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茅盾带头读书，在文学理论方面作出新贡献。在茅盾当文化部长中间，可以发现，凡是茅盾自己起草的讲话文稿，
  大多数是谈文学创作和文艺规律的，很少孤立他讲空话大话的。1950年　1月　8日，在北京大众文艺讲座上，茅盾没有侈
  谈许多路人皆知的正确的大道理，而是像一个教师一般，娓娓讲授“欣赏与创作”，他在讲座上一开始就说：“我们都
  有过这样的经验：看到某些自然物或人造的艺术品，我们往往要发生一种情绪上的激动，也许是愉快兴奋，也许是悲哀
  激昂，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总之我们是被感动了，这样的情感上的激动（对艺术品或自然物），叫作欣赏，也就是，
  我们对所看到的事物起了美感。”
  咋看这段话，茅盾仿佛是一个老师，在向学生娓娓而谈。给人于一种亲切，而没有一种官气，比如在　1956　年的全
  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茅盾讲的仍是《关于艺术的技巧妙》。这些后来茅盾专门出版了一本　17。8　万字的《鼓吹集
  》，把自己的艺术观点，都溶解在这本集子里。但是，茅盾对这种零敲碎打的表述方式，不以为然，想努力系统地提出
  自己的理论观点。　1956　年开始，他利用点滴业余时间，认真而系统地撰写论文——《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及其他》，文章长达　6万余字，以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发展的大量事实，论证了现实主义自古有之；认为“我国的
  现实主义文学是从远古开始的。认为中外文艺的发展中始终贯穿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同时也论述了古典主
  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特点、局限性及其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阶级基础
  和表现特点以及未来主义和现代派等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流派的特点和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等关系。这部理论著
  作，对廓清　50　年代理论上的迷雾，为新中国文学理论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篇长文，发表于　1958　年《文艺报》1　、2　、8　、9　、10期上。在这个大跃进年代里，文化上出现这样一部系统
  的理论著作，实属不易。
  1961年，国内经济开始调整，国家经济形势开始逐步走上轨道，而文艺界却开展一场关于历史剧的讨论。茅盾针对
  文艺界在历史剧问题上的理论问题、古为今用问题、历史上人民作用问题、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问题、历史剧的文学语
  言问题，逐一进行论述。对历史剧创作有着现实意义。
  在进行理论指导的过程中，作为文化部长，茅盾又十分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西藏、新疆、内蒙等
  地的少数民族作家，茅盾一直积极扶持、帮助，蒙族的敖德斯尔、玛拉沁夫，藏族的益希卓玛等，都受到过茅盾的关心
  和鼓励。即使茅盾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不忘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1964年　11　月至　12　月，茅盾最后一次以文化部
  长身份主持并出席的会议，还是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11月　26　日，观摩演出会开幕时，茅盾以文化
  部长身份，为大会致词。　12　月　29　日，茅盾还出席了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艺观摩演出会闭幕式。他在文化部长的
  任上，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尽到自己最后的职责。
  茅盾在　15　年的文化部长的领导岗位上，为新中国文艺大厦的建立，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留下了于国于民的无量
  功德。
  和新生的共和国共同走在艰难的创业路上；一波一浪，接连的政治运动，使他感到困惑不解。对批判《武训传》的
  缄口，对批丁玲的婉言，称病不动笔。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气节和人格，演绎出一个文学巨匠的政治故事。
  第三十章政治运动中的困惑
  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但自幼年养成的“谨言慎行”的习惯未变。作为泱泱大国的文化部长，绝没有那
  些人一阔脸就变的市侩气息，也没有那些趾高气昂的官僚习气，而依然是一介书生，谨言慎行，克尽职守。然而，新中
  国成立后，许多闻所未闻，从未经历过的政治运动接踵向茅盾扑来，批《武训传》，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反右倾，四
  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些无数从未经历过的政治运动，茅盾有时首当其冲，有时避之不及，坎坎坷坷，风
  风雨雨。这些政治运动，起初茅盾总是满腔热情投入，但稍经岁月，便困惑起来，发现许多文艺界朋友，在莫名其妙中
  打成“敌人”，乃至流放。这些不能不使身在高位的茅盾陷入沉思。
  1950年，上海私营昆仑影业公司拍出一部电影《武训传》，此片原来的剧本是中宣部审查通过的，影片放映后，受
  到广泛的好评，但到了　1951　年　5月20日，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文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因为《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改定的。
  然而，身为文化部长的茅盾，对武训其事其人，并非不了解，也并非没有自己的观点，但对这场明显带有批判性的
  “讨论”，后来发展到对《清宫秘史》的批判，并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政治高度的讨论。对此，茅盾没有在公开场合
  表态，也没有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批判文章，从某个方面保持沉默，而照常出席“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仪式和晚会，
  照常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举办的“德中友好月”酒会。
  10月份秋高气爽时，照常飞往维也纳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一切似乎和茅盾这个文化部长无关紧要似的。茅
  盾的一切政务活动，外事活动，都在按计划进行之中。在安排好了的计划中，一个个的会议，一桩桩的事务，都在有序
  地进行。茅盾尽管对武训传的批判表示困惑，表示沉默，但仍不能躲过政治风浪的颠簸。
  原来，1951年初，部队作家白刃专程拜访茅盾，并将自己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的校样送给茅盾，请求茅盾为
  这部小说写序。茅盾在文化部长的位子上，爱才心切，爱小说更是没有话说，便答应为之写序。谁知，在批判武训传之
  后不久，作者白刃受到粗暴的批判，后来也株连到为此书作序的茅盾，虽然没有到公开批判的程度，却也接到几封“觉
  悟很高”的读者来信，指责茅盾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对此，茅盾又重读小说，反省自己的序言，觉得无大错，
  但既然有人来信，总得对人家负责，于是，他给转来来信的《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谦虚地认为自己对序没有写好，
  是“匆匆翻看一遍，就写了一篇序”。“序文本身亦是空空洞洞，敷衍塞责的。这又是不负责，不严肃的表现。”同时
  又说，这“又与我之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不可分离的。”最后，又“希望白刃同志在接受这次教训后，
  能以很大的勇气将这本书来一个彻底的改写。因为，这本书的主题（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值得写的。”
  茅盾这样一封非常谦虚，非常诚恳的回信，寄给了《人民日报》。但是得到的是另一种“回报”。过了几天，即　1952
  年　3月　13　日，《人民日报》以《茅盾关于为《　战斗到明天》　一书作序的检讨》这样的标题，登出了茅盾给编辑部的复
  信，这样做法令茅盾瞠目结舌，但也令茅盾无可奈何。这件牵涉到茅盾自己的“小事”，使茅盾这位文化界最高行政长
  官，也够开眼界。从此，茅盾没有再就此事讲话。
  但作为一个大国的文化部长，作为处在政治第一线的领导，又处在最为敏感的文化战线，对政治运动自然首当其冲，
  在某个时期，某个事件上，又不能不表态。经过对《武训传》和《清官秘史》的批判，中共中央针对文艺界的状况，发
  出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彻底改造思想”的号召。此时，茅盾不能不表态了，不能再沉默了，也无法沉默了。他没有在大
  会上发言，而选择了在自己的“选集”中，给自己扣上“没有把自己改造好”的帽子，当众自责。但这种自责，没有减
  轻茅盾内心的困惑和不解。1954年文艺界对《《　红楼梦》　研究》及俞平伯的批判，由此涉及到对《文艺报》及其主编冯
  雪峰的批判；1955年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上升到政治斗争，以及随后开展的全国性的反右斗争，这些目不暇接的政治斗
  争中，茅盾只被动参加，只有招架。　1954　年　12　月　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
  席会议上，茅盾作了《良好的开端》的总结发言，发言是代表个人的，把这几年文艺界的政治运动尽量拉到学术讨论上
  去，而且，一个短短的发言，还大量引用别人的讲话，借用人家的观点，让人看了以后，有点忍俊不禁，他说：“5　年
  来，党中央屡次为我们敲起警钟：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直到此次的‘红楼梦’批评。党这样地鞭策、督促，都为
  的是关心我们，教育我们，提高我们。”“郭主席（指郭沫若）又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们：老年人只要‘肯努力学习，同
  新生的力量站在一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认真地武装自己，端正我们的立场观点，提高我们的工作热情，加强我们的
  战斗性，健全我们的好胜心，即使接受新鲜事物的敏感性要迟钝一些，但总不至于过早地陷没到麻木不仁的地步。’我
  愿意上了年纪的人都把这几句话当作座右铭。”因为茅盾也感到郭主席的话里，有自己的影子。至于《文艺报》的问题，
  为了保护冯雪峰他们茅盾主动承担责任，“作为作家协会主席的我，应当负重大责任。”
  随着政治运动的频繁开展，茅盾尽管不熟悉，不理解，但还是在一定场合下，不多不少地表态，如《必须彻底地全
  面地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三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必须加强文艺工作中的共产党领导》、《提高警惕，
  挖尽一切潜藏的敌人》、《明辨大是大非，继续思想改造》、《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等，都是在各个政治运动中
  的表态文章。如对丁玲的粗暴批判中，茅盾内心十分痛苦，丁玲是茅盾在平民女校和上大讲课时的学生，对丁玲的了解，
  莫过于老师了，丁玲的每一点成绩，茅盾心里都清楚。但在　1957　年全国性的批丁、陈（企霞）时，一下子把丁陈打成
  反党集团，对此，茅盾大惑不解，丁玲怎会反党？但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不能不讲话，又不能昧着良心讲话！因此，他
  在　1957　年　8月　3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作了《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的关》发言，他说：“我不明白丁玲为什么不
  愿意彻底坦白交代，回到党的怀抱，洗心革面，而宁愿这样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
  难道她不感到精神上痛苦吗？？？对丁玲的态度，我实在很失望。她今天的讲话很不老实。她还在那里打算用抵赖
  的方法混过关去。她为什么面对着这许多铁的事实，还企图狡赖？她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分析
  的很深刻。“仔细分析茅盾这篇批判丁玲的发言，很耐人寻味，实际上，茅盾对丁玲是了解的，因在位上，不得不发言。
  但是，即使像这样的违心发言，后来茅盾也是能避则避，拒绝写文章。在　8月　3日发言后，他以有病为由，拒绝写批判
  文章。并写信给邵荃麟，请他出面给有关部门打招呼，不要来向他催写稿子。
  荃麟同志：最近的几次丁、陈问题扩大会议我都没有参加，原因是“脑子病”（西
  医这样说，因其和一般神经衰弱不同），病情是：用脑（开会、看书、写作——包括写信），过了半小时，就头晕
  目眩，额角两穴胀痛；于是要休息半小时多，然后再能用脑。但这次却只能用半小时的一半或多些就不能再用了，如此
  递减。因此，一篇长文（万言以上），我非分两次看不可，不然，尽管看完了，脑中毫无印象，这样的痛状，表面看来
  能吃，能起来，不发烧，和健康人一样，就是不能用脑——倒可以体力劳动。如擦皮鞋、扫地等。我家有一周时间没有
  女工了，我自己房间就归我扫、抹等等。我今天向你诉苦，就是要请你转告《人民日报》八版和《中国青年》编辑部，
  我现在不能为他们写文章，他们几乎天天来电话催，我告以病了，他们好像不相信（当然，也难怪，一般说来，不住医
  院是不能称病的；但我这病，住医院不解决问题，徒然占了床位，不如我不进医院）。可否请你便中转告：不要来催了，
  一旦我脑病好了，能写，自然?