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提出来。当茅盾听清楚是什么问题时，淡淡一笑，毫不犹豫他说：“17年的文艺创作成绩是巨大的，当然是红线占
  统治地位了。”茅盾这个答复，给与会者极大鼓舞，他用实事求是的勇气，说出了大家想讲又没有讲的话，会上响起了
  一阵热烈掌声。
  这一年的　12　月，茅盾故乡桐乡县有两位同志来京布置农业展览，桐乡是个农业先进县，应邀来北京农展馆参展。
  这两位同志专程拜访茅盾，并给茅盾送上一套家乡桐乡及乌镇的新貌照片，茅盾一边看、一边问，十分高兴。后来这两
  位同志在离京前，专门向茅盾要求墨宝，留作纪念，茅盾欣然答应，雪后天晴，阳光灿烂时，两首《西江月》怀乡诗在
  茅盾笔底流出：
  西江月。故乡新貌
  一大寨红花开遍，故乡喜沾余妍。新装改换旧垄阡，县委领导关键。双季稻香洋溢，五茧蚕忙喧阗。工农子弟竟攻
  坚，那怕科技艰险。
  二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往昔风流嗟式微，历史经验记取。
  解放花开灿烂，四凶霜冻百卉。抓纲治国布春晖，又见千红万紫。
  茅盾题写给故乡人的诗，并不多见。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故乡的情愫，梦魂牵萦，故乡的一树一木，对晚年茅盾来
  讲，是极为珍惜的。自从抗战开始后，茅盾远走广州香港，度天山，去苏联，回上海，解放后在北京，都未能回老家乌
  镇去看看，因此，故乡情，故乡貌，哪怕从照片上，从来人介绍中，也可聊慰老人的恩乡情。所以，故乡有什么事情，
  向茅盾求字，求题签等，都尽量满足故乡人的要求。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在视力不佳的情况下，先后为桐乡的《中
  学生习作选》、《桐乡地理》、《桐乡团讯》、“石门中学”、“乌镇中学”、“乌镇电影院”等题字。
  一段时间以来，可以说，茅盾以孱弱的身体，为肃清四人帮在文艺界的流毒和谬论，不遗余力。在　1977　年　12　月
  底，《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在京作家座谈会，茅盾应邀主持和讲话，驳斥了“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的谬论，肃清
  四人帮的流毒。他说：“四人帮”不承认“作协”，“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反革命决定，”他及时建议中央，尽快恢复
  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并建议《文艺报》及时恢复工作。
  许多国务活动，外事活动，也和　50　年代一样，忙碌起来。1978年　2月，茅盾出席全国政协会议，28日又出席“纪
  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座谈会。3　月　9日，茅盾又随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接见五届人
  大代表和五届政协委员。
  1978年　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后掀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关于真理标
  准的大讨论，这场事关思想解放，端正全党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大讨论，茅盾积极参与，联系文艺创作实际，推进文艺界
  拨乱反正。他在《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说：“作家的世界观的形成以及在这种世界观的指
  导下去从事创作，都一刻也离不开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一部文艺作品是否成功，是否伟大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作家
  世界观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
  这就为文艺事业开辟了广大法门，为作家们创造新体裁新风格乃至新的文学语言，提供了无限有利的条件。”茅盾的这
  篇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以后，引起文艺界的热烈反响，《人民日报》在同年　12　月　5日作了转载。
  1978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清理了左的影响，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党
  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一次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会议。茅盾为之兴奋和鼓舞。1979年　3月　26　日，以茅盾为评委主任的全　0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在京召
  开，茅盾看到这种热烈的场面，十分兴奋，他发奖，发言，始终漾溢着内心的喜悦。他说：“得奖的　25　位同志中，有
  老年的、中年的，而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始写作的，是新生力量。”说到这里，茅盾停了一下，又
  提高声音说：“我相信，在这些人中间，会产生未来的鲁迅，未来的郭沫若。”这时，在茅盾身边主持会议的诗人李季
  插话说：“也产生未来的茅盾。”霎时，响起一阵热烈、兴奋的掌声。茅盾微微一笑，接着李季的话说：“李季同志把
  我拉上来，实际上我是不足道的，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我们应该向鲁迅、郭沫若学习。”
  茅盾的谦虚，令在场的文艺界朋友为之动容。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筹备时，茅盾给林默涵同志写信，要求采取措施，尽快解放老作家老艺人。后来，这封信转送
  给胡耀邦同志后，中组部曾专门开会进行研究。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筹备委员会推定
  茅盾作大会开幕词，秘书处拟个开幕词稿本，26日那天专程送给茅盾审阅。茅盾接过秘书处起草的开幕词，翻了一遍，
  对来人说：“噢，有4000字，太长了，1000多字就可以了，有些问题，别的报告里要讲到的”。送稿子的人刚想说什么，
  茅盾又说：“这么吧，稿子留下，我再看看。明天来拿稿子吧。”第二天，茅盾把稿子改好，压缩到千把字左右，他对
  来取稿的秘书处的同志说：“写这类文章要干净、简朴、重点突出，切忌面面俱到，同时，要有个性，表达方式和语气
  要力求符合讲话人的习惯。”10月　30　日，83岁的茅盾，在四次文代会上作开幕词，之后又作了“解放思想，发扬艺术
  民主”的发言，进一步表露了老一辈作家的心声。
  宽松的政治环境，茅盾不顾自己年迈和体衰，关心国家，关心儿童，也关心大陆台湾两岸的文化交流。他接见儿童
  文学创作学习会，并合影留念。
  1980年春节，茅盾原来工作过的商务印书馆在北京召开一个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00周年的座谈会，他们邀请茅盾、
  胡愈之、周建人等老编辑，举行座谈。会上，茅盾呼吁“应该与台湾学人进行学术交流。”后来茅盾的呼吁在港台引起
  反响，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一篇题为《国共两党合作研究《　红楼梦》　》的文章，响应茅盾的呼吁。中国红学会理事会
  发表了《致台湾红学界同仁书》呼吁通过红学研究，沟通两岸交往。
  春天又来了，春风骀荡。茅盾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文学责任心，即使在他垂暮之年，依然是那样，迎着春天，
  焕发着春天的活力，写文章，会客人。在中国文坛上，荒废得太多了，而这春天般的舒畅，又来得太迟了。一股只争朝
  夕的紧迫感，时时牵挂在这位80多高龄的五四老人心头，这，就是回忆录的写作。
  茅盾要把自己一生所见所闻的人事，以及亲身经历，吐给亲爱的朋友，亲爱的读者。
  往事历历，沧桑世纪梦；执新文学回忆录牛耳，开新时期文学回忆录先河。得力五四精神。故乡，故人，战友、师
  生，共演在　20　世纪舞台上；煌煌巨著，熬尽一代文豪心血。
  第三十四章回忆录巨著的诞生
  还在　70　年代初时，茅盾在政治上稍稍有些松动，四届人大代表的证书也送到茅盾手里。但茅盾依旧赋闲，无来访，
  也无会议，整天无事可做。于是，韦韬便持证去书店买内部读物，如《丘吉尔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艾登
  回忆录》等，在读这些回忆录过程中，茅盾也萌发了写回忆录的念头。茅盾一生，经历的事件，都是本世纪的一些重大
  事件。风云激荡的　20　世纪，许多事件，茅盾都是亲身参加者，许多人，许多事，像电影片断那样，在茅盾脑海中闪来
  闪去，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广东革命，武汉军校，一二八上海战事，抗日烽火，新疆教书，重庆岁月，一桩桩往事，
  一件件事情，人来人去，中共历尽艰辛，夺取政权，解放后当新中国文化部长的酸甜苦辣等等。茅盾决心写出自己一生
  的经历。
  起先，茅盾在儿孙们的帮助下，从　1975　年底到　1976　年底，关起门来一边口述，一边录音，用近一年的时间，录
  制了　20　多盘磁带。对解放后的回忆，茅盾只讲了怎样当上文化部长，1957年随毛泽东去苏联访问等重要事件。
  1978年　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筹备出版《新文学史料》季刊，旨在保存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料。编辑组的同志专程
  登门拜访茅盾，并希望茅盾写点“文坛回忆”之类文章。编辑组此时还不知道茅盾已为写回忆录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茅
  盾一听，爽快地答应为《新文学史料》写回忆录。
  五四以来，中国名作家群星灿烂，数以千百计，但个人写回忆录以存世传世，似乎还不多见，特别是解放后历次政
  治运动之后，许多人都是视回忆录为望而生畏的东西，不敢冒险动笔。而此时茅盾答应并率先写回忆录，又属开中国新
  文学史料之先河，茅盾向《新文学史料》编辑同志讲了自己的想法，打算从进商务印书馆写起，重点放在　30　年代，一
  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来的编辑同志一听，也大喜过望，十分兴奋。当时的《新文学史料》杂志，只能内部发行。
  而且只发行到那一级。
  茅盾开始着手整理史料，动手写自己的亲身经历。但要整理，谈何容易？已经　80　多岁高龄，长期患哮喘，左眼几
  乎失明，右眼也只有　0。3的视力。
  他想到对自己一生最了解，对自己生平史迹、交往最为熟悉的儿子韦韬。当时，韦韬在部队解放军政治学院校刊当
  编辑，如果能让他来当自己写回忆录的助手，再适当没有了。茅盾考虑再三，便给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写信，希望罗
  秘书长同意借调韦韬到自己身边工作。给罗瑞卿的信发出后，茅盾在1978年　7月　19　日又给周而复写信，诉说写回忆录
  情形：“动手写回忆录（我平生经过的事，多方面而又复杂），感到如果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具体且正确，必须查阅大量
  旧报刊，以资确定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参与其事的人的姓名（这些人的姓名我现在都记不真了），工作量很大，而且我
  精力日衰，左目失明，右目仅　0。3的视力，阅写都极慢，用脑也不能持久，用脑半小时必须休息一段时间，需要有人帮
  助搜集材料，笔录我的口授。恐已往的经验，从外找人，都不合适，于是想到我的儿子韦韬（在延安时他叫沈霜，也许
  您认识）；他是我大半生活动中以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一个人了。有些事或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常能提供线索。
  我觉得要助手，只有他合适。他现名韦韬，在解放军政治学院校刊当编辑，我想借调到身边工作，一二年。为此，我已
  写信给中央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希望他能同意借调。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希望您从中大力促进。？？。”
  不久，中央知道茅盾将写回忆录，十分支持和关心，于　1978　年秋，派胡乔木前往茅盾家中，看望茅盾，并代表中
  央，对茅盾写回忆录表示支持。同时，罗瑞卿也同意茅盾的要求，借调韦韬到茅盾身边工作。此时，领导上还决定将在
  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茅盾的儿媳陈小曼派到茅盾身边，协助茅盾写回忆录。中央创造的这些条件，茅盾信心更足了。
  由于有儿子儿媳的协助，茅盾的写作工作，开始走上正轨。生活与写作，会客等也开始较有规律，他在卧室边上，
  放上一只书桌，这样可以少走动。
  一般情况下，他坚持早上　7时起床，用过早餐后，9　时开始写作，一直写到11时。午睡到　3时，再写两个小时。有
  时看看旧杂志旧报纸，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找回往昔的情形。从这些逝去的岁月里，又寻到了昔日的辉煌。
  1978年　11　月出版的内部发行的《新文学史料》创刊号上，开始发表他的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
  这个刊物是季刊，以后，编辑部及时收到茅盾的稿件，打出校样后，他又亲自仔细地阅改校样。回忆录的还极稀罕的情
  况下，茅盾的回忆录弥足珍贵。许多　20　、30年代的作家，也从茅盾回忆录中唤起对往日的回忆，也从茅盾回忆录的发
  表中，得到自我清除束缚的勇气，也从茅盾回忆录中得到某种启迪，之后，陆续有些老人也开始回忆自己往昔的经历。
  所以，80年代初回忆录的繁荣，应该说，归功于茅盾率先突破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