把美国推向反对自己的战争，但他们想进行一次冒险，争取在美国进行总动员之前就把美国打垮。几个星期之内，又有几艘美国商船被鱼雷击沉，生命财产都遭到损失。
  当时，威尔逊（Woodrow　Witson　）总统正在竞选连任。威尔逊在连任总统之前对参议院说：“任何一国不应控制另一国；任何一个大国不应成为世界陆地或海洋的主宰；必须限制军备；必须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维护持久的‘彼此平等的和平’，即‘没有胜利者的和平’。”但在总统讲这番话的前三天，德国政府已告知其驻华盛顿大使约翰·海因里希·冯·伯恩斯托夫伯爵，不加限制的潜艇战即将恢复，即使此举必然导致美国放弃中立。
  为了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威尔逊不得不要求国会宣战。1917年4月6日，美国终于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
  美国参战后，爱迪生打电话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希本，请他派4位物理学家来协助解决研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卡尔·康普顿（Karl　Kampton　）是被派来的人员之一，他写道：“刚见到爱迪生先生，还没来得及问好，他就拿出一支铅笔，给我描述海军顾问委员会交给他的任务——在不改变鱼雷航程和尺寸的情况下，通过改进鱼雷的推动装置，使鱼雷的药载量加大。接着，他非常简要地介绍了一下这种鱼雷的研制历史和应该具有的性能，最后，爱迪生告诉我，等找到答案再来见他。”
  康普顿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