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发现呢。”有一天，奥顿又把这２７岁的发明家叫进办公室来，要他试验四通路系统电报机。
  “你能供给我８个电报生和一些电线让我试验吗。”爱迪生问道。“晚上你用地室好了，那里地方很大，你可以在邻室间试验通讯。你要的电报生我可以给你。”奥顿回答。奥顿如约的派了８个人供他指挥。８个人分派两室，每室中两个收，两个发。爱迪生来往于这两室间，调节着校准着那些机件。
  他把其他事情都搁置一边，全部精力投向这项试验之中。这时，他的钱已经快花完了。债主对他加紧压迫，扬言将变卖他的财产抵偿债务。他为了不使门上插上红旗，每天便得缴付郡长５元钱的罚金。
  他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使电流保持绝对平衡。不久，他发现一般的可变电阻器不适用于他的设备。爱迪生心想：既然某些半导体可在不同的压力下改变它们的电阻值，那么可不可以利用这一原理设计出新型的电阻系统呢？于是，他在一块钢板上装了一个用绝缘材料制作的圆筒，又在圆筒里装上５０张胶料浸过的绸片，再用极细的石膏粉将圆筒填充起来。绸片上方，再装上一块金属板，然后借用螺旋装置按不同的刻度改变对金属板的压力。爱迪生把这一装置接在线路中，试验的结果表明：当压力最小时，阻抗为６０００欧姆；如果用力将金属板旋至底部，阻值竟能降至４００欧姆。试验成功了，这项试验在他以后的电话发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爱迪生找到了平衡电流的方法，决意将试验深入下去。１８７３年初，爱迪生与西方联合公司之间达成默契。爱迪生同意将自己的专利卖给该公司，把西方联合公司的总工程师乔治Ｂ普莱斯科特作为共同发明人，而该公司则根据双方认可的价格加以收购。
  然而，西方公司总裁威廉奥顿认为，付给爱迪生１万美元试验费风险太大。于是爱迪生没有资金，便从自动电报公司搞来了这笔钱。爱迪生现在有１万美元现金，足以偿还欠下的债务，所以他继续研究四通路电报机。
  1874年深秋，爱迪生来到西方公司的电报房进行试验。线路连接的两端是纽约和阿尔巴尼。当时，天气恶劣，试验受到了风暴侵扰。尽管如此，由于爱迪生意识到试验中会出现困难，有思想准备，并在纽约选用了最出色的报务员，试验结果证明，他的四通路机性能良好。后来它被安装在连接纽约与波士顿和费城的线路上。到1874年12月底，关于四通路机的研制工作接近了尾声。西方联合公司答应付给爱迪生5000美元，并出价2．5万美元购买有关专利，每年还付给他233美元，作为使用这种设备的每条线路的使用费。
  但是西方联合公司未能践约。奥顿离开纽约后，该公司的总监埃克特将军通知爱迪生，说西方公司将拒付任何款项。他说，杰伊古尔德（Jay　Gould　）想购买这种四通路电报机专利。
  关于古尔德，人们说他是靠制造“恐惧和恐慌起家的”，他“在以金融欺诈和恶棍行为著称的世纪中，总是不择手段地损害自己的朋友。”爱迪生晚年描写古尔德之为人，谓“为冷酷无情，良知痹痿；不知建设事业之可贵，但解图利而已”。
  但作为平衡，他又表示自己对古尔德毫无怨言，“因为他在他的行业上是颇为能干的，只要我的试验成功，其他问题是次要的。”
  １２月２８日，爱迪生在纽瓦克工厂给古尔德演示了他的四通路电报机的性能。１月４日，他被召去古尔德在曼哈顿区的寓所。爱迪生要古尔德出价，对方的出价是３万美元。
  这３万美金，使爱迪生度过了难关。然而，他在后来写道：“这笔钱我全部用来试验一种六通路的电报机，结果未能成功。从财政的角度上看，如果不发明那个四通路系统，也许我的经济状况会比现在要好些。”
  控制西方联合公司的古尔德在这笔交易中获得了多少好处，我们可以从爱迪生在１８９２年发表于《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文章中看出：“我的四通路系统中的每一英里电线都相当于以前的４英里电线的功用，他使用的这种四通路系统总起来就等于省去了价值１０８０万美元的２１．６万英里长的线路。而且这些省去的线路无须进行检修。假如按以往每年每英里４元检修费计算，每年共合节约８６．４万美元，此外，还省去了借贷１０８０万美元建造基金所要偿付的利息。”
  爱迪生敌不过古尔德，到１８７５年，爱迪生同古尔德的关系断绝了，而同他的诉讼纠纷却延续了３０年之久。
  爱迪生发明四重电报术后，大家都称为这是莫尔斯以后电报学上最重要的贡献。
  1875年，爱迪生在无意中曾做过电磁波的实验。他注意到继电器工作时衔铁间放出的电火花。他将导线的一端接在衔铁上，将另一端对着附近的金属导体的尖棱顶角进行试验，他发现在金属与导线之间有电火花发生。他把这一现象取名为“以太力”。可以认为他的这个实验实际上发现了电磁波沿导线周围空间传播的事实。但是，他不理解这一事实的意义。而且，他正在为迎接1876年费城举行的庆祝美国成立100周年博览会而忙碌着，他当时正埋头试制炭质电话机和留声机。这些事情迫使他放弃了对这种以太力的深入研究。几年以后他曾表示：“当我初次发现它时，我把它看成是极讨厌的现象。那时我正忙于无数其他的试验，无暇对它作进一步的了解。我只是观察到了结果，然后就把它送给了别人。他们接过我的发现，取得了新的成果。”1888年，赫兹的电磁波实验获得成功后，爱迪生十分惋惜地说：“使我感到迷离的是，为什么我没有想到利用这些结果。”
  爱迪生将打字机改良成功，也是纽瓦克时代的大事情之一。一天，克利斯托弗莱瑟姆肖尔斯（Christo　…p　herL．Sholes　）拿来一部用木头作的打字机模型，请爱迪生帮忙。爱迪生答应了他的要求。
  这个模型经过爱迪生改良而成为很好的实用品，也就是后来的名牌：“雷明顿打字机”。打字机完成的时候，爱迪生高兴地说：“这样，写字的时间可以缩短，政府和公司的办事效率可以提高，不要多久一定有很多人要买。”
  事实上，开始要买的人并不多。因为当时一般的人都认为，书信应该用手写，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诚意，如果用机器写信就显得不太礼貌。可是用过打字机的人都说：“这太方便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打字机，以致后来打字机的使用者遍布到世界各地。
  爱迪生遵循着他的老习惯，原始模型一经成功，他就把注意力移到了其他的发明上。20年之后，他曾表示：当时，我还想发明一种电动的无声打字机。但是，由于那种打字机效果不错，没有立即改造的必要，所以我就放弃了自己的打算。”爱迪生完成打字机之后，又发明了“火灾警报器”、“石蜡纸”、“自动电气笔”等，研究室越来越显得狭小，所以他请老父亲为他选了一块景色如画的地方开始另建。
  至此为止，爱迪生的业绩几乎还局限于电报世界。但是，到了1875年，这一“世界”便处在了革命的前夕。爱迪生受雇于奥顿，投身于电话革命性的基础改良。
  爱迪生传三　“门罗公园的魔术师”
  三　“门罗公园的魔术师”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他们的构想达到极限时，
  会丧失继续创作的毅力，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开始。
  不下决心培养思考的人，便失去了生活中的最大乐趣。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
  1876年春天，爱迪生又一次迁居，这次他到了新泽西州的“门罗公园”。在这个美国第一个工业实验室里，他大搞发明并创制出自己的产品。他在那里从事电话的研制工作，虽然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　）是第一个发明电话的人，可是爱迪生利用一个可变性碳阻装置，改进了电话的传声性能，他搞出来的感应线圈使电话线路有可能绵延几百英里。电话和电报的发明在科技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是自觉应用电学知识的产物。有人说“它们的意义可以和蒸汽机的发明相提并论。因为蒸汽机利用自然力代替了人的体力，是扩展人类肢体功能的一次革命；电话和电报是扩展人类感官功能的一次革命”。在门罗公园，爱迪生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研究用机械的方法来复制声音，而这项研究导致了留声机的发明。留声机是改变人们生活的三大发明之一。“从发明的想象力来看，这是他极为重大的发明成就”。到这个时候，人们都称他为“门罗公园的魔术师”。
  第一个工业实验室
  1876年，当爱迪生29岁时，他从纽瓦克迁居纽约城外25英里的门罗公园。他在这里从事实验直到1886年。在迁往门罗公园之前，他就打算找个离纽约不远的地方施工。最要紧的是环境幽静，以免分散科研人员的注意力。爱迪生在酝酿这一研究中心的时候，还考虑到要为他的工作人员提供更舒适的生活条件，而不是像纽瓦克那样，街道狭窄灰暗。
  爱迪生所以要迁离纽瓦克的原因传说虽然很多，但大约是为了想避免那些制造商的苛求和许多分散他注意力的杂务。
  后来在支付工厂的房租时，又发生了不少的麻烦。他本来在每月月底就将房租付清的。准备迁出时，又曾通知业主在月底交还。可是在他迁出后，接到一份通知书，要他偿付本年中9个月的租金。爱迪生说：“这真太不公平了，我决定远离这一个地方”。
  实验室的地点是由爱迪生的父亲塞缪尔·爱迪生从伊利诺伊的老家出来为儿子选定的。实验室的建筑是由爱迪生亲自设计的，因为当时找不到类似的式样可以仿造。爱迪生的实验室坐落在庭院中间。那是一幢长方形的楼房。在楼下，爱迪生有自己的办公室、工作室和一间书房。楼上是实验室，里面放着汤姆的桌子，工人的车间就在这里。这里有宽广的庭院，有一大片整齐的草坪，还有风车和马棚，这里是孩子们游戏的场所。
  爱迪生在门罗公园创建“门罗研究所”。他为该实验室修复大量的科学设备，价值4万美元，并扩充了图书馆。这一步，不但在爱迪生一生的事业中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在美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因为这是美国第一个有组织的工业科学研究机构，它“标志着集体研究的开端”，他说，发明工厂每10天要有一个较小的发明，每6个月，要有一个大的发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说：“爱迪生的发明工厂是地地道道的工厂，他要在这个工厂里把发明变成大规模的买卖，以满足市场的需要。虽然这个工厂办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里，但它的目的不是要成为一个研究所或者科学思考的退隐地。正如火炉工厂把能够制造火炉的各种部件的工人调集到一起一样，爱迪生是要把能够制造一项发明物的不同部件的人调集到一起”。原在纽瓦克的查尔斯巴切勒、约翰克鲁西、约翰沃特以及其他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均被带到这里。不久，他又雇用了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弗兰西斯厄普顿和玻璃吹制工路德维格贝姆等一些被他称之为“朋友兼同事”的能工巧匠。爱迪生认为，“发明的最佳方法是充分网罗足智多谋的天才，然后把他们组织起来，顽强地去追求他们的目标”。这个研究所，后来成了美国许多大型工业研究机构的前驱，对美国重视实用科学研究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科学家梅森（StevenMeisen　）在《自然科学史》这本书里，曾经引用美国亨利福特的话说，“爱迪生明确地结束了理论科学家同实用科学家的区别，使我们今天一想到科学上的发现时，总联带想起这些发现可能在现在或将来应用于人类的需要。他以严密的科学知识代替工业上光凭老经验的方法，另一方面他又把科学研究引入有用的渠道”。
  在内战后的美国，有成就的发明家很少是孤独的空想家。有人对20世纪欧洲和美国的70例主要发明史的研究作过研究，结果表明，其中有些发明确实是单干发明家搞出来的，他们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艰苦奋斗，努力改进自己的设计。但是，现代美国最有实力、最精明的公民，最大的、最有地位的企业，往往是这种有组织的追求的中坚力量。
  美国发明家从事的是一种受人尊敬的专业。就爱迪生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